很多時候我們會反思一個問題：“歷史是由少數人還是多數人書寫的呢？”或者說，創造歷史的是滾滾向前的人民洪流還是個中翹楚呢？

這個問題其實是很難回答的，就好比“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勢時”一樣，因為這是一個相生的共同體，大的趨勢是基礎，小的人物是助力，兩者是相輔相成的，是相互成就的。

但是，我們永遠要明白一點，那就是“歷史永遠是人民書寫的”。更要明白，歷史的程序，永遠是極少數人推進的。

在“秦國統一六國”這個大的歷史趨勢和“商鞅變法”的商鞅這個歷史人物之間，我們只有把握了上述的基本原則，才能真正得到合理的認識和借鑑。

兩週八百年，戰國時代相互絞殺了近三百年，主戰場的中原豪強群起，文化武功燦爛非凡，但最終的勝利者，卻是前面六百多年幾乎沒人搭理，沒人看得上的秦國。這其實很出乎人們的意料。

人們後來進行各種分析，說秦國那塊地好，四塞之國，關中大糧倉。說秦國佔天時地利、西北是乾卦。說秦國老百姓生性勇猛，天生就是戰士等等。這些其實都是都是原因，但其實都是表面原因。秦國最終統一天下，和商鞅這個人是密不可分的。商鞅對於秦國來說，確確實實達到了“一人興邦”的效果。

但是，商鞅卻並不是秦國的本土人才，而是秦國的老對頭魏國的人。這種在今天可不想象的人才流動現象，在戰國時代卻是一種文化常態。原因有幾個方面：一、那個時候小國林立，“出國”是一件家常便飯的事情；二、那個時候的文化意識比較自由，百家爭鳴，各大學派相互競爭，從而相互成就；三、各國信奉的文化核心各不相同，所以實際上形成了差異化的發展（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當時的秦國，地處邊陲，本就屬於文化荒漠，人才的產出數量和質量和中原大地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所以歷史上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秦國幾乎是重用六國的人才消滅六國的！

商鞅是衛國人，他又是怎樣投奔秦國的呢？他本是魏國宰相公叔痤的隨從，那個時候還叫公孫鞅，因才華橫溢而備受重視。在公叔痤快要病逝的時候，公叔痤向魏惠王推薦了他。

魏惠王對宰相公叔痤一直很器重和依賴，看到他行將就木，不由得悲從中來：“人夭壽有命，誰能不死，但你過早的離開我和人民，國家大事，我和誰磋商？”

公叔痤說：“咱們的緣分就到這了，有啥事下輩子再說吧，不過您的苦惱我替您憂愁過，我的隨從官公孫鞅，年紀雖輕，卻胸有奇才，可替我幫您治理天下。”

這是戰國時期盛行的人才舉薦制，但是這個制度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就是忽略了人性當中的信任成本。對於一些心胸不夠開闊的君主的人來說，很容易產生“結黨營私”的懷疑。魏惠王當時就有這樣的疑慮，面對公叔痤的建議有點猶豫。

一生閱人無數的公叔痤人老成精，自然從魏惠王的猶豫中讀懂了他的心思，於是請退了惠王身邊的隨從，對他說：“大王如果不打算用他，請馬上殺掉他，此人若投敵國，他日必成魏國大患。”

魏惠王沒想到公叔痤今日之言會一語成讖，只是覺得更迷糊了，一會讓我重用他，一會讓我殺掉他。這難道是病糊塗了？支吾了幾句，便起身告辭。

魏惠王走後，公叔痤馬上找來了公孫鞅，十分誠懇地告訴了他實際情況，並勸他趕快逃跑。

但此時的公孫鞅還很年輕，在政治上還不夠成熟，笑道：“他不肯聽您的話用我，怎麼又會聽您的話殺我呢？”此時的公孫鞅把玩政治的國君想得過於簡單了，事實上，很多國君用人時比較猶豫，殺人的時候卻從不含糊。就算魏惠王不殺他，萬一明白人公叔痤臨死前突然想要為國盡忠，改變主意要殺他，他能怎麼辦？

在已經有跡可循的生死苗頭上迅速採取行動是每一個優秀政治家的必備素質，高手都是透過蛛絲馬跡得出判斷迅速行動的。由此看，公孫殃尚需歷練。

不過稚嫩的公孫鞅很幸運，或者說命不該絕，魏國沒有人再在意他這條命。公孫鞅在魏國又等待了一年，希望能夠尋找機會和運氣，但是最後潦倒得連飯都快吃不下去了。

樹挪死，人挪活，快要餓死的公孫鞅只能跑到秦國來尋找機會，為什麼公孫鞅餓得不行了，不跑到就近韓國或者趙國去呢？當年三家分晉，畢竟曾經是一家人！因為秦國的機會大，秦孝公在人才需求上表現得很飢渴。

前兩年，在秦孝公剛剛繼位之時便頒佈了一道求賢令，大意如下：

先是緬懷了祖宗穆公（五霸之一）的豐功偉績，東擊晉國，西退戎狄。那時秦國的存在感很強，但是後來的幾位繼任者很不爭氣，國家內憂外患，東邊的魏國奪去了我們的河西之地。先王雖然想要重整雄風，卻英年早逝，創業未半而先王崩殂。一想到自己任重道遠，夙夜憂嘆。若有人才能助我強大大秦者，重重有賞。

這道《求賢令》其實是秦國歇斯底里的吶喊，因為握在秦孝公手中的這副牌確實實在有夠爛的。其一、東邊的所有戰略要衝都是魏國的，整個東線無險可守，國防上十分不安全；其二、國際地位實在不高，各國諸侯根本看不上秦國，很多重大問題上直接忽視秦國聲音。

此時的秦國，已經淪為了一個二流國家了。秦孝公是一個有尊嚴的人，他想恢復祖宗秦穆公的霸業，要重振家業，要再刷存在感和話語權。

上天往往眷顧有志氣的人，秦孝公和商鞅這對同病相憐的落魄者終於碰面了，組成了一對改變歷史的組合。

但是，一開始，公孫鞅讓孝公很不滿意，因為他玩得很虛。頭兩次見面，都是給秦孝公說了一大堆穩打穩紮、仁政德政的套話。這讓激進分子秦孝公很不感冒，秦孝公要的是立竿見影的效果，要的是暴發致富的效果。

探了兩次脈，終於探準了秦孝公的脈，公孫鞅再也不藏著掖著了，直接把他那驚世駭俗的想法一股腦給秦孝公倒出來了，他提出了一個叫做“霸道”的大框架行政方案。直言不諱地告訴他，想要效果，就必須要鐵血手腕地改革，要破而後立地重建。你不是想恢復你祖宗的榮光嗎？夠膽子就跟我來！

秦孝公這樣的激進分子要的就是這種立竿見影的效果，要的就是這種毀滅一切的風情，於是兩人一拍即合。當然，秦孝公在朝堂之上討論公孫鞅的“核武器”方案時，一石激起千層浪的場面是可想而知的，幾乎所有的人都用盡全力地噁心、詆譭公孫鞅，他的“核武器”方案也被斥為胡說八道。

這是歷史上所有變革的基本套路，公孫鞅用他的一段很經典、很強大的話順利地再給秦孝公打了一針強心劑，這段話值得大家背下來，主要意思有：

1、先是說明庸人們的眼界有侷限——就尋常人而言，他們的能力只能看到眼下的事，面對偉大的突破時，他們一上來不可能熱心投入。

2、人性醜陋，人們的意見是不值得當回事的——他們會有閒言碎語，他們會冷嘲熱諷。可是等豐碩成果顯現後，他們又會歡天喜地的第一個衝上去摘桃。

3、強人自己得有主意——真正品格高貴的人，絕對不會隨波逐流，建立不世功業的人，絕不會徵求每一個人的意見。

4、反傳統、打擊舊思想——只要能使國家富強受益，不一定要遵循傳統。

5、庸人懶惰，書生誤國——普通人只習慣於他們的那種生活方式，書生們的建議又往往侷限性很大，這兩種人，讓他們在具體職位上處理刻板事物，是上選，但千萬不能跟他們討論大政方針。

6、您智慧，我賢明，這才是關鍵——平凡人實踐執行，賢明人變法改革，智慧人指出方向。

兩個“好戰分子”透過這一番邏輯梳理，終於情投意合了，鐵了心要共創大業了。於是，歷史上著名的“商鞅變法”終於開始了（因為公孫鞅後來被封到商地，所以又叫商鞅）。

改革，是一件錯綜複雜、難度極高的事情，所以絕對不能一開始就秋風掃落葉、高山滾大石，必須要像庖丁解牛那樣順著脈絡來，這是技術層面的問題。那麼商鞅的邏輯思路是什麼樣的呢？

商鞅認為有五種人屬於蛀蟲、害蟲，必須要清除，不能清除就要改變他們的基因：

1、空談誤國、遊手好閒之人——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遊而輕其君

2、優哉遊哉、麻木不仁的人——事處士，則民遠而非其上

3、鬥勇鬥狠、不受管制的人——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禁

4、販賣技藝、挾技自謀的人——技藝之士用，則民剽而易徙

5、投機取巧、四處交易的人——商賈之士佚且利，則民緣而議其上

這五種人多了，田地就荒了，咱國家就完了。因為空談的人靠嘴；隱逸的人靠心；鬥狠的人靠力；賣藝的人靠技；買賣的人靠錢。這些人都能自己生存，所以生來不太服管。

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資。民資重於身，而偏託勢於外。挾重資，歸偏家，堯、舜之所難也

這五種人來去自由、天下可去，不僅您逮不著、控制不了，關鍵他們還會像病毒一樣，有很強的傳播效應，能帶壞其他人，神仙難治。

商鞅對秦孝公說，對於一個國家領導人來說，什麼人最重要，聽話的人最重要，能控制的人最重要。一個是農，一個是兵。農要在地上種，兵要靠國家組織。但是上述五種人，弄得老百姓們都不想種地打仗了，所以必須要管制。人人都在往張著大嘴扯淡博富貴的方向發展，往低買高賣的方向去經商，從事農耕的人越來越少，辛辛苦苦的耕作反而養著這幫社會的蛀蟲。

今夫螟、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為螟、螣、蚼蠋亦大矣）

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猶無益於治也

所以，商鞅建議秦孝公：把所有人都變成農民！並舉例論證：

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

並給出了“發展農業和農民”的四大好處：

1、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

2、信可以守戰也；

3、壹則少詐而重居；

4、壹則可以賞罰進也，壹則可以外用也；

老百姓要是看到清談、投機倒把、做生意就能升官發財，就能養家餬口，誰還願意辛辛苦苦去種地呢？

見言談遊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以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

老百姓不種地，就愛滿世界亂竄，你就逮不著他；你逮不著他，就更沒辦法讓他幫你守城和打仗。

則民輕其居，輕其居，則必不為上守戰也

作為君主怎麼能讓百姓們過他們想要的人生呢！怎麼能讓他們輕鬆的過日子呢！這個老百姓的一生啊，沒有比干農活更苦的了，所以“輕治”是不能奴役他們的。

民之內事，莫苦於農，故輕治不可以使之

啥叫輕治呢？就是農民窮，商人富；糧食賤，金子貴。不禁止商業和手工業，就永遠會讓農民們眼紅，因為種田最辛苦，還獲利少。

末事不禁，則技巧之人利，而遊食者眾之謂也，故農之用力最苦，而贏利少，不如商賈、技巧之人

那怎麼樣才能讓老百姓都老老實實去當農民呢？商鞅又丟擲了大殺招——重稅！重稅收得那些不想種地的人感覺還不如種地就行了。

不農之徵必多，市利之租必重，食貴，糴食不利，而又加重徵，則民不得無去其商賈、技巧而事地利矣

只要老百姓都乖乖地去種地了，這樣國君就能隨時隨地地管制他們、徵調他們，整個國家也就真正掌控在朝廷手裡了。

故民之力盡在於地利矣

那麼，問題也就出來了，萬一有人不聽話怎麼辦？就愛抬槓怎麼辦？所以，“商鞅變法”的另一個重頭戲——法律也呼之欲出了。嚴刑峻法，誰不聽話就弄死誰！

商鞅對秦孝公說：“您得加重刑罰，慎用賞賜。對於膽小的人用刑罰來讓他們作戰，斷了他們的退路。對於勇敢的人使用獎賞的辦法，他們就會不怕死的為了那點賞賜死在戰場上。而且呢，經過我的測算是有比例的：

稱王天下的國家90%的刑罰，10%的賞賜（王者刑九賞一）；強大的國家70%的刑罰，30%的賞賜（強國刑七賞三）；弱國的刑罰和賞賜一般各50%（削國刑五賞五）。

而且不光刑罰多就行了，咱還得刑罰狠呢！必須得是小罪重刑，弄得他們一點錯都不敢犯，這國家才能強大（行刑重輕，刑去事成，國強）；重罪重罰，輕罪輕罰，這種刑罰老百姓永遠會犯錯，這國就完蛋了（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國削）；光重刑罰一個人還遠遠不夠，必須株連他們的父母、妻子，兒女，這樣老百姓就徹底不敢犯法了。（罪死不赦，刑及三族，重刑，連其罪，則民不敢試）；所以說像砍頭、砍腳、臉上刺字呀，這哪裡是傷害民眾啊，這是防止他們犯罪啊！（夫先王之禁，刺殺，斷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傷民也，以禁奸止過也）”

以上便是“商鞅變法”的基本邏輯框架，我們再來梳理一下：

1、先劃成份，明確敵人。五種國家敗類必須要消滅。

2、明確中心，一個是農，一個是戰。老百姓都去種地，君主就能控制他們，隨後就能徵調他們去擴大土地和保衛政權。

3、用什麼方法逼迫老百姓乖乖地去種地呢？嚴刑峻法然後時不時給棗吃——打九棒子給一個棗。

4、如何定義“重刑”呢？就是必須得狠，最輕是砍腳，然後面積要廣，必須把三族給牽連進來。總之，讓你的犯錯成本無限擴大化，這樣才好指哪打哪地指使你。

梳理完畢之後，我們可以發現“商鞅變法”在邏輯思路上是環環相扣的，從確定目標到明確中心，從方式方法到成果保障，都是經過嚴謹的邏輯推演的，這也是“商鞅變法”最後能夠取得成功的理論基礎。

商鞅在上述的邏輯鏈條之下，對秦國進行了徹底的改造，效果是顯著的，秦國終於奮六世之餘烈，一統天下。但秦國在這種邏輯的強大副作用的反噬下，二世而亡，也不是沒有原因的。當然，這是後話。

但是，對於商鞅的行為邏輯，我們還是一分為二來看待的，我們不能基於秦國最後的成就，就盲目地對商鞅崇拜和美化。商鞅這個人在本質上是一個揮舞著鐮刀的人間魔鬼，但他的創造力和洞察力是驚人的，他開啟了秦國這臺戰爭機器，並讓它高效地運轉下去，其實在本質上他和後世的希特勒是一樣的人。

然而，是否我們就應該全面對商鞅進行道德批判和指責呢？這也是有失偏頗的，因為商鞅在人類文明的管理制度上，是有非常獨到的建樹和功勞的，包括他的很多創舉和理念，其實是沿用至今的。比如行政單位的劃分等。

在歷史上，其實像商鞅這樣的備受爭議的人物很多，我們只有透過不斷地去梳理他的背後邏輯和思路，才能真正地辯證地、客觀地對其進行評價和認識。關於商鞅變法的內容和效果，包括它的缺陷，我會在下一篇文章中詳細地和大家來分析和分享。這篇文章，只是希望大家能夠透過商鞅瘋狂的魔鬼設想，意識到人性之中自始至終都有我們或看不見、或忽視了的陰暗和夢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