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當勞隔壁桌一對母女在對話，好吃嗎？好吃~喜歡媽媽嗎？喜歡~

好與壞、黑與白、是與否，在日常生活中是再常見不過的一種言說方式，人們主動的或者被迫的在這種言說框架中進行選擇。有人認為切分之後的正確選擇，會讓人通向幸福；但也有人覺得正是這種選擇，讓人陷入孤獨以及令幸福成為一種虛妄。

克爾凱郭爾在《非此即彼》中就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描述——結婚，你會後悔；不結婚，你也會後悔；結婚或者不結婚，兩者你都會後悔。

如果所有的選擇最終都不可避免的後悔而無法獲得幸福，那麼人生就陷入到了選擇本身的孤獨當中，選擇所帶來的無力感與患得患失，讓人最終墮入深淵，無法逃脫。

那麼人為什麼要做這種非此即彼的選擇呢？

很顯然，所謂非此即彼，就是一種典型的二元論結構，是與非是這種結構迫使人做出選擇的框架，但遠不止於此。人類文明中，最具有影響的二元論段必須就要提到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他用反思自我的方式，切分出人生存與世界上首要的二元區別——我與他（它）。

用形而上學的語言來說，就是“主體-客體”這一對二元區分，而通俗的來說，就是關於自我和世界意識的確立。

探索一個問題，我們往往需要回到源頭。那麼關於自我和世界的區別，可能就要回溯到一個人產生自我意識或者說將自我跟外界能夠明顯區別開的童年時期。但人們無法鑽入一個兒童的腦袋，只能透過一些心理學的研究來去側面印證。

有很多實驗顯示，人的自我意識，也就是能準確識別出“我”這一點，是明顯落後於對外界的認識的。也就是說人先認識到外界，然後慢慢確立了自己。這就跟笛卡爾當年以成人視角思考正好相反，笛卡爾先反思到有一個“我思”的存在，然後開始了他的判斷歷程。

如果從現實角度看，對世界認識先於對自我的認識，那麼就會產生一個有趣且重要的問題。一般來說，我們會認為先發生的是原因，是更根本的存在。那麼世界意識先於自我意識的存在，是否能說明對外界的感知比人內心的存在更加本質？

這個問題對應到一些哲學思潮中來看，就涉及到了關於人本質的討論。即人是否有一種恆久的、天生的本質，還是隻是由環境所刺激和塑造的。薩特就說，存在先於本質，並沒有什麼人的本質能超越存在的，首先要存在，然後才有本質的呈現。

康德肯定不同意這種說法，在他的哲學體系中，有兩種“先於”。即時間上的先於，和邏輯上的先於。康德認為，現實的經驗是產生認識的基礎，也就是時間上在先，但人認識世界有一些前提，也就是人思維中的範疇，只有這些範疇的應用人才可能抽象出概念，這些範疇就是邏輯上的在先。可以簡單的說，康德雖然肯定了存在在先，但同時也認為人的本質的存在和作用。

薩特與康德之間的關鍵對立，就是在於——人是否有共性、永恆的本質；還是隻有經驗、環境的特質。這也是“我-世界”這對二元觀念中的核心問題，雖然我們透過世界來驗證了我的存在，但作為人，我們是否能有一種超越世界的永恆的尊嚴，這個問題就促使人們做出對本質的探索。

對此，不妨做一次向內的思維探索。當人提到“我”的時候，究竟意味著什麼？

顯而易見的是，“我”是一種抽象的概括，他意味著有一個持續存在著的、穩定的、承載了過去的經驗、並能面向未來的思維主體的存在。這其中最明顯的一個特徵，就是“統一性”和“同一性”。

將一個人的前後經驗進行統一，都歸納到這個人的屬性之下，並認為這些經驗的體驗者都是同一的，這就是自我的一種感知方式。雖然人的存在無論從生理上還是心理上，每一刻都是不同的，但絕大多數人都會忽略這些不同，而確認一個穩定的“我”的存在。

當然，人也不僅僅只對自己使用這種思維方式，當我們看到一個物體，雖然經歷了時間的磨損，依舊會認為它跟許多年前看到的是一件東西。如果把這種思考方式擴大，延展至一個我們甚至都無法想象到的程度，就得到了“世界”——想象所有存在的一種統一和同一，如果給它們加以概括和命名的話，我們就稱之為世界。

這種想象，甚至超越了時間和空間，因為統一和同一就意味著將時間和空間維度抹去，無論之前怎樣，之後怎樣，在這或者在那，所有的變化都可以被概括。在此基礎上，人就可以獲得一種時間和空間之外的想象，諸如永恆的愛、萬物的平等和諧、靈魂的自由等等。

由此，還產生了一些特別重要的副產品。

當我們談論意義或價值的時候，往往需要用對比的方式，也就是用尺子才能量出長短，用一種第三方的眼光才能看到意義或價值。如果人無法超越自身和眼前的環境，所有的評價都必須且只能是自身和眼前的存在物。但當人可以超越時空進行更廣闊的想象時，人的意義或價值，就可以超越自身和當下的存在，可以擴充套件到世界的角度，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有人可以為愛或自由這些信念而甘願放棄當下生命的行為。

信念，這個充當判斷和衡量標準的東西，並不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整理一下人所能產生的認識，最基本的是判斷，在判斷之上可以形成知識，知識之上就是信念，再進一步就是信仰了。在“判斷-知識-信念-信仰”這四個連續的概念中，有這一條明顯的分界線，就是在知識和信念之間，在此稍微展開一點談談知識和信念，當然在此之前還是要了解一下這一切的總體——認識。

最早，人們對“認識”的認識，基本固定在——認識是對世界的反映，而且可能還是不完全和不完善的反映。就像柏拉圖提出的洞穴隱喻，人只是認識到真理投射出來的光影。

雖然之後有很多哲學家試圖對這種觀念進行反駁，比如洛克、休謨試圖透過懷疑的方式，來質疑人是否真的能夠反映世界。但這種反駁也都在認識是反映世界的大框架之下進行的。

直到康德站出來，對這一觀念進行了“哥白尼革命”式的挑戰。康德認為，在認識中，人不僅僅是反映現實，同時也用人類所共有的、先天存在於思維中的“範疇”對概念進行加工。簡單的說，認識是一種在主觀能動性的基礎上的對客觀的反映。

隨著科學對人心理研究的深入，一些實驗也發現，人在認識世界的時候，也不是照單全收，而是會透過自身的選擇，過濾掉很多資訊。直觀的來講，人會根據自己的文化、興趣愛好、當時的心理狀況來篩選所要認識的東西。

如果將這個觀點推向一種極致，就產生了一種新的認識觀念——即人的認識來自於人及其所在社會的“建構”，這就是後現代的認識觀，也就是所謂的建構理論。這種理論認為，認識所產生的知識，不是絕對的，而是受到文化、環境的影響，甚至是被文化、環境所塑造的。

如果說，“我-世界”的劃分的主要問題是我是否有恆久的本質的話，那麼認識的問題就在於人在認識中能有多大程度的自由。這個問題，也就反應在“知識-信念”這一對概念中。

通常而言的知識，被認為是一種可以傳遞、學習和使用的規律性的總結。如果用一對二元對立概念“偶然-必然”來描述的話，知識就是對必然性探索之後的結論。必然性的存在，是知識存在的前提，否則知識就只不過是偶然的、片面的、臨時的，這就導向了建構理論。

對於普遍性的探索，是上千年來人的一種共同的衝動。向內去看，人需要在無數個偶然經驗中發掘並儲存一個必然、穩定存在的自我。也許正是這種意圖的向外運用，使得我們也希望在變動不居的世界裡，發現必然性。

但不能由此就判斷說，人對穩定自我的需求，產生了對外界必然性的探索。只能說這兩者是一種同構的言說，或者可以說互為隱喻。實際上，對自我的確認，還包含了對前述自我的一種不斷追尋，這種追尋的方式，投射到現實世界裡，就是與“因果”關係同構，而因果模式，也是人產生知識的核心。

在知識的總體中，有一類比較特殊的型別。如果一種知識被社會層面廣泛接受，就可以稱之為常識。但隨著這個社會群體的大小的變化，小範圍內被接受的，就打破了常識的界限，可以稱為信念。

信念跟常識一樣是一個有用的東西，並且更加個人化。它可以讓人有一套自己的規則，決策起來更加輕鬆。在信念的指引下，如果做對了，人會加強信念，如果做錯了，很多時候並不會削弱信念，反而信念會成為減輕人自身負罪感的一些東西，將做錯事的愧疚以信念的名義撫平。

如果從更普遍的角度來去觀察信念，就會發現它與自我的一致性，甚至可以簡化的來說，自我就是信念的集合，人利用信念進行判斷，進行選擇，同時在判斷和選擇之後，產生新的信念。

很多時候，人會產生一種錯覺，信念就是現實，這也是有原因的。如果說信念構成一個自我的子集的話，那這個子集具有一種連線自我和世界橋樑的作用。對世界來說，信念是自我的表達，而對自我來說，信念彷彿是世界的規則。

可以說信念是人用概念在內心中分離出的“我-世界”的對立方式，是世界法則透過人的再加工之後形成的一些個人看似無法打破，但實際上卻並不等同於客觀法則的規則。

回溯一下，從非此即彼的二元觀念，我們一路走過來，竟然探討了我與世界，知識與信念等諸多問題，在這些言語的探索中，越發的讓人感受到，如果沒有二元的劃分，沒有這種彼此拉扯又相關聯的對立關係，就說不出任何話，也無法思考任何內容。

由此迴歸到對二元論的探討上，可以有一種浪漫的解讀，即與人生最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同構——生與死，這就意味著是與非、存在與非存在，對於生死的觀念，導向了將世界區分為非此即彼的關鍵。但這從邏輯上來看，也不過是種一廂情願的隱喻。

如果從言語以及思考的角度出發，就能得到一個全新的發現。二元論並不是什麼神秘、特別甚至浪漫的東西。二元只不過是人類辨別世界的開始，或者說一個起點，一個抓手。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如果只有一，那一切混沌在一起，是無法進行分辨的，沒有分辨就無法認識，沒有認識也就沒有任何能夠思考的東西。

所以只有將一掰開成為二，人才能有了分辨能力，可世界何止對錯、黑白，一分為二之後，還可以繼續向下，就如兩儀生四象，四象成八卦一樣，將二分不斷的運用，就成了人對這個世界的顆粒度更細緻的認識方式。

所以說龐大的二進位制計算世界的存在是不無道理的，這種二分法可以做到非常精確的模擬。所謂的科學，也不過就是一種分類研究的學問，一切科學的前提，就是要進行分辨，而一切分辨的起點，就是二分法。

雖然二分法是個非常有用的東西，但也會帶來一些頑固的後遺症。這僅僅是人認識世界的方式，但並不是世界本身。就像數學，可以對現實世界進行計算，但數學本身無法構成現實世界。二分法就像是切蛋糕的刀，但它並不是蛋糕本身。

很多人會墜入到將二元論視為現實的深淵，有一些問題，諸如，認為黑白是絕對的存在，或者事事都要分出個對錯，這些的影響已經深入到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無法從思維中剔除掉，這種工具已經跟人本身合為一體，失去了，就無法進行任何的思考。

但還有一些問題，比如在一些意識形態上的區分，在很多本就模糊問題上的強迫性的非此即彼的選擇，就會導致類似於對猶太人的清除、強烈的歧視、不平等的對待的發生。

二元論，不過是一種分辨的方法。況且，如果從不同角度看，就如蛋糕可以豎著切也可以橫著切一樣，世界會有不同的分類方式。二元論這個基礎的分辨，可以在這樣一種探索中進行擴充套件——多元化、多視角的分辨。

將事物切分的更細，就會產生更多元的觀點，這些觀點的分辨和綜合就會更加貼近現實，同時在切分的時候，從不同角度，以不同立場，進行多視角的分辨，也會帶來更豐富且均衡的看法。

生動的世界，一定不是二元的，多視角和多元化，也許會更貼近我們所身處的世界。二元論只不過是一種原始的抽象，就像孩童在智力的發生階段只能進行二元的切割一樣，隨著人類整體智慧的增加，二元一定不能再是對世界的描述，它僅僅是一種可以不斷進行下去的方法而已。

不過二元論的背後，還有一個隱藏著的重要內容，雖然不容易被發現，但卻是二元論給人類帶來的最寶貴的財富。無論是黑與白、好與壞這些二元分辨的背後，都意味著一種關係的存在。黑相對白才能說黑，好相對壞才能說好，這種相對性，就是關係的一種型別。

當然，多元、多視角也都是關係，所以在這些可以用來分辨和理解世界的方法當中，也存在這一種“元分辨”——即世界是關係的，這並不是說有一種關係確實的存在著，只不過是說，用關係來認識世界，是一種基本的認識方式。

所以，如果在是與非、存在與非存在這種對立中，放棄任何一面，而轉向尋求這二者之間的關係，以及關係帶來的彼此判定、轉化甚至統一上，那麼人的思維也許會上一個臺階。

“上一個臺階”，是什麼意思？這種圖示化的隱喻，也被二元論的幽靈所支配著，背後的旁白無非在說著，會變得更好。同樣也是掉入了好與壞的區隔。但這是在所難免的，離開了這種區分，我說不出任何話。

人生的很多煩惱可能都來自於這種分辨，也就是克爾凱郭爾所描述的非此即彼中的選擇的那種困境，在這些困境中最大的就是將自我和世界分別開，不誇張的說，人生一切的困擾都來自於將我跟外界進行對立的劃分。

也許可以利用“關係”這種更加居中的視角，來看待我跟世界的對立，也許就會讓人變得更加通透、輕鬆，甚至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