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李彪 每經實習記者 李明明 每經編輯 陳旭
自2017年起，我國出生人口“四連降”，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結果更是敲響了老齡化和低生育率警鐘。
安徽省最新公佈的資料：2017年~2021年出生人口分別為98。4萬、86。5萬、76。6萬、64。5萬、53萬（預測），年增長率為-12。1%、-11。4%、-15。8%、-17。8%，出生率呈快速下降趨勢。其實不止是安徽，多地都面臨著極為嚴峻的人口形勢。
到底是什麼原因讓我國的人口問題越來越嚴峻？我國又該如何應對？《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近日對攜程集團創始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梁建章進行了專訪。
梁建章 受訪者供圖
作為國內最早開始研究人口經濟問題的專家，梁建章告訴記者，鼓勵生育的方式有很多種，其中也包括要降低不婚和晚婚的影響，幫助大齡女性延長生育視窗期，允許單身女性凍卵，並降低育兒的機會成本。
梁建章還建議，國家可以考慮用相當於GDP2%~10%的財力來鼓勵生育，如果按照中國每年需要多生1000萬的人口來計算，每個小孩可以給予最高約100萬元的獎勵，但這並不是說直接給予100萬元現金，而可以是部分現金，或以減稅、購房補貼等方式來實現。
在教育減負方面，梁建章建議初中和高中合併，把學校的班級分成快班和慢班，“快學生”4年畢業，“慢學生”仍然5~6年畢業。小學也可以適當縮短到5年，大學本科可以按照學生的速度維持在3~4年之間。
不婚和晚婚影響非常大
NBD：
2017年以來，我國出生人口出現“四連降”，最新的統計顯示我國總和生育率僅有1。3，您認為原因是什麼？目前有效提高生育率的措施是什麼？
梁建章：
目前中國的低生育率問題非常嚴重，我們需要的是採取力度更大的鼓勵生育政策。
放眼全球，隨著女性教育水平和職業發展的提升，很多職業女性不願或者未能婚配，導致各國的結婚率基本上都在逐年降低，這並非中國特有的現象。
假設女性不婚的比例達到30%，而且不婚女性都不生孩子，那麼即使另外70%的婦女平均生育兩個孩子，這個國家的總和生育率也只有1。4。
有調查顯示，當前在北歐國家，大約有40%~60%的孩子來自婚姻以外。這可能是因為北歐國家對非婚生育比較寬容，而政府又提供了豐厚的養育福利，這就讓很多單身女性願意且有能力獨立生育和撫養小孩。
現代職場女性要兼顧事業和家庭，在精力和時間上往往會發生衝突。一個年輕女性通常要23歲左右才完成本科學業，如果要修碩士學位則要到26歲前後，有些科研崗位往往還需要攻讀博士學位，所以在30歲前，這部分女性可能沒有太多時間去尋找合適的終身伴侶。
2018年的調查顯示我國適齡單身女性群體就已超過8000多萬，據預測現在恐已接近1億。在這些單身女性中，雖然很多人不願意“將就著”結婚，但其中渴望當母親的人大有人在。但女性最佳的生育年齡一般是在35歲之前。如果一名女性到35歲還未找到合適物件，在沒有技術幫助的情況下，她們就很可能會失去養育小孩的機會。
凍卵和其他相關輔助生育的技術最大好處就是能幫助這部分職業女性延長其生育的視窗期，幫助她們完成當母親的願望。雖然這些措施目前存在爭議，但鼓勵生育是個世界難題，應該考慮嘗試各種創新的辦法。
我們國傢俱有強大的政策執行力，也有能力去推行鼓勵生育的政策。但假如等到中國經濟未來被老齡化拖累，那時鼓勵生育的最佳時機可能已經過去了。
生育友好就是對女性友好。很多歐美國家允許女性選擇透過這樣一些輔助生育方式來延長自己的生育壽命，降低育兒的機會成本，中國在這方面的立法還相對滯後。
人口轉變模型的四個階段
輔助生育不應該說是女性生育的福利，而應是女性生育的權利。我們也應該尊重女性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透過凍卵等其他輔助生育技術增加生育機會的權利，當然，法律上需要對此進行調整和規範。
NBD：
允許單身女性凍卵可能帶來什麼風險？
梁建章：
就像之前說的那樣，輔助生育為單身女性帶來最直觀的好處就是可以延長生育視窗期。但是也可能會導致女性獨立性進一步提高，進而引起結婚率和生育率下降。
但事實上，提高生育率和女性地位並不矛盾，北歐國家能夠實現女性地位和社會福利的同步提升，也成功避免了低生育率陷阱，值得我們借鑑學習。
我們必須提供各種福利以幫助女性和家庭來撫養子女，還要及時調整男女分工和擇偶等傳統觀念，讓男性更多地參與家務和養育孩子。在現代，一個對生育友好的社會也必須是一個對女性友好的社會。
立法保護單親家庭
NBD：
2021年9月，全國首例“單身女性凍卵案” 二次開庭審理，法院未當庭宣判，但輿論仍廣泛關注，認為此案是具有重大影響性的訴訟，可能促進相關法律得以完善。此前在全國兩會召開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彭靜建議賦予單身女性實施輔助生育技術的權利。請問您如何看？
梁建章：
從目前的環境來看，推行女性輔助生育的難點主要在於社會的看法，也就是說我們所處的社會是如何去看待輔助生育這件事。
其實，有很多女性在接受輔助生育後都會選擇獨自撫養子女，我並不提倡在中國出現更多的單親家庭和非婚生育，包括從子女教育的角度來說，同時獲得來自父親和母親的照顧肯定是更理想的模式。
但我們又必須承認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正在出現更多的單親家庭。面對現狀，我們需要在政策和觀念上都消除對單親家庭的歧視，那些有能力和意願去獨立撫養小孩的女性，也應該公平地享受生育的權利和福利。
因此，我建議在法律和法規上去除對單親家庭的歧視，充分保障單親家庭的合法權益，避免他們在戶籍登記、入學申報等方面遭遇到額外的困難。
實際上，在法國和北歐國家有大量的小孩是非婚生育，這些小孩並不都是人們想象中的意外生育，很多媽媽都是高收入和受高等教育的婦女，她們在對社會保障有所預期的前提下，會主動選擇建立這樣的單親家庭。
那麼在中國，如果一位職場女性作出類似的選擇，她和子女的權益也應當受到與其他家庭相同的保障，而不是讓單親媽媽成為一個會遭遇到歧視性對待的名詞。
建議用GDP的2%~10%鼓勵生育
NBD：
除了不婚和晚婚，您認為拉低生育意願的原因是什麼？
梁建章：
為什麼現在的年輕人不願意生孩子？關於這個問題，大家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但比較一致的是，目前中國大城市的房價太高了。
中國有部分城市的房價收入比超過20，是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兩倍左右。比如，根據澤平宏觀Numbeo的資料顯示，深圳房價收入比接近40，也就是說，對於深圳的普通家庭來說，就算不吃不喝也需要40年才能買得起一套房子。
其次，中國小孩的教育壓力和成本也是很高的。升學壓力大，導致家長不得不為此消耗高昂的費用和精力，也催生了龐大的補課產業，使得中國的育兒成本與收入相比明顯偏高。
NBD：
自從三孩政策推出以來，有許多專家積極建言獻策。經濟學家任澤平建議，一線城市生三孩，每人每月可考慮獎勵3000~5000元的現金。您也曾建議，生育一個小孩可以給予100萬元的獎勵。您是如何看待生育獎勵措施的？
梁建章：
鼓勵生育是一項綜合工程，包括很多社會政策的改革，其中就包括複雜的教育和房地產政策改革等等。這些政策改革的推出和落實需要時間，短期見效比較快的措施，是給出真金白銀的財政支援，來直接補貼多孩家庭。
世界上也有鼓勵生育成功的例子，例如北歐國家，他們在家庭和育兒方面有比較好的福利政策。因為中國的自然生育率太低了，在現有養育成本不變的情況下，鼓勵生育必須採取比其他國家高得多的財政支援力度，才能達到同樣的效果。其他國家對家庭的補貼可能佔3%~4%的GDP就夠了，中國和韓國這樣的低生育率國家，需要把GDP的10%用於家庭補貼，才能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
如果按照中國每年需要多生1000萬的小孩來計算，每個小孩需要給予差不多100萬元的獎勵。這並不是說直接給予100萬元現金獎勵，它的形式可以是部分現金，另外透過減稅、購房補貼等來實現。
有些經濟學家認為，國家沒有這麼大的財力來鼓勵生育。但我認為，中國是最有資源來鼓勵生育的，因為中國的投資率比其他發達國家都高，至少高出十多個百分點，可以說中國人是世界上最願意為未來投資的。
那麼高的投資率投到哪裡去了呢？主要是投到了各種固定資產如基建、廠房等方面，中國城市化和製造業的蓬勃發展，部分就得益於非常高的投資率。
未來中國的基建和工廠的建設需求趨於飽和，所以完全有能力從超額的用於固定資產的投資中拿出一部分來鼓勵生育。長期來看，對孩子補貼的本質，是對本國人力資源的未來進行投資。相對於當下中國經濟來說，投資人力資源恰恰是回報最高的選擇。
NBD：
目前，很多地方在紛紛出臺鼓勵生育的政策，您覺得在出臺鼓勵政策上需要把握哪些關鍵點？
梁建章：
鼓勵生育的前提，是政府不能採取強制性措施。
該政策的宏觀目標，是提升生育率至可持續發展的水平、促進人口和經濟社會的均衡與可持續發展，造福全體國民。
鼓勵生育的微觀措施，應是切實減輕家庭的養育負擔，讓普通家庭願意生孩子、生得起孩子、養得起孩子、養得好孩子。
歸根結底，鼓勵生育就是要創造各種條件，讓普通家庭能夠更長遠地規劃自己的未來，並順利地實現自己的願望，而不應該是對家庭自主權利的強制干預。
值得一提的是，當前我國生育政策出現巨大的轉變，實行了40多年的限制生育政策，終於正式轉向鼓勵生育的政策。這個逆轉意義非同尋常，將對中國和世界產生深遠的影響。
NBD：
在鼓勵生育三孩方面，您提出在高房價地區採取一定的折扣措施，比如一孩家庭房價九折，二孩家庭七折，三孩進一步給出更低的折扣，同時增加當地的建設用地指標。為什麼提出這樣的建議呢？
梁建章：
相對於教育來說，購房優惠比較容易快速見效。中國大城市的房子貴很大程度上是地價比較高造成的，而地價貴主要還是緣於供需矛盾。我們要做的是讓供地指標跟著人口流動，房價高的人口流入地區要加大土地供應，而房價低的人口流出地區就要減少土地供應。
現在很多年輕人在大城市工作，因為買不起大城市的房子，就會在小城市或縣城買一套甚至多套房，但這些房子中可能有相當一部分長期無人居住。基於這一考慮，我認為有必要把加大住宅供地和鼓勵生育的政策結合起來，讓土地供應跟著未來的生育情況走。
改變升學方式 避免過早教育分層
NBD：
近期教育部門推出“雙減”政策，您覺得我國實施此政策對促進生育會有多大的作用？
梁建章：
教育減負可能是最重要也是最難的政策設計。在我看來，推行教育減負，確實是解決生育問題的關鍵之一。
但是，現在的“雙減”新政，只是在供給側做減法，而中考、高考、重點學校依然存在，需求側實質上沒有發生改變，供給反倒是越來越“窄”，這種供求關係一定程度上是扭曲的，會讓學生和家長感到恐慌，最終效果可能不會特別理想。
想要破解這種局面，最直接的方式可能就是改變升學方式。我個人的觀點是：我國要儘快實行教育資源的均等化，避免過早教育分層，這才是解決減負問題的根本。
目前，高考制度改革和大學教育普及還沒有形成共識，或許我們可以考慮先取消中考，來達到基礎教育資源均等化的目標。這項舉措，可能會大幅度提高教育效率，減少教育不平等，也可以讓校外培訓產業走上健康的軌道，來提升家長和學生的幸福度，減輕養育成本。
NBD：
教育改革也一直是鼓勵三孩政策中社會關注的焦點，您在教育改革方面有什麼建議呢？
梁建章：
當前教育領域記憶體在的最大問題，是基礎教育已跟不上知識爆炸的速度。一旦教育體系僵化，基礎教育的效率就會下降。
我們可以假設把初中和高中合併，把學校的班級分成快班和慢班。“快學生”4年畢業，“慢學生”仍然5~6年畢業。小學也可以適當縮短到5年，大學本科可以按照學生的速度維持在3~4年之間。
慢班用兩個學期完成的課程，比如現在初中的幾何，快班可以一個學期完成。一個學生無論身處慢班還是快班，在達到標準學分以後比如80分以後，就可以進入下一階段的學習。
這樣“快學生”可以更快地完成學業，到了大學階段就可以學習更廣泛的學科，未來成為一個更全面和更年輕的科研人員。“慢學生”則可以花更多時間，用於掌握必須的一些基礎技能，比如代數等。
需要強調的是，我所提出的分快班和慢班的建議，和現在很多學校的高班和低班不同。現在所謂的高班，是補充更多更難的題目例如奧數，學完了也不能更快地進入下一階段。這就導致快學生也要浪費大量時間用於複習高考。
NBD：
假如實行快慢班，是否會造成家長爭搶上快班的另一種競爭和攀比？
梁建章：
也許有人會覺得，我的快慢班建議對於“慢學生”不公平，並且會造成爭搶上快班的狀況。
但其實恰恰相反，我的提議是讓“快學生”早點畢業，這樣可以省出很多教育資源從而增加對“慢學生”的投入，讓“慢學生”有更多的時間和教育資源去掌握課程，其中既包括中學的基礎教育課程，也包括未來職業和社會必須的本科課程。
“慢學生”不一定一直都慢，有些“慢學生”只是晚熟，給他們打下良好的基礎和工具性知識，才能為“慢學生”提供更加均等的職業發展機會，減少貧富差距。
推廣日託中心、育兒假等措施
NBD：
國際上，在鼓勵生育政策方面，有哪些值得我們借鑑的經驗呢？
梁建章：
歐洲國家鼓勵生育的效果比較好，主要原因是提供了較為慷慨的財政支援，包括現金獎勵、減稅和其他相關福利，比如日託中心等。在父母上班期間，他們的小孩可以送到日託中心。
平均來說，高生育率國家用於家庭福利的支出會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3%~4%，而低生育率國家的這項支出往往只有1%~2%。
以瑞典為例。2015年瑞典的家庭福利開支佔了國家GDP的3。5%，生育率也高達1。85左右，在歐洲僅次於法國。瑞典也是世界上首個推出父母都有帶薪育兒假期的國家。
目前，瑞典夫妻享有13個月的帶薪育兒假，這個假期還可以靈活方式在夫妻間轉讓，並要求夫妻雙方需要共同使用2個月。
除了鼓勵生育的力度較大，北歐國家生育率高，也和其女性地位較高有關係。比如2020年瑞典議會中女性議員佔了大約一半。
近年來，接受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女性比例大於男性。女性地位相對比較高，再加上社會福利好，使得女性在生育這件事上有更多的選擇。可以說北歐國家的男女平等和慷慨福利制度，是很值得低生育國家借鑑和學習的。
我們要想真正緩解女性的生育壓力，還要拿出更多的舉措。
比如擴大托幼服務。目前中國的托兒服務是嚴重缺乏的，如果缺少託兒所，夫妻雙方很可能需要有一方暫停工作去照看孩子，但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家庭需要依靠雙份收入才能足以維持養育孩子等家庭開支。
另一方面，我們應該為女性提供更友好的工作環境，可以考慮實行彈性辦公和在家辦公，提倡企業允許員工靈活地安排工作時間和地點，尤其是孕婦和哺乳期的女性可以在家辦公。
攜程十年前就嘗試允許部分服務人員在家處理客戶請求，工作效率和客戶滿意度反而提升了。最重要的是，這項措施特別受到剛生小孩的女性員工歡迎。
延伸閱讀已有地方對“凍卵”等輔助生殖技術開展立法層面的研究探索
卵子冷凍技術是指對卵母細胞進行冷凍和超低溫儲存，以治療不孕症及儲存女性生育力為目的的醫療技術，屬於輔助生殖技術範疇。
考慮到女性的生育期比男性更為短暫，隨著晚婚晚育日益普遍，一些單身職場女性對凍卵技術逐漸產生興趣，期望透過這項以液氮冷凍健康卵子的“生育保險”，在無法自然受孕或成為高齡產婦時，仍有懷孕生子的能力。
然而，目前凍卵技術規範仍遵守2003年原國家衛計委修訂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其中規定：“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但同期出臺的精子庫規範，則允許男性出於“生殖保險”目的儲存精子。
此項規範是近20年前制定，當時面臨人口增長過快、人口數量過於龐大的問題，計劃生育仍是基本國策。而如今，我國人口形勢已經發生巨大變化，出生人口從2017年以來連續4年下降，少生晚生已經成為普遍趨勢。
在人口發展面臨的新形勢下，我國人口政策也應根據現實情況適時調整，因此對一些輔助生育的政策進行改革的聲音也逐漸引起人們關注。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在備受關注的“國內首例單身女性凍卵案”中，中華女子學院教授劉明輝（已退休）在法庭上發表了《關於“凍卵”爭議的專家意見》。
劉明輝認為，針對單身女性與已婚女性凍卵申請的區別對待行為構成對單身女性的一種身份歧視。單身女性凍卵後，其使用凍卵生育時不一定還是單身，即使仍然是單身，對撫育孩子也不一定不利，醫療機構為單身女性提供凍卵服務利大於弊。
“越來越多的單身女性有生育上的需求，有的未婚，但希望像購買保險一樣把自己現階段最適合生育時期的卵子取出並冷凍儲存。僅因其沒有婚姻，就無法透過人工生殖的方式行使生育權。”劉明輝說。
劉明輝認為：“本案為舉世矚目的重大影響性訴訟，可能引領司法進步、促進相關法律完善。法院有權選擇符合憲法、法律的立法宗旨和平等、自願基本原則的條款作為法律依據，正視部門規章、行政管理滯後以及行政命令模式帶來的負面影響。”
據瞭解，由於單身女性“凍卵”仍困難重重，不少人選擇赴海外凍卵，由此也催生出大量中介機構。但由於實施凍卵手術的醫院都在海外，使選擇這項服務的人士往往難以核實資訊的準確性，再加上語言不通，當發生中介和醫院違約甚至侵權等情況時，維權難度很大，風險重重，並且費用高昂，一次花費動輒上幾十萬元。假如國內開放凍卵，會給這些群體更多的保障。
記者梳理發現，近年來，為響應社會上關於允許單身女性應用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呼聲，一些地方上也開始進行了響應和探索。
2020年的全國兩會上，有多位全國政協委員提交了“允許具備醫學指徵的未婚女性儲存生育力”“賦予單身女性實施輔助生育技術權利”等相關提案。今年2月份，國家衛健委回覆稱，已組織醫學、法學、倫理學、社會學等相關領域專家對規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應用開展了深入研究，並將卵子冷凍技術作為重點專題進行探討。
2016年修訂的《吉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規定，“達到法定婚齡決定不再結婚並無子女的婦女，可以採取合法的醫藥學輔助生育技術手段生育一個子女。”
2021年8月25日，湖南省衛健委答覆該省政協委員“輔助生殖技術應用亟待進一步規範的提案”時表示：有條件地開放具備醫學指徵的單身女性進行凍卵具有一定的現實需求。將向國家衛生健康委建議對《人類輔助生育技術規範》進行修訂，進一步完善卵子捐贈、卵子冷凍等相關法規，並建立生育力儲存准入及監管評審體系，切實保障相關人員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