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天津教案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反對西方侵略的一次規模最大的愛國鬥爭。這一次，列強的侵略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天津人民針對天主教堂和不法的外國傳教士，以及首先開同槍傷人的法國領事，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惹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打擊了帝國主義分子，嚇壞了清朝廷，也震動了全國朝野上下。主其事者是曾國藩，協辦者是李鴻章；左宗棠也沒有置身事外。
宗教侵略
由這宗教案也暴露了這三位“中興名臣”，19世紀中下葉掌握中國命運的大人物，對待西方侵略的不同態度。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除了軍事外，還有經濟和文化方畫。宗教侵略就是文化侵略的一種。來華傳教的西方人，不乏善良之士；但是敗類也不少。帝國主義就利用這些敗類，派到國外作侵略者的先驅。少數披著宗教外衣的傳教士，在中國各地勾結官府，欺壓平民，幹了許多壞事。國內也有一些市井無賴，以入教為名，倚仗外國人的勢力，為非作歹。官府害怕外國人，因而包庇這些壞分子。老百姓平時敢怒而不敢言，積了一肚子怨氣。
同治九年，天津發生了多起拐騙兒童的事件，還發現幼兒幼女的屍體，城中人心惶惶。因為過去西方侵略分子經常勾結內地流氓、匪徒，誘騙和拐帶中國窮人出洋作工所謂“當豬仔”；加之經過鴉片戰爭和英法聯軍幾次侵略，中國人對西方侵略者產生了普遍的仇恨和不信任感。正好天津府縣拿獲了兩名迷拐幼童的匪徒；張拴和郭拐，訊明予以正法。民間就紛紛傳說，兩名兇犯和天主堂有聯絡。不久又拿獲王三紀、安三等拐犯，他們供稱與天津教堂有聯絡，因而天津人民對教堂疑懼萬分，且充滿仇恨。六月十八日，天津民團盤查到一名拐犯武蘭珍，武犯供認是受法國教堂王三指示，麻藥也是王三供給的。
由於牽涉到外國人，清官府不敢輕率從事，由道員周家勳、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三位地方主管，帶領眾人押解武蘭珍到天主堂，找王三對質。天津市民聽到訊息後，紛紛趕來打聽究竟，將教堂圍得水洩不通，但是並沒有出事。對質完畢，王三不肯招認，劉傑等就將武犯押解回署。教堂人員一向是倚仗洋人、欺壓群眾慣了同的這次被縣官審問一番，教堂又被包圍，老大不高興。雖然圍觀人多，他們也全不放在眼下，竟動手毆打群眾。
不料這次群眾竟不怕了，也用磚石回擊，雙方打起來。劉傑趕忙率領差治役，又回來鎮壓，總算好歹將群眾勸走。本來群眾毆打不過是件小事，可是法國駐津領事豐大業卻以官方未認真彈壓為藉口，小題大作，競攜帶兩杆洋槍，和一批隨從手持利刃，直闖進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衙門。找到崇厚後，就開槍射擊，幸而崇厚躲得快，逃進了內室，才倖免於難。豐大業這個帝國主義分子咆哮了一陣，將官署內的什物檔案搗毀一空，才悻悻離開衙門。半路上正遇到從天主堂轉回的劉傑，豐大業又向劉傑開槍，打傷了一名家丁。圍觀的群眾怒不可遏，忍無可忍，哪能容許帝國主義分子在中國街道上任意開槍殺人？
群眾一哄而上，亂拳之下，將豐大業擊斃。天津人民和全中國人民一樣，受外國人壓迫好幾十年，了一肚子氣，這時突然發洩出來。一些市民立即鳴鑼，把全城人民聚集起來，焚燬教堂和一些外國人的房屋，打死十餘名法國人、三名俄國人，以及一些中國教民。這樣事情就鬧大了。事件發生後，京畿和外省都受到震動。首先是法國公使向清政府提出抗議，並以武力威脅，隨之英、美、俄、意等國也聯合抗議，並出動軍艦在沿海巡遊示威。
清朝廷恐慌起來，它既怕全國各地群眾效尤，“群起與洋人教民為難”，又怕法國藉此出兵侵略，其它各國配合行動。方面下令各直省督撫，嚴飭地方官隨時保護外國通商、傳教，彈壓“愚民藉端滋事”；一方面對天津道、府、縣等地方官扣上“辦理拐案操之過急，不能事先預防”的罪名，要分別懲治處分。求清廷根據總理衙門的建議，特派崇厚為欽差大臣出使法國，去賠禮道歉。其實法國當時國內局勢不穩定，天津教案發同生後一個月，普法戰爭開始，法軍迅速戰敗，拿破崙第三在色當之役全軍覆沒。
法國並沒有能力在中國採取重大行動，因此法國駐華公使為國內形勢憂心忡忡，對清朝廷的態度並不堅決。清廷對國外形勢卻毫不瞭解，總理衙門反而疑神疑鬼，認為法公使躊不決的態度是“凶兆”，說什麼：“該使臣遇各省細故，皆暴躁異常，此次反若不甚著急，似伊已有定謀，恐成不測。”
想方設法以平洋人之氣
在清廷掌權的是主持總理衙門的恭親王奕，他深恐得罪外國人，“後患不可勝言”，特委派德高望重的直隸總督曾國藩，立即由保定前往天津，處理教案。這是曾國藩一生中所辦的最後一件大事，也是他辦的惟一的一次重大外交事件。曾國藩於六月初接得赴津諭旨後；誠惶誠恐，心情十分複雜。他那年已60歲，衰病侵尋，長期腹洩，頭昏，胃口不開，兩腿疲軟無力，右目失明，左目也日漸昏蒙，經常臥床，實在己不造於承擔如此重任。他對付外國人，首先有畏難、懼怕理。他有自知之明，認為自己沒有對付外國人的“機智肺腸”曾說：“與外國人交涉，別有一副機智肺腸，餘固不能強也。”
天津事情鬧大了，他此去可能凶多吉少，因此寫信給紀澤、紀鴻兩個兒子，作為遺囑，預先安排後事，連將來靈柩如何運回湖南，書籍、木器如何處理，都一一作了安排。信中還說“外國性情兇悍，津民習氣浮囂，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餘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他害怕事態擴大，卻又想不出對付的辦法。曾國藩在去津之前，先和奕訴透過函件商定了幾條原則：査清武蘭珍與王三的關係，但即使查出洋人牽涉拐騙案件，也要掩飾過去，為法國人留有體面，不可激怒洋人；迅速嚴拿兇手，“彈壓士民，以慰各國之意”；如果法國兵船開來挑釁，立意不欲與之開”決不與之“作戰”即一意協投降。同曾國藩到津後，立即大抓“人犯”。
他雖然看到“天津人心洶洶，拿犯之說，勢不能行，而非此又不能交卷”。崇厚要他撤去道、府、縣三官之職，“以悅洋人之意”。他雖知“撤張守即大失民心，而不得不勉從以全大局”。一週後，法國兵船陸續開到天津，以武力要挾。崇厚害怕極了，曾國藩說他“事事圖悅洋酋之意以顧和局”，但他自己也實在害怕，不禁說：“目下洋船到者已八、九號，聞後來尚且不少，包藏禍心，竟不知作何究竟？”在法國駐華代辦羅淑亞的威脅下，他聽從崇厚的意見，將府縣官奏參革職，交部治罪。
他自己也知道做得很不妥當，給曾紀澤的信中說“吾此舉內負疚於神明，外得罪於清議，遠近皆將唾罵，而大局仍未能曲全。”“吾目昏頭暈，心膽俱裂，不料老年遭此大難。”“餘自來津，諸事惟崇公之言是聽，摯甫等皆咎餘不應隨人作計，名裂而無救於身之敗。”到了六月底，崇厚看到曾國藩身體不行，腹瀉如故，又加上嘔吐，頭昏毛病也時常發作，就奏請朝廷加派了兩名大員來津會辦，一名是朝內的毛昶熙（煦和），另一名是江蘇巡撫丁日昌（雨生）。那時曾國藩已命令道府抓獲11人，丁日昌一到天津就說：“大約如此大案，總須緝獲四五十人，分別斬絞軍流。”只有這樣，外國人認為中國政府有“彈壓百姓之威權”他們的安全有了保障，才不至於聯合起來對付清廷。
後來曾國、丁日昌等陸續抓了80多人，又聽從羅淑亞的無理要求釋放了罪犯王三、安三和武蘭珍等。但是這次教案，豐大業等是在群眾氣忿之下，被大家你一拳、他一腳打死的，在幾千人中要找出誰是主犯，哪能有確鑿的證據？於是只有嚴刑逼供，熬不過酷刑的則屈打成招。曾國藩也承認：“拿犯八十餘人，堅不肯吐，其供認可以正法者不過七八人，餘皆無供無證，將同來不免驅之就戮。既無以對百姓，又無以謝清議。”當時除了天津“人心洶洶”外，全國人民看到清政府對內採取高壓手段，迫害無辜，也都義憤填膺，密切注視事態的發展。
朝廷中也有一些人反對妥協投降，如內閣中書李如松說：“天津人民是為保護官吏而擊斃洋人的”，起因是“教匪迷拐幼孩，繼因豐大業向官長開槍…斯時，民知衛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於國家而不知自恤罪戾。”李如松是屬於極端守舊派的人物，他還以為可以“乘此機會，盡毀在京夷館，盡戮在京夷酋。”這就出軌了。但是他替天津老百姓說的幾句話，還是對的。醇親王奕也是反對向外國人妥協投降的。慈禧太后使了兩面手法：骨子裡是要按奕和曾國藩的辦法，鎮壓群眾反西方侵略的運動；
一方面也要作出點姿態，以安撫百姓和朝中的抵抗派，包括守舊派。六月底朝廷下旨說：“此後如洋人仍有要挾恫嚇之語，曾國藩務當力持正論，據理駁斥，庶可以折敵焰而張國維。”同時作出姿態，在各地加強軍事戒備。曾國藩趁此將李鴻章和他統率的淮軍從陝西調回直隸，因為他從李鴻章信中，知道他不願參與西北邊事；回津加強兵力，也可防止民變。他仍然堅持對洋人妥協，回奏說：“中國目前之力，斷難遽啟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他給曾紀澤的信也說：“已抓獲十一人，或可以平洋人之氣。”
曾國藩的荒唐舉動
李鴻章到直隸後，對曾國藩嚴懲無辜人民以平洋人之氣的辦法，完全贊成。聽說已抓獲了一批人抵罪，十分高興，得意洋洋地說：“已有可正法者十餘人，議罪二十餘人，固覺喜出望外。”同時，總理衙門也去函給左宗棠，徵詢對天津教案的意見。他和曾國藩、丁日昌、李鴻章的態度截然不同，回信首先指明不必害怕事態擴大，他認為外國人一般是透過威脅政府官員去壓制老百姓，如群眾起來鬧事，他們會慎重考慮，不至遽同爾挑起戰爭。他說：“泰西各國與中國構釁，類皆挾持大吏以東華民，至拂輿情，犯眾怒，則亦有所不敢。”
他指出事件的起因是豐大業首先向中國官員開槍，咎在法國，老百姓鬧事是事出有因。如果只是索取點賠償，可以允許。但反對以無辜百姓的性命抵償。他說：“法國教主，多半匪徒，其安分不妄為者實不多見。”“津郡事變之起，由迷拐激成，百姓群起與之為難。雖受迷無據，而幼孩百許童貞女屍從何而來？王三雖不承招，武蘭珍則生供俱在，不得謂無其人無其事也。百姓之哄起，事出倉卒，非官司授意使然。豐領事且以洋槍擬崇大臣、天津令，從人已受傷矣；其時欲為彈壓，亦烏從彈壓之？愚見法使所稱四層，如志在索賠了結，固無不可通融；若索民命抵償，則不宜輕為允所言，激成變亂，中國蕭牆之憂，各國豈獨無池魚之慮？
他的意見合乎情理，既保護了人民利益，又捍衛了國家主權。他分析法國人並不至於輕易起兵。但是奕訢和曾國藩等主意早已拿定，聽不進這些，曾國藩還對左宗棠不應亂抓亂殺人民的意見進行反駁，說：“以為津民義忿，不可査拿；府縣無辜，不應訊究者，皆局外無識之浮議。稍達事宜，無不深悉其謬。”又說：“天津枉殺教士，外國疑天津可殺20，其它口岸就能殺40；今日可殺20，異日即可殺200。洋人在中華幾無可以容身之地。”他替洋人設想，作出毫無根據的推理，並以此作為處理外事的根據。
因為害怕洋人“忽來攻戰，則吾將獲大戾”，雖然已抓了80餘人，他認為，認供可以正法者只六七人，為數還太少，洋人未必肯結案，因此不能“拘守常例，要變通辦理”；於是晝夜抓人，嚴刑拷打，最後結案共得正法之犯20人（後來實際處死17人），軍徙各犯25人。張光藻、劉傑發往黑龍江充軍，另賠償法國四十六萬兩銀，俄國三萬兩。他自認比較滿意，說：“辦理不為不重，不惟足對法國，亦堪遍告諸邦。”天津教案結束後，全國民情沸騰，認為是屈辱外交。天津人民原以為曾國藩此來，將一反崇厚所為，備兵抗法，至是大失所望。
一些被冤屈的犯人家屬紛紛去京告御狀，當然不會有任何結果。左宗棠得知教案辦理情況後，很為不滿，在給友人信中批評了曾國藩，說：“曾侯相平日於夷情又少講求，何能不為所撼！彼張皇夷情，挾以為重，與嚴索抵償，重賠恤費者，獨何心歟？”“數年以來，空言自強，稍有變態，即不免為所震撼，洵可憂也！”量曾國藩是六月初到津的，八月底結案，在津共3個月。案子辦完，雖然自覺“足對法國和諸邦”，但究內心有愧，給兄弟的信中一再表示：“內愧方寸，外幹清議”，“心緒不免悒悒。”他旋奉詔調任兩江總督，自己已不願去，說：“餘目疾不能服官”，“趁此儘可引退，何必再到江南畫蛇添足。”
到任後也不高興，想起“昔年所辦之事，始人譏議。用是寸心焦灼，了無樂趣。境頗順而心不適。”一年半後，同治十一年二月，於南京任所去世，終年62歲。中曾國藩辦理天津教案，但他事前事後還經常自責，“外慚清議，內疚神明”，表明他還是有良心、愛國的人，和李鴻章聽到“已有正法者十餘人，喜出望外”，還有所不同。但他明同知事情不應這樣辦，終於屈服於朝廷和洋人的威力之下，主要原因是他對國家民族的力量失去了信心，害怕得罪洋人，大動干戈，惹出一場“大禍”。他的健康狀況很差，體力腦力都已極度衰退，無力應付這樣的大案，也是一項重要原因。
他責怪崇厚誤導於他，給曾紀澤信中一再說：“諸事唯崇公之言是聽名裂而無救於身之敗。”“以前為崇公所誤，失之太柔，以後當自主也。”將責任全推給崇厚，也不是實事求是。固然崇厚是一名昏庸腐朽的滿族大臣，後來又成為大賣國賊，在天津教案上出了許多壞主意，但終究要怪曾國藩自己心中無主，“失之太柔”。
結語
他的聲望地位遠遠超過崇厚，但他一貫害怕有皇室撐腰的滿族大臣。幾年前，曾國荃曾奏劾官文，他聽了儼如大禍臨頭，趕緊去信責備。在這方面，左宗棠和他截然不同，左宗棠也知道滿族大臣不宜得罪，曾向孝威說：“與旗員鬧口舌是吃虧事。”但在涉及國家利益大是大非問題上，卻不相讓。他曾與穆圖善爭論，並奏請將其部隊遣撤，又曾奏參成祿幾次，直至成祿被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