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迭出的《〈紅樓夢〉筆記》（序）
趙建忠
一
我曾拜讀過甄道元教授的《從程高序言看〈紅樓夢〉的成書過程》《〈紅樓夢〉作者紛紜現象與成書過程析》《〈紅樓夢〉榮國府院宇佈局研究評述》等紅學文章，以其所言，《從程高序言看〈紅樓夢〉的成書過程》只是“成書”研究的一個緒論，後面有從建築佈局、人物結構、故事情節等角度的一系列研究，作為這個“緒論”的證據支撐。
《〈紅樓夢〉筆記》這套書，不僅是個近400萬字的大部頭，而且是部觀點迭出、資訊量很大和學術性很強的著作，讀下來也確實耗去了我大把的時間和精力。雖然名字叫作“筆記”，但並不是散記，而是成體系的邏輯嚴謹的文字；領域涉及到解讀、點評、校對、考證；視角包括了哲學、倫理學、心理學等領域。歸納《筆記》中所提出的主要觀點，突出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作者認為，曹書是由諸多素材並結合自己家世和親身經歷與所聞，如同“抓藥方”熬藥一般，纂撰成為“舊稿《紅樓夢》”，並在脂硯齋的慫恿下，又以此為底稿進行了五次增刪，名為《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正是由於多素材纂撰而成，不同的素材原本就有著故事情節發展的不同指向。各個原素材中情節流動的指向，也必然是伸向四面八方的，雖經曹雪芹將之一統起來，然仍遺留下了指向上不同的痕跡，導致人們對增刪後的《石頭記》之情節發展上的分析、解讀與探佚，難以達成一致性認識。這個觀點與目前既有的觀點，有明顯不同。
其二，作者認為，後40回便是增刪的底稿之一部分，或增刪早期的文稿之一部分，即“舊稿《紅樓夢》”中後面章回的文字。而“程本《紅樓夢》”則是由增刪稿的《石頭記》之前80回與未經詳細增刪的“舊稿《紅樓夢》”後40回相拼接的產物。作者從建築佈局、人物構成、故事情節等多方面，予以了分析，認為前80回與後40回具備改作與底稿的特徵，而不是原作與續作的特徵。底稿在增刪改寫的過程中，遺留下了諸多改寫的痕跡於增刪改寫的《石頭記》之中。這些痕跡，作者於書中相應位置，均予以點出和分析。這在“紅外”證據匱乏的情況下，從文字內部角度得出一種成書過程的觀點，也是後40回研究的一個新的視角。
其三，作者認為，胡文彬先生曾指出的：目前所發現的本子，沒有一個是曹雪芹的親筆原稿，都是傳抄者反覆傳抄的過錄本之觀點，以及後40回有曹雪芹的文字之觀點，是正確的判斷。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認為，目前所發現的本子（除回數極少的鄭藏本等之外），都是混抄雜合本。裕瑞當年也提出，“抄家各於其所改前後第幾次者，分得不同，故今所藏諸稿未能畫一耳”，即同一版本中的不同章回，來自於不同的增刪時期的稿子。換而言之，各版本都有較早時期的文字，也有較晚時期的文字，且目前蒐集到的抄本中的一些章回，仍是就沒有把最後修改的文字收納進來章回。比如“俟雪芹”，未必是晚期的文字，也不大可能“增刪五次”一直欠缺；而列藏本對黛玉眉眼的描寫，則未必是早期的文字。進而言之，各版本均是早期和晚期文字的雜合，也即均各有所長。這是甄道元要採取諸多版本一起匯校的認識基礎。結合家世與見聞的“多素材纂撰”和章回的“混抄雜合”之說，被甄道元認作是書中諸多難以解開的疑團和矛盾的原因所在。這一觀點，不但與目前既有的觀點不同，而且在解釋書中的矛盾之時，似乎也未發現與該觀點衝突之處。諸如“時序倒流”“大寶玉小寶玉”“年齡混亂”“人物衝突”等等，均能以來自不同的素材和不同增刪時期的混抄，得到合理的解釋。
其四，《〈紅樓夢〉筆記》還提出了一個重新評估抄本和程本的研究價值問題。認為“四閱評過”，僅僅代表著“四閱評過”的“閱”和“評”，與曹雪芹的第四次增刪，可能沒有關聯，即其評閱的版本是何時的版本，有待商榷。還不排除該套書中確實存在少量“四閱評過”的單冊，而因版本間的混抄之後，又經反覆傳抄，抄手中的好事者遂將該套中並未“四閱評過”的冊子，也將“四閱評過”數字，冠在了混抄的其他單冊之前。因為，“四閱評過”的己卯本與庚辰本，其章回文字水平參差不齊，既有較早期的文字，也有較晚期的文字；且第29回之後批語陡然減少，也與“四閱評過”難符。這些認識，對校對中文字優劣的取捨，避免了盲目崇拜和謬誤繼續流傳。此雖是一家之言，但對於《紅樓夢》的研究，會有諸多啟示。
其五，作者認為，曹雪芹在五次增刪中，對人物進行了整合歸併，巧姐兒與大姐兒、多渾蟲與吳貴、多姑娘與燈姑娘、襲人與珍珠、珍珠與蕊珠、紫鵑與鸚哥、鸚哥與春纖、王子騰兄弟、邢家兄弟、周瑞家兒子等，反映著人物整合的跡象；而晴雯與檀雲、秋紋與媚人、彩雲與彩霞等，又明顯地存在著將一個人的戲份，轉移到另一人身上的跡象，其一形象較為清晰，而另一則較為模糊；鮑二、多渾蟲、吳貴的家庭，也有整合簡化的跡象；以春燕為核心和以司棋為核心的一系列人物，也有僕人之間搭建起裙帶關係的跡象。這種簡化人物數量、複雜人物關係、鮮明重點人物形象，倒是多素材整合中簡化角色、深化意涵的正序。這些跡象，在前80回的字裡行間以及前80回與後40回的關係中，能夠被發現，並標記了出來。甄道元認為，細研這些文字，能夠發現曹雪芹增刪改寫的指標，比如將襲人與具有特殊含義的珍珠聯絡起來（雖書中明文襲人由珍珠更名而來，但字裡行間又遺留下了撥給寶玉的並非珍珠之早期痕跡），應反映著曹雪芹增刪改寫的意圖。
其六，作者的校對，不僅立足於版本間的文字細節，更注重從宏觀的和系統的角度著眼。空空道人開篇便指出“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這些文字，版本之間或繁或簡，存在著差異。人們也常從言語的繁贅程度和頌聖言詞角度來評論，並提出對版本取捨的建議。而甄道元則認為，這不是一個僅僅憑藉言詞優美與語感的舒暢等文字優劣層面，可以簡單處理的，曹雪芹之所以有不同的用筆，可能與五次增刪不同時期的構思有關。曹雪芹在牢牢把握著康雍乾帝王的脈搏，只有將之置於歷史背景之下，才知作者的最終意圖。清初，朝廷極不信任漢臣，康熙要“大小事務，皆朕一人親理”，要乾綱獨斷。至乾隆，則十分憎惡人言“大賢大忠”之名臣，曾在聖旨上批文：“無名臣亦無奸臣”乃“社稷之福耳”，還怒將宣揚“名臣”的尹嘉銓處絞立決。魯迅分析乾隆心態，認為乾隆自詡“明君”“英主”，其臣子“既沒有特別壞的奸臣，也沒有特別好的名臣，一律都不好不壞，無所謂好壞的奴子。”在乾隆骨子裡，或許存在著：“若有名臣，則表明朝綱不明；制度混亂，則必人治，則必有名臣，則皇上昏庸”之因素。書中第36回，“那些個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諫，他只顧邀名，猛拚一死，將來棄君於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戰，猛拚一死，他只顧圖汗馬之名，將來棄國於何地”等語，與之也存在著一致性，均是為迎合皇上，避免文字獄之災。實際上，開篇便在把緊緊握著這一問題，如第一回的“班姑”“蔡女”“踮腳”之文等。通部所寫，也卻無大賢大忠之人，而均為良莠優缺於一身的現實之人。雪芹不寫國家而寫賈家，不寫大賢大忠之重臣而寫閨閣女子，不寫補天的治理朝政、補地的拯救世道風俗，而寫家庭瑣碎、兒女私情、不肖子孫，寫“或情或痴，小才微善”的“幾個異樣女子”，這既是曹雪芹深知乾隆之忌諱，開篇便言“並無大賢大忠”之良苦用心，也是甄道元遵循“一致性”法則和增刪之指標的校對依據。
其七，作者明言，不追求“原筆原意”，而更在意“終筆終意”。“終筆終意”，在甄道元這裡，體現為“增刪五次”的最終意圖。既然存在著“增刪五次”，那麼最初的原筆，必是粗糙而幼稚的文字，而增刪後期才是曹雪芹最後思路的反映，這一觀點，頗具有合理性。但他又不放棄從版本之間和文字的字裡行間去捕捉“原筆原意”，以便從中發現曹雪芹五次增刪的調整指標，並歸納了早期和晚期文字的特徵。柳家是一心要五兒進入怡紅院的，而柳五兒偏偏不得進入。不但五兒不能如願，寶黛、寶釵、襲人、晴雯、可卿、王夫人、王熙鳳、王善保家的等，無不如此，謂之非其所願、事與願違。而反映柳五兒並未死去的文字，以甄道元之意，當是與增刪之指標相悖的早期文字；與五兒願望相反，進不得怡紅院，才是“終筆終意”。五次增刪的指標，不僅反映著成書的過程，也是文字取捨的依據。而這種涉及增刪改寫指向的諸多策略和寫作手法，甄道元一一進行了歸納，而依據於此，則讀者讀之更為輕鬆並能感覺到情節設定的妙處所在。甄道元將成書過程參與到校對中來，是一新而有益的嘗試。由此所得的校對結果，也便耳目一新。
其八，作者早年畢業於哲學系，可能習慣於“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到哪裡去”的思維方式，凡事便問“曹雪芹為什麼要這樣寫？”“此段文字的寫作目的和意義是什麼？”“上下前後存在著什麼聯絡？”以及如若沒有此句會怎麼樣，等等問題。這種追問，使得道元又發現了諸多很值得商討的疑似批語。這些疑似批語混入正文之中，不但有冗贅之感，也扭曲了作者的旨意。而剔出這些可疑文字，以批語來處理，則正文上下貫通，有一氣呵成之感，且觀點鮮明，更能體味到一代文豪曹雪芹的文字之美。而且，正文與批語相結合讀之，還能感受到幽默的調侃風趣，也更利於解讀、欣賞、評點曹文之意。甄道元也將這些文字標記出來，供同好討論。
其九，《〈紅樓夢〉筆記》集聚了目前發現的戌、己、庚、蒙、戚、列、楊、舒、晉、寅、卞、鄭本和“中大本”等十四個手抄本，程甲、程乙、程丙、程丁四個程本，東觀閣、雙清仙館、桐花鳳閣、藤花榭、妙復軒、金玉緣、東洋本、倉石本、大觀瑣錄等十幾個刻本，共計三十多個版本，以及《犬窩譚紅》《痴人說夢》等資料提及到的版本內容。其校對的參照面之廣，尚屬少見；其從哲學、心理學、倫理學角度，對人情世故、傳統文化、心理現象和心理活動、價值觀念、哲學寓意等，所進行的評點，也可謂視野廣延；其評點形式，常常對某一觀點以數百字的議論文形式呈現，進行專題討論，儘可能地澄清一個問題，也利於讀者系統其意；其評點風格，常常是將前人不同的觀點置於一起，又利於讀者在比較中形成自己的看法。所彙集的脂硯齋、畸笏叟、周春、松齋，玉蘭波、綺園、鑑堂、棠村、梅溪、立松軒、陳其泰、東觀閣主人、王希廉、姚燮、張新之、哈斯寶、黃小田、塗灜、洪秋蕃、劉履芬、諸聯、苕溪漁隱、二知道人、張子梁、佚名氏、解盦居士、簣復山房主人、青山山農、境遍佛聲、張笑俠、邱煒爰、俠人、俞明震、陳光崇、解弢、李長之、狄保賢、王伯沆、王國維、劉熙、李長之等清代和民國時期的幾十位評點家的評點，以及今人錢鍾書、楊絳、胡適、俞平伯、周汝昌、王崑崙、王蒙、白盾、呂啟祥、胡文彬、張俊、沈治鈞、林冠夫、戴不凡、卜鍵、鄭慶山、蔣勳、徐少知、劉心武、胡聯浩、徐乃為、胡元翎、夏薇、鍾離夢、老葵、馮育棟等七十多位的評論，並注意到，將以往碎片化的、就是論事的評點，系統起來，使自己的評點與前人的評點結合起來，實現即便是脫離了正文，在縱向上仍能夠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之目的，以便於讀者對全書故事情節和創作目的形成一個圖式。此種想法，也是尚未有過。正如作者在自己的序言中所言，註解不想放過一個死角，要讓初讀者方便地閱讀；評點要有思想性；考校要在繼承俞平伯、周汝昌、人文社、鄭慶山、鄧遂夫、蔡義江、張俊、鄭立德、吳銘恩等校本成果的基礎上，有學術性，以滿足不同的需求。
第十，《〈紅樓夢〉筆記》對書中人物如脂硯齋等，也進行了原型還原的嘗試，對脂硯齋歸納了十幾個方面的特徵，並傾向於脂硯齋是與曹雪芹價值觀相反而與“石兄”相近的一類人物。這便抻出一個脂硯齋是否也給曹雪芹提供過素材的線頭。甄道元發現，《石頭記》前面的章回，言語錘鍊潤色效果極佳，很難再發現仍混在正文中的批語，而脂硯齋的批語也頗豐；但後面章回，則常仍有混入批語之感；還能感覺出，前面章回言語乾淨利落之下，好似是因一些文字原本是素材中固有，而轉為了按注。甄道元以為，這不排除脂硯齋也提供了素材之可能，並經曹雪芹增刪改寫之後，脂硯齋有將其中的一些未被曹雪芹採納的文字，作為了批語，如以“石頭口角”等方式來呈現等。而後面的章回仍存在的混入的疑似批語，或為尚未經曹雪芹的進一步潤色；或為那些章回本就是較早期的文字，脂硯齋也尚未反覆評批。甄道元還認為，不但存在著脂硯齋提供了部分素材之可能，而且曹雪芹的增刪改寫也是脂硯齋慫恿的結果，脂硯齋主動請纓要為之評批，可能是一種口頭協議下的協作。趙國棟1990年《紅樓夢作者新考》一文，也意識到脂硯齋和“石頭”可能是同為一個人。人們不約而同產生一種直覺，應當是曹書字裡行間的流露。脂硯齋既是評者，也是書中人物，對於書中人物原型探索，甄道元以為，《紅樓夢》研究更突出的應是牢牢把握住為曹雪芹“佔地步”，在曹雪芹牢牢“佔地步”之下，人們所做的諸多豐富多彩的解讀性嘗試，都應視作“研究”之外的文藝之繁榮。甄道元牢牢把握著科學與藝術的界線，明確何者是為啟發性的猜想，何者是關聯性的文字證據，並且以明白的詞彙標出，以便於讀者和研究者區分。
第十一，書中編制了人物表，繪製了榮國府圖和大觀園圖，插入了完整而高畫質的孫溫彩圖，還配有數千枚緊扣評點主題的評點章，輔助點評。這對於讀者方便閱讀和珍藏，都很有意義。
近400萬字的作品，有著太多的資訊，難以一一列舉，有待讀者細細把玩。
二
毫無疑問，將《紅樓夢》作者判歸給曹雪芹，到目前為止算是一個矛盾最少、因而也更能被大多數研究者所接受的結論。但《紅樓夢》成書過程的研究，仍是一個眾說紛紜的問題。《紅樓夢》誕生過程中的文化語境及文字內部的諸多矛盾，仍難以得到全面合理的解釋，這讓人們明顯地感到，這些癥結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深入研究《紅樓夢》的困擾。
我們應當正視這些客觀存在的癥結和困擾。自1970年代末戴不凡提出《紅樓夢》的“原始作者”問題以來，關於這部偉大作品的“初創者”與“寫定者”的討論便一直沒有停止過。以夢覺主人的觀點，謂作者不詳。“說夢者誰，或言彼，或言此”。程偉元也只說“作者相傳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實際上也是沒有弄清楚。這種狀況與舊時代輕視小說的現象有關，作者根本不懂得也不重視自己的“著作權”而普遍署化名，尤其是《紅樓夢》這樣存在著“礙語”的小說，作者自己就更不會主動署名。
近來，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權，認為《紅樓夢》作者另有其人的猜測，又再次浮現。《紅樓夢》中有“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裕瑞《棗窗閒筆》也認為：“聞舊有《風月寶鑑》一書，又名《石頭記》，不知為何人之筆。曹雪芹得之，以是書所傳述者與其家之事蹟略同，因借題發揮，將此部刪改至五次，愈出愈奇。”這些觀點，似都是在說《紅樓夢》存在一個“原始作者”，曹雪芹只是在此基礎上“披閱增刪”而“寫定”。但“原始作者”是否能夠足以否定曹雪芹“著作權”？深知作者著書底裡的脂硯齋早有定論：“若雲雪芹披閱增刪，然則開卷至此這一篇楔子又系誰撰？足見作者之狡猾之甚。後文如此者不少。這正是作者用畫煙雲模糊處，觀者萬不可被作者瞞蔽了去，方是巨眼。”
對此，甄道元教授使用了“纂撰”二字，認為曹雪芹借用了諸多素材，並結合自己家世和親身經歷與見聞，纂撰而成。換句話說，曹雪芹所借用的零零散散的原始素材，各有其“原始作者”，“石兄”也應是其一。進而言之，曹雪芹並非平地起高樓式的“文人獨創”一氣呵成，又非簡單地“披閱增刪”，而是結合自己家世和見聞的纂撰創作過程，他已經遠遠超出了“編輯”的職責範圍，而是當之無愧的作者。這在《水滸傳》等章回小說時期，“世代累積型”作品就已十分常見。那麼，甄道元所言的“素材”，這應不是一個機械的概念。由諸多素材而牽涉到的“原始作者群”，應該能夠劃分出與曹家相關的核心素材和作為填充、串聯情節流動的奇聞趣事素材。簡而言之，“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以及書中與曹李家族的榮華興衰，乃是其文字的、祖輩傳誦的核心素材。是一個以“家族累積”為核心的作品。它既體現著不可抹殺的以曹雪芹家族眾人為核心的素材提供和草創，又不可否定曹雪芹“十年辛苦不尋常”創造性心血。“素材纂撰”也罷，“世家積累”也罷，反映著一種共同的直覺和不同的表達方式。人們在不同的背景之下，能夠產生一種相同或相近直覺，也表明著意識並非無緣無故憑空而降而是四面八方的資訊指向：曹雪芹是曹書的最後作者，這個著作權歸屬曹雪芹！至於有猜測“原始作者”所著為反清復明主題者，雖不排除曹雪芹利用了個別素材中的隻言片語，如同甄道元所言的“抓藥方”，借鑑了諸多素材，但有一點是無法動搖的，那就是曹雪芹增刪之《紅樓夢》的“主題”，已與南轅北轍的各個素材，截然不同，是主題鮮明的一部鉅著。且諸作者說，也並無可資徵信的史料作為立論的基礎。
自程本《紅樓夢》問世之後，就有人認為後40回是續作。至胡適提出“狗尾續貂”，後40回為“偽續”幾乎形成了共識。甄道元教授提出後40回實際上是曹雪芹“增刪五次”的底本，並從文字內部之間的聯絡，著手進行了後40回與前80回關係的探討，嘗試了首先從難以改變和不易形成歧義性理解的建築佈局這類固定資產入手，進而延展到人物結構、生日和時序、人物品位的高低等角度鋪開。這是一種前所未有新提法和探究視角的新嘗試。程偉元序中提到，“既有百廿卷之目，豈無全璧？”表明程偉元起初不但見到過八十卷的內容，還知道百廿卷的回目。裕瑞又提到“諸家所藏抄本八十回書及八十回書後之目錄，率大同小異者”“八十回書後，惟有目錄，未有書文。目錄有大觀園抄家諸條，與刻本後四十回四美釣魚等目錄，迥然不同。”表明裕瑞見到過後40回的回目，與“程本《紅樓夢》”後40回的回目不同。“程本《紅樓夢》”後40回目錄與裕瑞所見到的後40回目錄不同，出現這種情況，應當存在兩種可能：一是後40回為他人續作；還有一種不能排除的可能，那就是與裕瑞所見的，是不同增刪改寫時期的稿子。據胡文彬先生的研究，高鶚不具備續書的可能性，這也與程高序言相吻合。而視為他人之續，則原來用於高鶚身上的“張問陶言”等紅外證據，又失去了效力，也即無名氏所續沒有了紅外證據之支撐。在這種情況下，從紅內尋找文字之證據，便成為了更為重要的途徑。甄道元教授除了在院宇佈局、人物整合等宏觀架構角度進行理性的分析之外，還從用詞和用語習慣角度，認為舒本的第13、14、15、16回和第35回，以及戚序本、列藏本、甲辰本第67回的繁版文字等章回，與後40回為同一人所為。這似乎也表明著後40回存在著是增刪之底稿的可能性，而且也符合裕瑞所言的“抄家各於其所改前後第幾次者，分得不同，故今所藏諸稿未能畫一耳”。甄道元從建築佈局、人物結構、時序等方面，捕捉到了後40回是增刪稿的《石頭記》前80回之底稿的內在聯絡，並在《筆記》的相應位置一一標記和分析。這給我們對照起來一一核驗，提供了便利。更值得關注的是，這關係著曹雪芹五次增刪的指標，便於理清五次增刪走向，關係著早期文字和後期文字特徵的判斷和校對中的文字取捨。總之，甄道元后40回是底稿的觀點，是一種新的提法，從文字入手，也是目前研究成書過程和40回的性質的主要途徑。這種觀點和研究視角以及標記出關聯性證據，均值得我們重視和追蹤。
趙建忠
庚子避疫期間於聚紅廳
（資料來源：《甄道元〈紅樓夢〉筆記》2021版。世界圖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