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極在盛京改元稱帝，正式建立大清王朝。

此時的皇太極已經打敗了林丹汗，徹底征服了漠南蒙古諸部，同時還在與明朝的戰事中節節勝利，進而在遼東地區戰場上佔有了絕對的優勢地位。

於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皇太極又將朝鮮作為了自己“楊威”與“祭旗”的目標，在崇德元年（1636年）年底的時候，皇太極以朝鮮“傲慢無禮、拒不朝賀”為由，親率十二萬大軍征討朝鮮，朝鮮史稱“丙子胡亂”。

不同於九年之前，即後金天聰元年（1627年）的那場“丁卯胡亂”，皇太極的身後早已沒有了蒙古部落的騷擾，更是沒有了此前來自於袁崇煥、毛文龍等人的牽制，所以這場“丙子胡亂”也就不會像“丁卯胡亂”那樣“見好就收”，僅僅是打殘、打垮、打怕朝鮮而已，皇太極要的是讓朝鮮徹底臣服，並且斷絕朝鮮同明朝的一切往來。

最終，歷經長達四十七天在南漢山城的艱苦困守，朝鮮仁祖國王李倧選擇投降。

投降後的李倧褪去了王服，穿上青衣，從側門徒步出城，以罪臣的身份向皇太極行三跪九拜之禮，並且與皇太極簽訂《三田渡盟約》（《南漢山城條約》或《丁丑條約》）。

而這也就此標誌著朝鮮徹底臣服於清朝，正式成為了清朝的藩屬國。

李氏朝鮮，可謂是大明王朝最為忠誠與堅定的支持者。

眾所周知，歷史上的李氏朝鮮對於大明王朝有著“萬世不渝”的忠誠。

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一直親近於明朝的大將李成桂推翻了此前的親蒙的王氏高麗政權，正式建立了朝鮮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李氏朝鮮。

而在李成桂加冕為朝鮮國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大明王朝稱臣納貢，成為其藩屬國。

並且當時李成桂就國號問題，還專門上疏請求朱元璋定奪。最終朱元璋，選擇了將“朝鮮”定為其國號，意為

“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美，且其來遠，可以本其名而祖之。體天牧民，永昌後嗣。”

於是，在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李成桂正式定國號為“朝鮮”，而為了顯示對於明朝的尊崇，李氏朝鮮還有一個官方的全稱，即 “有明朝鮮國”。

而除此之外，最讓李氏朝鮮對明朝感恩戴德的事情，便是“萬曆三大徵”之中的“徵朝鮮戰爭”。

萬曆二十年（1592），統御日本的豐臣秀吉率領大軍入侵朝鮮，短短五個月時間，即攻佔朝鮮兩京八道，朝鮮歷史上稱之為“壬辰倭亂”。

此時的朝鮮宣祖國王李昖嚮明朝求救，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派大將李如松與麻貴，先後兩次率兵入朝，歷時七年時間，終於將入侵朝鮮的日本軍隊趕了出去，幫助朝鮮復國。

也正是因為如此，李昖親筆手書摩崖石刻“再造藩邦”，以昭顯對於大明王朝的恩德將銘記於心，同時，也進一步明確了明朝之於朝鮮“父母之邦”的崇高地位。

‘’設使以外國言之，中國父母也。我國與日本同是外國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於子，則我國孝子也，日本賊子也。父母之於子，雖止於慈，豈有愛其賊子同於孝子之理乎？‘’

於是，在此之後，儘管朝鮮國內也面臨著巨大的困難，但依舊傾盡全力在遼東戰場上給予明朝支援，包括直接派元帥姜弘利統兵參加“薩爾滸之戰”，積極組織軍隊陳兵鴨綠江襲擾後金，接受從後金逃往的難民，以及嚮明朝軍隊提供糧草軍需補給，甚至還將境內的鐵山和義州等地“借給”毛文龍建立“後方根據地”。

也正是因為如此，朝鮮就此成為了後金的“眼中釘、肉中刺”，特別是在“仁祖反正”，仁祖王李倧登上王位之後，一改此前光海君李琿“不叛明、不怒金”的“首鼠兩端”策略，轉向全力支援明朝，而這也直接導致了“丁卯胡亂”的發生。

後金天聰元年（1727年）皇太極任命“四大貝勒”之二貝勒阿敏為主帥，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嶽託、碩託等人協同，率八旗主力出征朝鮮。

朝鮮軍隊在戰鬥力極強的八旗鐵騎面前可以說是一觸即潰，阿敏迅速橫掃大半個朝鮮，直接攻佔了平壤，李倧只得逃往江華島暫避，並在此期間與後金達成了“江都之盟”，約定兩國以“兄弟”相稱。

然而，此時的李倧本就是口服心不服，再加上阿敏在離開朝鮮之前縱兵搶掠，造成朝鮮是滿目瘡痍、一片狼藉，這也使得李倧依舊非常堅定的站在了明朝一邊，並且也就此拿出了“誓死不從”的勇氣與決心。

“貴國既欲議和息兵，甚為美意。故孤亦喜而許之。但念敝邦之於明朝，君臣分義甚重，若貴國要我負明，則寧以國斃，斷不敢從。”

可以說，此次皇太極出兵只是達成了他的軍事目的，可斷絕朝鮮與明朝聯絡的政治目的與希望得到朝鮮糧食等戰略資源支援的經濟目的均未達成，這也為後來“丙子胡亂”的爆發埋下了伏筆。

“丙子胡亂”，使得朝鮮徹底成為了清朝的藩屬國。

正如前文中所說的，“丁卯胡亂”之中，皇太極並沒有達成其預期的效果，也沒有完成其既定的戰略目標，朝鮮也在此之後依舊對於明朝以及在遼東戰場的明軍給予了重要支援。

而更讓皇太極惱怒的是，朝鮮上至國王，下至來往使者，均對於剛剛登基的皇太極本人，以及新建立的大清表現出了極大的不敬，這也直接導致了皇太極在其登基當年就決心征服朝鮮，就此一勞永逸的解決朝鮮問題，而“丙子胡亂”也就此爆發。

面對清軍的強大攻勢，朝鮮軍隊這面的表現依舊非常的“穩定”，呈現出了一貫的潰敗狀態。清軍則勢如破竹，將仁祖王李倧以及朝鮮朝臣全部圍困在了南漢山城，並且皇太極也下了最後通牒，以迫使其投降。

就這樣，李倧困守南漢山城四十七天，最終選擇了投降，並且與皇太極就此締結了《三田渡盟約》。

一、當去明國之年號，絕明國之交往，獻納明國所與之誥命冊印，躬來進謁。

二、爾以長子並再令一子為質，諸大臣有子者以子，無子者以弟人質。爾有不諱，別朕立爾質子嗣位。三、從此一應文行文移，奉大清國之正朔。

四、其萬壽節及中宮千秋、皇子千秋、冬至、元旦及慶弔等事，俱行貢獻之禮。並遣大臣及內宮奉表。其所進往來之表及朕降詔敕，或有事遣使傳諭，爾與使臣相見之禮及爾陪臣謁見，並迎送饋使之禮，勿違明國舊例。

五、朕若徵明國，降詔遣使，調爾步騎舟師或數萬，或刻期會處，數目限期，不得有誤。

六、軍中俘獲，過鴨江後，若有逃回者，執送本主，若欲贖還，聽從兩主之便。

七、爾與內外諸臣締結婚媾，以固和好。

八、新舊城垣，不許擅築。

九、爾國所有瓦爾喀，俱當刷送。

十、日本貿易，聽爾如舊，當導其使者來朝，朕亦將遣使與彼往來也。其東邊瓦爾喀，有私自逃居於彼者，不得復與貿易往來。爾若見瓦爾喀人，便當執送。

十一、每年進貢一次，其方物數目：黃金百兩，白銀千兩，水牛角二百對，豹皮百張，鹿皮百張，茶幹包，水獺皮四百張，青黍皮三百張，胡椒十鬥，腰刀二十六口，順刀二十口，蘇木二百斤，大紙千卷，小紙千五百卷，五爪龍席四領，各樣花席四十領，白苧布二百匹，各色綿綢二千匹，各色細麻布四百匹，各色細布萬匹，布幹四百匹，米萬包。

縱觀整個《三田渡盟約》的內容，不難看出，皇太極“議和條件”之苛刻，而朝鮮也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幾乎所有領域內，皆遭受到了極為嚴厲而又殘酷的“懲罰”與限制。

首先是在政治上，朝鮮徹底“背離”了明朝，成為了清朝的藩屬國。

“自正月三十日前，則為明國之臣子；正月三十日以後，則為大清之臣子。”

至此朝鮮開始奉“大清國之正朔”，向大清稱臣。同時，李倧將自己的兩個兒子送往盛京作為人質，所有的禮儀要求也要遵循清朝這面的安排。

其次是在軍事上，朝鮮已然失去了自主權。

根據條約的規定，朝鮮“新舊城垣，不許擅築”，意味著朝鮮不能對大清起抵抗之心，甚至不具備任何防禦性的條件，更為關鍵的是，此後的戰局中，朝鮮還要對清朝提供支援，轉而要攻向其曾經的宗主國大明王朝。

而在“丙子胡亂”結束的同時，皇太極就派兵攻克了皮島，這其中，朝鮮軍隊就支援了部分戰船與器械，算是正式開始配合清軍行動了。

再次是經濟上，朝鮮揹負了巨大的經濟壓力。

從條約的內容上看，朝鮮的進貢壓力可謂是非常的巨大，這無疑給朝鮮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壓力，這本就讓朝鮮國內尚未完全恢復的經濟體系變得更加的脆弱。

不僅如此，就在“丙子胡亂”結束後，清朝這面又強迫朝鮮開放“互市”貿易，使得朝鮮經濟在一定程度上也成為了清朝的“附庸”。

“凡鳳凰城諸處官員人等往義州市易者，每年定限兩次，春季二月、秋季八月；寧古塔人往會寧市易者，每年一次；庫爾喀人往慶源市易者，每兩年一次；由部差朝鮮通事官二人，寧古塔官驍騎校、筆帖式各一人，前往監視，定限二十日即回。”

最後，便是朝鮮遭受了巨大的人口損失。

除了戰爭期間死傷的朝鮮軍隊與百姓，“丙子胡亂”中，前後共有五十萬朝鮮民眾被清軍擄走，其中有不少還是朝鮮的貴族與精英階層。他們被清軍帶過鴨綠江後，隨即便被八旗以及蒙古貴族瓜分，命運十分悽慘。

而由於人口的大量流失，造成了朝鮮國內勞動人口銳減，社會生產難以維繼，在這之後，朝鮮用大量的金錢將這些被擄走的人口贖回，也進一步加重了朝鮮的社會經濟壓力。

也正是因為“丙子胡亂”以及之後簽訂的《三田渡盟約》對於整個朝鮮王國帶來的巨大傷害，再加上朝鮮對於大明王朝一貫的感恩與認同，使得朝鮮即便是無奈之下成為了清朝藩屬國，但卻依舊保持著對於大明王朝的忠誠。

在臣服與清朝後，朝鮮依舊保留了明朝時期的裝束和服侍，以表達對於明朝的敬意和思念之情。與此同時，儘管在清朝的要求下，朝鮮要廢除明朝的年號，但是朝鮮只在對清朝的公文中使用清朝年號，內部依然使用明朝崇禎的年號，並且一直持續用到了李氏朝鮮滅亡的時候。

與此同時，朝鮮再被清朝征服後，一直寄希望於明朝能夠捲土重來，甚至在南明抵抗清朝以及後來的“三藩之亂”中，朝鮮也都在積極籌劃，希望為“反清復明”，迎請“大明正朔”發揮積極的作用。

然而，“丁卯胡亂”與“丙子胡亂”所給予朝鮮的打擊是致命的，再加上大清王朝日益穩固的統治根基，並非是弱小的李氏朝鮮所能撼動的。

就這樣逐漸的，李氏朝鮮接受了這樣的現實，但是他們依然用自己的方式來感恩、懷念明朝，保有這對於明朝的那份“忠誠”，直至二十世紀初李氏朝鮮正式滅亡，這份忠誠才就此終結。

而對於皇太極以及新興建立的大清王朝來說，“丁卯胡亂”也同樣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按照皇太極的說法便是：

“自此東顧無憂，專力中夏。”

“丁卯胡亂”不僅讓皇太極徹底征服了朝鮮，穩定了後方，使其可以專心於明朝作戰，以逐鹿中原，同時，經過在朝鮮的大肆劫掠以及在這之後朝鮮提供的歲貢，極大緩解了清朝國內的經濟壓力，並就此獲得了充足的戰略補充，進而使其實力進一步增強。

由此可見，“丁卯胡亂”不僅改變了大明、大清與朝鮮這三者之間的政治關係以及整個遼東戰場的戰略格局走向，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明亡清興”的朝代更迭速度，其影響力可謂是非常的深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