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英雄？按照我國儒家傳統觀點，“英是賢才絕異之稱”、“德過千人曰英”，可見，“英”指的是一個人的品德；至於“雄”，指的是能力、才幹超群。也就是說，英雄，一定是德才都遠超常人的完美人物。

相反，如果一個的能力超群，但卻被認為在道德、人品方面存在問題，那就會被稱為梟雄、奸雄。

重視善惡是非、強調道德的重要性，是古典史學的核心價值觀。熟悉《資治通鑑》的朋友都知道，此書開篇就提出了“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的概念，並且得出了“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的結論，即：情願使用無才無德的廢人，也不重用有才無德的小人。

至於張居正，一些人認為他的品德並不高尚，“證據”如下：

他拉攏馮保。馮保是誰？大太監一枚，這一群體，可是古代士大夫眼中的天然死敵：兩千年裡，多少仁人志士被迫害，多少強盛的王朝因其覆滅。張居正身為堂堂宰相，竟然跟這群人攪在一起，豈不是自甘墮落、給士大夫抹黑？

他貪財，生活鋪張。《明史》稱，張居正家族被清算時，共抄出“黃金萬兩，白金十餘萬兩”；他回鄉安葬父親時，朝廷有關部門沿途安排好食宿，甚至還專門修路；待他回京時，所過之處，所有官員、王公都迎來送往、阿諛奉承。

他為人嚴苛，拉幫結派。史書稱張居正“一事小不合，詬責隨下，又敕其長加考察”，對待同僚非常嚴厲；此外，自從違背傳統守喪禮制之後，“其所黜陟，多由愛憎”，他對官員的罷免或晉升，大多是出於自己的愛憎；許多皇親國戚與其攀親，馮保的門客、他自己的兒子也都雞犬升天……

那麼，張居正的“才”如何呢？毫不誇張的說，怎麼讚揚都不為過，他是一位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的偉大政治家。

任何王朝都是“其興也勃焉”，朱元璋建立的大明，在初期一度繁榮鼎盛，“洪武之治”之下政治穩固、社會安寧、經濟發展、人民安居樂業；明成祖的“永樂盛世”，更是經濟繁榮、國力強盛、萬國來朝、威名遠播，泱泱大國的氣勢直追漢唐。

但到了中後期，明朝也面臨著“其亡也忽焉”的困境：吏治腐敗、人浮於事、國庫空虛、財政拮据；南有倭寇，北有蒙古、女真，國內又有大量盜匪起事，張居正掌權初期，甚至出現了“群盜蝟起，至入城市劫府庫”的奇葩景象。此時的大明王朝，已然風雨飄搖、危機四伏，面臨著生死存亡之機。

在張居正之前的數十年間，明朝的內閣並無多大建樹。嚴嵩掌權20餘年間，結黨營私、貪贓納賄、跋扈驕奢、橫行朝廷，他僅憑一己之力，使明王朝的國力遭受重大削弱；隨後的徐階、高拱，雖然都稱得上政績斐然，但受制於主客觀條件，他們頂多算是“縫縫補補”，未能徹底讓明王朝實現改觀。

張居正在47歲時正式成為內閣首輔時，面臨的是一個瀕臨破產的爛攤子。面對這種令人窒息的困境，他可以左右逢源和稀泥，也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當個修補匠，同時發揮自己出色的交際能力、與朝廷內外搞好關係；如果選擇這些道路，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能成為一名利雙收的“好”宰相。

但他卻選擇了最難的一條路：不退縮、不躲避，以“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直面困難，對既有利益集團發起了挑戰，不惜得罪自己所在的官僚體系。

政治層面，張居正加強上層集權，推行“考成法”，要求吏部以言核事、以事核效、隨事考核，對官員進行全方位評定，以此極大提高了行政效率、淘汰懲治了一大批不稱職官員。這種以規章制度的形式、以量化的指標來改革執政集團自身弊病的做法，即使放在今天也不過時，它樹立了政權與法令的權威，規範了各級官員的行為，讓老百姓得到實惠，反過來進一步提升了國家的信用與權威。

經濟層面，張居正勘核全國田地，打擊地主豪強瞞田逃稅現象；在此基礎上，推行一條鞭法，有效防止了官吏在稅收環節貪汙受賄，大大改善了國家的財政狀況。此外，他主持興修水利，為大力發展農業生產提供全方位的“基建”。

對外方面，張居正軟硬兼施、兩條腿走路。一邊起用名將、加強北方守備；另一邊不窮兵黷武，推行寬柔政策，與韃靼開邊疆互市，僅此一項就讓太僕寺的積蓄金多達四百多萬。同時，外部和平環境的達成，也讓張居正的改革獲得了良好的基礎，讓國富民強獲得了可能。

張居正變法的最可貴之處，就是不務虛、只務實。他真正地做到了從現實出發、從百姓和國家的需要出發，一切的措施都是為了解決現實問題。

這就意味著，張居正必定會觸及某些群體的利益，必定會得罪一大批人。面對重重阻力，想要保證變法的推行，他有兩大執政特點：

其一，拉攏政治盟友，最大程度地減少敵人。比如他拉攏馮保，確實是不得已而為之。朱棣之後，明朝的宦官在整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被人與皇帝、大臣並稱“三權”；更何況馮保此人並非魏忠賢式的人物，甚至有不少可取之處。正是在他的支援下，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才獲得推行。而張居正在回鄉期間不拒絕各級官員迎來送往，同樣也有出於團結同僚、避免樹敵過多的考慮。

其二，適當“專權”，比如提拔與自己志同道合之人，打壓破壞變法之人、尤其是言官。明代言官當然有積極意義，與前代諫官相似，他們“諫朝政之得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匡正皇權。但到了中後期，也出現了與宋朝時相似的情況，凡是有違祖宗舊制、觸碰自身利益的一律加以反對，一些言官“為了反對而反對”，導致政府辦事效率極低。

《明史》記載，張居正曾經專門收拾御史（御史和六科給事中是明朝言官的主體），正是鑑於這些人在京城之外，時常仗著自己掌握了輿論武器、肆意凌辱官員。

張居正變法是歷史上效果最為明顯的封建改革之一。據統計，在嘉靖年間，明朝的國庫存糧不夠一年，一旦遇上大的天災人禍，極有可能轟然崩潰；但在變法後，國庫積銀六七百萬兩，儲備糧食足夠十年之用。很多史家認為，張居正僅憑一人之力，把明王朝的滅亡延遲了70多年。有人贊他“通識時變，勇於任事”，還有人誇讚“除卻伊、周只此人”。

回到文頭的“德、才”話題。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所說的有德無才，指的是那些“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的“國之亂臣，家之敗子”；反觀張居正，他是一位解決國家實際困難、讓百姓安居樂業的政治家、實幹家，是個名副其實的“好人”，怎能是有才無德的“小人”？

可惜的是，張居正死後，遭到了那些被變法觸及利益的群體的清算，他的子孫家破人亡、下場慘不堪言，這就是封建時代實幹家、改革者的宿命。

在任何時代，站在一旁指指點點都是最容易的，而腳踏實地解決實際困難往往是最艱辛的。也許在改革之初，張居正就已從前代商鞅、王安石等人的經歷中猜到了自己的命運，但“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他的勇氣、毅力、決心，都值得我們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