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歷史愛好者。歡迎大家【關注】我，一起談古論今，縱論天下大勢。君子一世，為學、交友而已！

在秦檜身後，對於他的評價問題，有宋一代，官方就幾經變化。

1、秦檜身後忠奸之辨

紹興二十五年（1155）十一月，高宗為褒揚秦檜的主和之功，為其神道碑題額曰：“決策元功，精忠全德”。追封為申王，贈諡曰“忠獻”。

太常博士曹冠撰諡議說：

故太師贈申王秦檜，光弼聖主，紹開中興。安宗社於阽危之中，恢太平於板蕩之後；道德光天地，勳業冠古今，雖備道全美，不可主一善，名一功，而崇報之典，嚴與定溢。尤當先其報國之大節，傳道之效焉。

謹按諡法，慮國忘家日忠，文賢有成日獻。宜賜茲曰“忠獻”。

事過五十一年，寧宗開禧二年（1206）四月，以外戚入主大政的韓侂冑為他策劃的興師北伐作輿論準備，使禮部侍郎李壁奏貶秦檜，奏疏說：

秦檜首倡和議，使父兄百世之仇，不復開於臣子之口，宜亟貶秦檜以示天下。

於是削奪秦檜王爵，改諡號為“繆醜”。制詞說：

“兵於五材，誰能去之，首弛邊疆之備；臣無二心，天之道也，忍忘君父之仇。”“一旦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為墟，誰任諸人之責。”

評價全部翻了個個，制詞成為當時傳頌之作。

結果，開禧北伐失敗，韓侂冑成為妄啟兵端的罪魁禍首。時任禮部侍郎的史彌遠獻計誅殺韓侂冑，函韓侂冑之首向金人乞和。為了討好金人，恢復了秦檜的王爵和贈諡。

史家評論說：

“當時用事者，亟欲反侂胄之政，而不顧公議如此。”

秦檜作為一代權奸，在他身後的官、私史籍中，大體上都是持否定態度。

元代為少數民族人主中華，對儒家所講的“嚴華夷之辨”多所避忌，然修《宋史》仍將秦檜列入《奸臣傳》。但是，歷來史家也不無異說。

2、南宋在紹興初非向金人乞和不可？

和、戰問題，是兩軍對壘中經常發生的事，其基本目的，取決於是否有利於儲存自己，爭取時間發展自己。這就必須審時度勢，知己知彼，作出正確的抉擇。

南宋紹興初情勢如何呢？是不是非向金人乞和不可呢？

清人趙翼說：

“宋之為國，始終以和議而存，以不和而亡。”“澶淵盟，而後兩國享無事之福者，且百年；元昊跳梁，雖韓（琦）、範（仲淹）名臣，猶不能制，亦終以歲幣餌之，而中國始安枕。當北宋強盛時已入此，況南渡乎！”“蓋其兵力本弱，而所值遼、金、元三朝，皆當勃興之運，天之所興，固非人力可爭。以和保邦，猶不失為圖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議為辱，妄肆詆淇。”

近人陳登元把趙翼這個觀點具體化，以為：

“秦檜偷安半壁、中原殘破之時，其所以力主和議，實不得已中不得已也”。

其主要理由是：

（一）國家經濟困難，支援不了龐大的軍費開支；（二）軍事力量不強，至收遺卒群盜，以充王旅，軍紀廢弛，不足以戰；（三）文武不和，不可與圖大業。“因此可知秦檜議和，有人以為保全東南者，非無以也。”

應當承認，陳登元先生列舉這些現象，在南宋初年都是存在的，因而建炎間屢屢敗給金人。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到秦檜再相時，情況已大有改善，以此作為向金人乞和的理由，顯然是不妥的。

3、南宋沒有經濟實力與金人一戰？

從經濟實力看，由於南方自然條件優越，自然資源豐富，生產者的素質較高，其生產力水平遠遠高於北方。在北宋時期，支撐政權的財稅收入主要來自南方。南渡以後，版籍失去三分之一，而財稅基礎則失去很少。

戰爭之初，生產遭到破壞最大的是江淮、江漢和秦隴，江南雖有破壞，但只侷限於江東、浙東、浙西一帶。而且時間不長。建炎三年，金兵渡江，追擊高宗，兵至明州，次年北撤，此後再也沒有渡過大江。

在建炎、紹興間，南宋朝廷，為了鞏固初建起來的政權，也採取一些恢復生產的措施，如安集流民，蠲免破壞嚴重地區的租稅，獎勵墾荒等等，特別是實行軍、民兩種屯田制，對恢復生產，解決軍費支出，起著很重要的作用。當時的軍事長官，幾乎都兼營田大使，一面訓練軍隊，指揮作戰，一面措置屯營田，籌集軍需。

紹興六年，張浚在江淮措置營田，頗具成效。這一年，州郡營田收入，單是官府提取的約有七十四萬石；紹興七年，川陝宣撫司在興元府洋州等處的營田收入“近二十萬碩（‘碩’通‘石’）”；紹興十年二月，有司奏稱，“荊州之賦，仰給於營田，歲省縣官之半”；此外，軍隊還進行其他經營，收入也相當可觀。

紹興十一年，岳飛被解除兵柄之後，派右司員外郎鮑琚前去清理財物，據奏：

“岳飛軍中利源，鄂州並公使激賞備邊回易十四庫，歲收息錢一百十六萬五千餘緡；鄂州關引典庫房錢、營田雜收錢、襄陽府酒庫房錢、博易場，共收十一萬五千緡；營田稻穀十八萬餘石。”

另外還有七座酒庫，每年收息五十八萬緡。

相比之下，金人雖然佔領廣袤的版籍，由於生產方式落後，生產力低下，經濟實力遠遠不如南宋。當然，就南宋本身來說，與承平時相比，支出增多，收入減少，國家財力拮据，這是肯定的。但面臨民族危亡的非常時期，打一場正義戰爭，並非在經濟上就無力支援。而且，和議之後，軍費並未減少，每年還要向金人進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歲時兩國使節來往，費用不貲。其經濟負擔孰輕孰重，不言自明。

4、南宋沒有軍事實力與金人一戰？

從軍事實力上看，由於北宋時期造成的“軍無常帥，帥無常師”的格局，再加上經過伐遼和靖康兩次戰爭，到南宋初年，軍隊基本七零八落，有些將領又擁兵自重，不聽朝廷節制，所以屢吃敗仗。

但在建炎四年以後，便逐漸改觀。

在戰爭的實踐中，湧現了一批起自卒伍、有謀略、有威望的將領，和他們帶出來的勇敢善戰的軍隊；特別是廣大中原、河北人民不滿女真人的殘暴統治，紛紛組成義軍，奮起抗戰，如王彥的“八字軍”、太行的“忠義軍”等，後來都集結於南宋“抗金恢復”的旗幟下，大大加強了南宋的軍事實力。

紹興二年，呂頤浩上書請求北伐，即稱張俊有兵三萬，韓世忠有兵四萬，岳飛有兵二萬三千，王躞有兵一萬三千，劉光世有兵四萬，楊沂中、巨師古各有兵萬人，崔增、姚端、張守忠各有兵二萬，共有二十餘萬，即使有一些老弱和空額，也不下十餘萬人；加上川陝吳玠、吳璘所部，數量相當可觀。

由於軍事力量的不斷加強，在建炎四年以後，金人每年的秋季攻勢，再也沒有一次越過大江。

相反，紹興四年，挫敗了金人和劉豫的合兵南侵；紹興六年，又粉碎了劉豫十餘萬軍隊的進犯。後因張浚用人不當，委派不知軍旅的呂祉代劉光世治軍，致使酈瓊率部叛逃，但也沒傷大元氣。紹興八年向金人乞和，是在形勢有利於南宋的情況下進行的。紹興十年，金人背盟，宗弼興兵南侵，開頭是在宋軍無備的情況下得手，後來宋軍奮起抗擊，東自兩淮，西至川陝，全線取得勝利。

特別是劉錡在順昌，岳飛在郾城，基本上摧垮了宗弼的精銳部隊；朱仙鎮一戰之後，岳飛軍隊距汴京只有四十五里，宗弼準備北渡黃河，放棄汴京，金燕京行臺緊急轉移珍寶，準備放棄河北。若非秦檜從中破壞，恢復中原是有很大可能的。

5、金國外強中乾的局面

從金人內部來說，熙宗完顏亶繼位之後，女真貴族爭奪最高統治權的鬥爭日趨激烈。開始，完顏宗翰、完顏宗幹、完顏希尹以擁立有功，把持朝政。

熙宗為了擺脫控制，先以贓罪誅殺宗翰的親信高慶裔，宗翰憂憤而死，希尹也被排斥，大權又落到完顏宗磐、完顏昌手中。天眷二年（南宋紹興九年，1139），完顏宗弼、完顏宗幹、完顏希尹東山再起，以私通宋朝和“謀反”罪誅殺完顏宗磐、完顏昌等人。

完顏宗磐和完顏昌久握重兵，被誅之後，其部屬“悉為亡命，保聚山谷”，久不能制。且金人法苛賦重，連年饑饉，民不聊生，特別是中原、兩河百姓，不滿金人的殘暴統治，紛紛舉行起義。燕京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兼之連年征伐，軍隊的厭戰情緒相當嚴重。

所以，天眷三年（南宋紹興十年）宗弼興兵南侵，實則以戰爭作為賭注的冒險行為。

他無非是藉以轉移國人的注意力，緩解內部矛盾；如果戰爭能僥倖獲勝，則可坐實完顏昌與宋和議，是私通宋室的叛賣行為，以此壓倒政敵。

結果，被宋軍打得大敗，郾城一戰，最精銳的一萬五千“柺子馬”被岳家軍摧垮，自己幾乎被楊再興生擒，他不得不大放悲聲地哀嘆：“自海上起兵，皆以此馬勝，今已矣！”

尤其是紹興十一年秋冬，南宋已解除諸將兵柄，撤去邊境守備，諱言兵事，專意於和，宗弼再度興兵，在川陝，仍被胡世將、吳璘打得大敗，號稱“百戰百勝”的罕札和勇謀兼備的希卜蘇被困於臘家城，若非秦檜以金字牌急令班師，金兵五萬之眾將被全殲；在兩淮，張俊恪守秦檜主和之說，只以輕兵在揚州、盱眙之間“徐觀動靜”，宗弼將軍隊駐紮在楚州一帶，卻不敢輕進一步，與蕭毅密謀，以“大言檄書於宋”，採取訛詐手段脅迫宋廷就範。

據李大諒《徵蒙記》說，當時輜重皆盡，至“相兼而食”，或殺奴婢為食，“飢口嗷嗷，忘失晝夜”，根本沒有一點戰鬥力。宗弼自己後來說，當時宋軍如果渡江，將“無一人一騎得回”。

所以，大將韓常慨嘆：

“今之南軍，其勇銳乃昔之我軍；今之我軍，其怯懦乃昔之南軍。所幸南方未知耳。”

要說文武不和，不足與圖大事，也不能一概而論。有宋一代，是以文臣治軍，文武之間的矛盾是經常發生的。但在民族危亡的關頭，這種矛盾也逐步趨於淡化。凡是主張抗金圖存的文臣，一般都得到武臣的尊重，如李綱、張浚、呂頤浩、趙鼎、王庶、胡世將等文臣，在軍隊中都享有很高的威望，因而在他們主政或治軍期間，都打過不少勝仗。

只有像秦檜這樣一心主和的人，才遭到武臣們的反對。其實質，是和戰之爭，而非文武之爭。紹興十年，岳飛大捷於郾城，兵進朱仙鎮，宗弼準備放棄汴京，北渡黃河，一個太學生攔住宗弼的馬頭，勸阻說：“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不幸被這位太學生所言中。

這純屬破壞抗金，豈是文武不和的問題。試想，如果是李綱諸人中任何一個主政，都不可能有此類事情發生，也不會造成向金人乞和的局面。

6、乞和是宋高宗的責任？

明代蘇州名士文徵明，有一首《滿江紅·題宋思陵與嶽武穆手敕墨本》詞，其下闋說：

豈不惜，中原蹙，豈不念，徽欽辱，但徽欽既返返，此身何屬！

千古休誇南渡錯，當時既怕中原復。

彼區區一檜何能為，逢其欲。

思陵，是宋高宗永思陵的簡稱，即指宋高宗。這詞的意思十分直白，說南宋所以乞和，是因為宋高宗擔心中原恢復，徽欽歸南，他就無以自處，皇帝就做不成了。

秦檜殺岳飛，主和議，只不過迎合了高宗心願，幹了高宗想幹的事。否則，秦檜作為一個臣子，能有何作為。換言之，高宗才是殺岳飛的元兇，乞和的罪魁。

這個結論是從一般的君臣關係中推演出來的，未必符合實際。古來挾持君上，為患朝政的事是經常發生的，單純從君臣關係上論責任，是很難說清問題的。

《宋史·秦檜傳》說：

“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實自檜始。”

這基本上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從高宗即位到紹興八年秦檜再相，歷時十一年，南宋朝廷大體上做了四件事：

（一）養練士卒，形成一支可與金人抗衡的軍事力量；

（二）安集流民，恢復生產，涵養支撐政權的財力：

（三）統一內部，平定靖康以後群雄割據的混亂局面（包括鎮壓農民起義），形成一個比較穩固的後方；

（四）重建各種典章制度，使遭受戰爭破壞的社會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

這都是立足於守與戰的。正因為如此，才保住相當於北宋時期三分之二的版圖。

就高宗的思想狀況來說，是經常動搖於和、戰之間的。靖康以後，群雄割據，義軍蜂起，如果高宗專意求和，乞降，誰願意投到他的麾下去當陪臣！

事實上，當時四分五裂的局面很快能統一起來，各種政治力量很快能聚合起來，說明高宗還沒有把“抗金恢復”的旗幟丟掉，他還有一定的號召力和凝聚力。

建炎初年，南宋政權立足未穩，金人必欲消滅而後已，高宗有心乞和而不可得。建炎三年，高宗被金人從揚州一直追到明州，追到海上。建炎四年，金兵從江南退出，高宗從溫州回到越州，再回到杭州，南宋政權才逐漸立住腳跟。

先後出任宰相的呂頤浩、朱勝非、趙鼎、張浚等人，都是立足於守與戰的。雖多次遣使通和，大體上都是從策略上考慮的（秦檜除外），按照呂頤浩的說法是“貽書以驕之”，“示弱以紿之”，“出其不意，乘時北伐”。

紹興二年，呂頤浩請求興師北伐；紹興三年，朱勝非拒絕金人的議和條款；紹興四年，趙鼎請求御駕親征；紹興七年，張浚請求高宗駐蹕建康，高宗雖然不十分堅定，畢竟還是同意了。

7、乞和就是秦檜的責任

高宗專意乞和，則是紹興八年秦檜再相以後的事。

朱熹在《戊午讜議序》中說：

鳴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也。

朱熹說秦檜“始唱邪謀”，應該從他代徽宗草擬上完顏宗翰書算起，在書中明確提出“因其君長而臣屬之”，表示“世世臣屬，年年進貢”，因而深得宗翰的賞識，宗翰把他推薦給金太宗，金太宗又把他賜給主持東南事務的完顏昌。

南歸以後，初見高宗，即首建“南自南，北自北”之議，進呈了代擬的乞和“國書”，這份“國書”後來改用劉光世的名義發出，高宗因之許以“朴忠過人”。

但這時南宋的軍事力量正在逐步加強，主戰派在朝中還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金廷掌權的宗翰一派，還不願意放棄消滅南宋的主張，高宗也還動搖在和戰之間。所以，和戰問題處於相持階段。

直到金完顏宗翰死後，完顏宗磐、完顏昌掌握了金國大權，對南宋採取了軍事威脅和政治誘降的兩手政策，秦檜東山再起，主戰派在互相傾軋中內外受挫，高宗才逐步轉向專意乞和。

這次秦檜與高宗長達一旬的會談，最後決定：秦檜主和議之事，“不許群臣干與”。會談還可能包括趙鼎罷相，以及不再任命新的宰相，由秦檜一人主政的內容。此後秦檜專國十有八年，朝中一切重大舉措，都取決於秦檜，高宗幾乎不可能獨立作出任何決定。這就進入了朱熹所說的“挾虜勢以要君”的階段。

向金人乞和，出賣民族利益，毫無疑問阻力是相當大的。從紹興八年開始，到紹興十一年和議告成，中間反反覆覆，秦檜費盡心機，不遺餘力，不擇手段地排除各種障礙。

（一）排斥打擊反對派。

紹興八年初次與金人議和，大小朝臣紛紛反對，秦檜接受勾龍如淵的建議，操縱檯諫，把反對派全部趕下臺。胡銓上書請斬秦檜、孫近、王倫以謝天下，在朝野引起很大震動，高宗一時不知所措，宣告自己本來沒有做皇帝的野心，只不過想奉養老母。秦檜就以辭職相要挾，不僅把胡銓流之遠方，還逼著高宗下了一道詔書，戒諭中外，不準效尤。以此，與金人達成一次沒能實現的和議。

（二）破壞抗戰。

紹興十年，金人背盟，復取河南、陝西，南宋軍民奮起抗擊，取得前所未有的勝利，秦檜則千方百計從中破壞。劉錡順昌大捷，打算乘勝前進，秦檜奏請下詔令劉錡“擇利班師”；岳飛郾城大捷，力請深入敵境，收復舊疆，高宗也受到鼓舞，令岳飛與楊沂中、劉綺共同相度，約期前進。秦檜則釜底抽薪，急令韓世忠、楊沂中、劉錡從兩淮撤軍，以孤軍不可深入奏清下詔令岳飛班師，一天連下十二道金字牌，致使功敗垂成，一個好端端的抗戰局面被斷送了。

（三）奪諸將兵權，誣殺岳飛父子及張憲，使軍無統帥，士無戰心。

這樣一來，不但議和的阻力排除了，而且造成了非和不可的局面，高宗即使想反悔也不可能。種種事實說明，南宋向金人乞和，秦檜是主要責任者。

至於說高宗擔心欽宗回南，自己無以自處，種種跡象表明，他這種想法是存在的。但這只不過是秦檜和金人挾持高宗就範的籌碼，並不足以認定高宗就是南宋向金人乞和的主要責任者。

如果不是造成了上述非和不可的局面，和議不成，高宗即使有不願欽宗回南的想法，又有何實際意義呢？

實事求是地說，高宗這種想法，是紹興十一年和成以後形成，作為不見誓書的附加條款提出的，為此，他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很顯然，金人當時接受這一條件，會把和議價碼抬得很高。其實，高宗是失算了，欽宗不回南比回南麻煩更多。

韋太后回南時，欽宗哀求：

“幸語丞相歸我，處我一郡足矣！”

欽宗即使回南，一個失國之君，還有可能再登皇帝寶座嗎？留在北方，反而成為金人可居的奇貨。宗弼臨死遺囑部下說：

南宋如果背叛金國，“向與國朝計議，擇用智臣為輔，遣天水郡王（即欽宗趙桓）安坐汴京，其禮無有弟與兄爭，如尚悖心，可輔天水郡王拼力破敵，如此可安中原人心，亦未深為國朝禍害。”

這條毒計，也未嘗不是秦檜與金人的合謀。

事實表明，南宋向金人乞和，秦檜是罪魁禍首，而高宗作為最高統治者，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關於歷史領域的話題或觀點可以【關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留言，第一時間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