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歌精神的密碼就在一句話裡：“詩言志”。朱自清先生曾稱之為中國詩歌的“開山的綱領”，但我覺得還不限於此，這應該是詩歌的最高標準和黃金律令。

“詩言志”在很多古代典籍中都有記載，“詩以言志”（《左傳》 ）、“詩以道志”（《莊子》）、“詩言是，其志也”（《荀子》）、“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尚書》）、“詩，言其志也”（《禮記》）、“詩者，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毛詩序》）……可見，在先秦前後，“詩言志”已成為詩歌共識。

那麼，如何理解“志”？許慎《說文解字》曰：“志，意也。從心，之聲”，志可以理解為意願、意向、意義、思想等等意思，總之，屬於精神性範疇。也有把情志即情感和思想統一起來理解的，唐孔穎達稱：“在己為情，情動為志，情志一也”，但我以為，相對而言，情是個人性的，志就包含他者及社會的視角。情是個人發動，志就有指向，有針對性，需要物件，需要協調，需要方向，還需要接納。“志”更具公共性因素。所以，我覺得“詩言志”，可以理解為表達情懷、理想和志向，倡導某種價值，弘揚某種精神。

“詩言志”，詩來源於情感，但應該超越於一般情感。超越，建立在情感之基礎上，本身就包含了情感元素。詩是文字的最高形式，不能等同於一般的情感抒發情緒宣洩，詩應該有更高的使命，那就是“詩言志”。這就像郭店楚簡裡稱：“道始於情”，我覺得不言自明的應該還有一個判斷，那就是：道高於情，或道超越情。“詩言志”長期被看作儒家過於重視教化功能的僵化思維結論，就像“尊道守禮”一度被認為與人情世故的日常生活方式相對立一樣，其實，“道”和“禮”本身就是建立於生活實踐基礎之上的。

因此，我們可以如此論斷：詩緣情是詩之基礎，詩言志才是詩之超越，或者說詩之要求，詩之標準。“道始於情”“道生於情”，精神的源頭其實是情感。情感不加控制，就流於慾望本能；情感經過疏導，就可能上升為“道”或者“理”，並可能最終轉化為精神。因此，唯有“詩言志”，詩歌才能成為精神的傳道者和弘揚者，成為精神性的來源，並具有繁衍能量和昇華能力。

屈原的《離騷》最能體現這種高貴而昂揚的詩歌精神，詩人從自己的出身、姓名以及愛好談起，“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餘初度兮，肇錫餘以嘉名。名餘曰正則兮，字餘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屈原憂國憂民：“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屈原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自我發現自我確證自我肯定，並不斷修行：“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表達自己堅定的意志和決心：“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屈原透過《離騷》等詩歌，最終呈現出一種理想人格的典範，體現了詩歌精神的力量，實現了“詩言志”的真正價值。

作者：李少君

《詩刊》主編

編輯：陳韶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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