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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峰:中印不應掉進“地緣政治宿命論”

在印度旅遊指南手冊上,位於北阿坎德邦的小鎮奧利是首屈一指的滑雪勝地,海拔約2800米,風景秀麗宜人,每年10月到次年3月是大自然愛好者的雲集之地。可是今年10月14日至31日,雲集此地的將不是遊客,而是全副武裝計程車兵。

據美國媒體報道,印度軍隊屆時將與數百名美軍在此進行第18輪代號為“準備戰爭”的軍事演習。按理說,此類營一級的演習自2004年以來就一直在印美兩國輪流舉行,規模上也遠比“四方安全對話”升級後動輒數萬官兵的“馬拉巴爾”軍演遜色太多,但由於演習地點距中印邊境實控線中段僅百餘公里,在中美關係因佩洛西竄臺陷入緊張、中印邊境軍事對峙仍在持續的背景下,自然引發各方的關注。

近年來,在共同戰略利益的驅動下,印美關係節節升溫、穩步向上已是公開的事實。隨著美國“印太戰略”的落地,軍事安全合作更是成為兩國關係的最大亮點,對地區和國際安全的影響已經並還將不斷顯現。在“印太戰略”層面,美國積極主導“印太四邊合作”連點成面。在美國看來,印度是“四邊安全機制”中最為薄弱的一環,但又是決定“印太戰略”成敗的關鍵。為此,美國近年來除增加前沿軍事存在、密切盟伴合作關係之外,還大力推動印度與日、澳密切安全合作關係,期望可以儘快構建“四邊防務合作網路化”機制,助力“印太戰略”的落地。

在雙邊安全合作層面,機制性框架基本成型。通常而言,美國與盟伴防務合作成型需簽署三大基礎協議,即《後勤交流備忘錄協定》(LEMOA)、《通訊相容和安全協議》(COMCASA)和《基礎交換與合作協議》(BECA),為美與盟伴之間相互提供燃料和零部件等後勤支援、透過加密通訊渠道進行資料共享、提升裝備之間的相互通聯和可操作性、美方出售高階軍事裝備、實現地理資訊共享等掃清了法律障礙。而美印已經簽署了這三大基礎協議。

在聯演聯訓層面,更加趨於實戰化。在非締約盟國中,印度是與美國互動次數最多的國家,涉及各兵種,年均50餘次。兩國陸軍之間有“準備戰爭”軍演,空軍之間有“對抗印度”和“紅旗”軍演,特種部隊之間有“金剛—普拉哈爾”演習,海軍之間更有持續20年的“馬拉巴爾”軍演,演習地點從茫茫沙漠腹地到印太兩洋深處,從白雪皚皚的阿拉斯加山峰到喜馬拉雅山的中印邊境地區。

在軍事裝備層面,規模持續擴大。2018年7月,美國正式給予印度“戰略貿易授權-1”地位。此前,美國只將該授權給予《導彈技術控制機制》、《瓦森納安排》、“澳大利亞集團”及“核供應國集團”四大出口管制機制之內的國家。在美國的特殊安排下,印度獲得了韓國、澳大利亞和日本等美國核心盟友的同等待遇。近15年,印度已從美國採購了近180億美元先進武器裝備。

不難看出,這些眼花繚亂的軍事合作背後反映了美國極力拉攏印度、牽制對抗中俄的圖謀,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印度在當前國際地區亂局中的特殊作用以及美國視野下的特殊角色。俄烏衝突爆發以來,印度延續不在俄與西方的衝突中選邊站的傳統政策,選擇中立,同美西方國家在對俄的立場上存在很大分歧,但美國總體上諒解了印度的姿態。為拉印度這個與中國接壤、戒備中國的國家站在自己一邊,美國不僅繼續透過“2+2”對話推進雙方的戰略合作,還對印度購買俄製S400導彈和俄產原油開綠燈。這充分說明美印關係雖有磕磕絆絆,但仍是美國外交政策中為數不多且同時獲得兩黨主流支援的一對雙邊關係。

對印度而言,近年來作出主動迎合“四邊安全機制”、進一步對接美“印太戰略”等決定,是在中印關係陷入低谷之際。中印邊境衝突讓印度各界對華敵意陡增,固有的對華政策兩面性中的消極一面大幅上升。這也是近來印度部分媒體甚至公開敦促莫迪政府借斯里蘭卡國內亂局之機,加大對科倫坡全方位、多領域的援助,以此削弱和排擠中國在斯里蘭卡戰略影響的背景和動因。

日前,有印度媒體還傳出,出於對中國“遠望5號”科考船所謂“刺探印度情報”的擔心,新德里已向科倫坡施壓,要求其無限期推遲該科考船到港停靠的計劃。這表明新德里的一些對華強硬勢力一方面試圖透過迎合美方在“印太戰略”上的實質需求,透過展現其“反中靠美”的姿態,給下一步印美繼續走近乃至共同對華留下更多想象空間。另一方面,也想盡可能放大手中的現實籌碼,讓中國感受到“清晰有力的訊號”,從而緩解其在邊境問題上的壓力,並在中印邊境談判中獲得更多的利益。

中印兩國地緣上互相毗鄰,又是世界上僅有的兩個擁有10億級人口規模的國家,兩國都負有為本國人民帶來更大福祉、為地區和世界作出更大貢獻的歷史使命。雖然兩國關係由於新老問題並存,成因錯綜複雜,導致近年來出現了一些風波和挫折,但走向對立不符合中印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兩國若能堅持雙方領導人“中印互不構成威脅,互為發展機遇”的戰略共識,堅持增進互信,管控分歧,避免誤解誤判,彼此作相互成就的夥伴,不當相互消耗的對手,不掉進美西方營造的地緣政治宿命論,把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21世紀或將真正成為中印共同崛起的亞洲世紀。(作者是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