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在山東測繪滋陽興隆寺塔

1934年，林徽音考察山西古建築於汾陽小相村靈巖寺

1941年，病中與子女在李莊家中

主題：《林徽音先生年譜》分享會

時間：2022年9月16日19：00

地點：建投書局

嘉賓：劉珊珊 北京建築大學副教授

黃曉 北京林業大學副教授

主持：王忠波 《林徽音先生年譜》責編

曹汛，1935年生於遼寧蓋州。師承梁思成，1961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建築系。20世紀90年代在北京林業大學教授《中國園林史》。1992年調入北京建工學院（今北京建築大學）從事建築史研究與教學工作。治學嚴謹，尤精於史源學、年代學考證，是建築界公認的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建築史學家。2021年12月6日逝世於北京，享年87歲。

是“音”非“因” 在“林徽音”名字上的堅持

王忠波：請介紹一下《林徽音先生年譜》這本書。

黃曉：先介紹作者曹汛先生。他1935年出生，1955年進入清華大學建築系讀書。該系是梁思成先生開創的，林徽音是系裡很重要的老師。1955年，是曹汛進入清華讀書的年份，也是林徽音去世的年份，當時曹汛先生20歲。1998年，本書初稿完成。我跟劉珊珊老師是2009年之後參與進來的，那也是我們認識曹先生的第一年。

劉珊珊：這本書包括兩部分內容、兩種形式：一是“年譜”，以非常冷靜、客觀的口吻陳述林徽音的一生，按照時間順序，對她不同年份、不同年齡發生的事件，惜墨如金；二是書後一篇《驕傲的輝煌——林徽音先生和她的建築世界》，是曹汛先生為林徽音先生寫的長篇傳記，文字非常熱情，充滿愛戴。

王忠波：發現《驕傲的輝煌》這篇文章是一年多前，曹汛先生已經不太愛到處逛了。我們去曹先生家幫助整理書架，發現一沓手稿。我把它拿回家在電腦上一個字一個字敲出來，一共33000多字。現在這本書實際上特別簡單，只有兩篇長文。光從文字本身來說，它的體量是很小的。

黃曉：目前這本書呈現出的風格，非常像林徽音先生文學成就裡最重要的一種文體——詩話。很有詩的感覺，給人一種餘音繞樑、韻味無窮的詩的想象空間。我們希望這部年譜成為一個起點和契機，有更多人去追尋更多與林徽音相關的故事和文字。

王忠波：曹汛先生最為人知的身份是園林史家或建築史學家。他的林徽音研究，在他自己學術生涯當中佔有怎樣的地位？

黃曉：學術界一般稱曹先生是建築學家、園林學家和文史學家。這是他比較重要的三個領域。

劉珊珊：人物方面，曹先生並非只研究林徽音先生一人。他之前研究宋代人李明仲，發表了很多篇文章。李明仲是中國建築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編撰的《營造法式》也是最重要的文獻。學界通常認為李明仲的另一個名字叫李誡，而曹先生認為“李誡”是後人錯認，正確的應該是“李誠”。曹先生在“林徽音”這個名字上也很堅持，強調是“音樂”的“音”，而非“因為”的“因”。當時我們陪出版社跟曹先生籤合同，除了這個書名，曹先生沒有提任何其他要求。

王忠波：看年譜的話，1935年以前，包括到1936年，林徽音發表作品署名都會用音樂的“音”。1935年是她改名的時間，具體的細節可以看年譜，說得比較清楚。

黃曉：後來我們也比較認同現在的書名。音樂的林徽音是有出處的，出自《詩經》“大姒嗣徽音”和南北朝詩人傅玄的詩“徽音冠青雲，聲響流四方”。古人起名字是非常講究的，“徽音”體現了她是詩書家族出生，但是“徽因”沒有任何出典。因此我們也有這樣一個小小的情結，一是滿足曹先生的心願，同時也是希望在世上留下一本以“林徽音”命名的著作。

劉珊珊：曹先生研究建築史，也研究園林史，古代文學方面也有非常深的造詣。他認為人物研究對歷史研究非常重要，並不認為人物是自己研究範圍之外的內容。

黃曉：曹先生學術領域中的建築和園林，是針對物的研究。2019年他出版《中國造園藝術》時，分成上編和下編，當時曾想擬一個副標題叫“園林藝術與造園名家”。園林藝術研究物，造園名家研究人。

“兩擔雲彩” 曹先生尤喜出自林詩的這一說法

黃曉：除了李明仲，曹先生還研究過主持明代紫禁城營造的蒯祥，以及園林界的張南垣、計成等。曹先生的人物研究有其特點，他並不是追逐名人熱點。即便他研究的是個名人，比如李誠是古代建築界最重要的人物，他也是因為他有獨到的見解才研究他。李誠是這樣，張南垣、計成都是如此。

曹先生還會挖掘一些不為人所知的人物，比如葉洮，康熙朝暢春園的設計者。這麼重要的設計者在歷史中被埋沒，曹先生或許感到作為同行的悲涼。從這個角度說，物的研究和人的研究恰好是曹先生學術體系的兩極，用他的話來說，可以算是他的“兩擔雲彩”。

王忠波：“肩頭上先是挑起兩擔雲彩，帶著光輝要在從容天空裡安排”，這是《驕傲的輝煌》傳記剛開頭引的兩句林徽音的詩。這“兩擔雲彩”指的是建築與文學嗎？

黃曉：流傳的說法裡，林徽音走上文學道路，通常會牽扯上徐志摩對她的影響。曹先生為此專門去考證具體的時間。年譜裡面提到，1920年林徽音在英國遇到卞因，引發她對文學的強烈興趣，而她認識徐志摩是在1921年。曹先生在年譜裡面考證的一些事件，實際蘊含了他的一些觀點。

今天我們看古人或前輩，也許感覺他們像神一樣擺在我們面前。這部年譜就展示了一代“女神”成長的歷程。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很值得讀讀這本書，看看她的20歲，20歲的年輕人可能會有不同的感受。同在大學階段，林徽音很值得成為一個人生的榜樣。

曹先生髮表過非常多的文章，有幾百篇、幾千萬字的分量，但是他的著作很少。他每寫一篇論文把問題解決之後，就覺得這個事情就已經完成了，開始尋找下一個，致力解決新的問題。他的著作整理是近幾年開始啟動的。2019年出版的《中國造園藝術》影響很大，以至於很多讀者把曹先生僅視為園林學家。但是曹先生非常重要的貢獻其實是在建築方面，我們介紹他的時候也是把“建築”放在前面。接下來，我們準備整理曹先生在建築方面的重磅研究，把曹先生作為建築學家的形象展示出來。

王忠波：這也算是“兩擔雲彩”，曹先生特別喜歡用這個詞。

劉珊珊：曹先生更希望自己的“兩擔雲彩”可能也是建築與文學。曹先生一開始是想學文學的，而且他很重要的對於全唐詩的研究，文史學界專家也有很高的評價。建築和園林是我們的專業，但林徽音和梁思成不只是建築學家，他們當時開拓的也是包括建築、園林、城市規劃、遺產保護很多方面。我覺得文學和建築這“兩擔雲彩”，曹先生可能希望自己能夠繼承林徽音。

王忠波：曹汛先生在學術研究方面比較有個人風格，在這本書裡曹先生有哪些觀點是很獨特的？

黃曉：他首要的貢獻，是“年譜”這種形式的特點呈現出來的——按年代記載一個個事件，本身就有特殊的意義。通常我們對前人的印象可能是混沌的，他一生很多事情綜合形成他的形象。但是一件事情在這個人20歲時候發生還是40歲時候發生，事件的意義是不一樣的。

比如林徽音提攜過很多後輩的文學家，像沈從文、蕭乾。年譜裡記載，1933年蕭乾發表了一篇文章，林徽音把他請到家裡聊天，這對於蕭乾來說是人生很重要的環節。這時候林徽音已經是學界的前輩，是很重要的大家。但從年譜裡面發現當時她只有29歲，比我現在還要年輕。29歲的林徽音已經成為當時文學界很重要的核心，會讓你對她的成就產生更強烈的感覺，產生不一樣的認識。

不會檢索，卻總知從何找到需要的資料

劉珊珊：做一個人的年譜，按年紀事，貌似很容易，但實際上需要從很多方面來準備。林徽音距離我們並非特別遙遠，但很多關於她的事情已經含糊不清，同時會有很多說法，比如一篇文章究竟哪年發表。做年譜要把林徽音一生中重要的時間節點都確認下來，實際上是把她每一年、每件事都做詳細的考證。

另一個貢獻，曹汛先生是文史學家，也是建築史學和園林史家，他從專業的視角看林徽音。她在她活著的時候就是名流，關於她的各種評價很多，但從專業角度對她進行評價和記錄還是比較少的。曹先生專注於從林徽音作為建築學家的身份來記述她的人生，跟從其他角度做林徽音研究的視角有很大差別。

王忠波：據我所知，曹汛先生家裡藏書不多，他很多年的研究條件似乎並不太好。他是透過什麼方式、怎樣去研究林徽音的？

劉珊珊：王老師說的這點我不是特別認同。曹先生的研究條件，我覺得倒恰恰是傳統學者的常態。他是一個很老派的學者，剛才忘了介紹，曹先生是北京建築大學的教授，就是現在我工作的學校。北京建築大學有一個很大的優勢，它離國家圖書館特別近。曹先生家裡的那些藏書是一方面，他更多的工作是在國圖完成的。

曹先生不用電腦，他完全是老派學者的做法，到國圖遍覽群書，看各種原始的資料。我們對這點特別佩服，一個人不會檢索，但是卻能知道在什麼地方找到需要的資料。比如尋找原始的林徽音曾經發表的文章，他就要找到當年的報紙。我們見面時他經常給我一個小紙條，說要找什麼書、哪一頁的什麼圖，我都覺得特別驚訝。

黃曉：國圖是曹先生非常重要的工作地點。相對年輕的時候，他是騎腳踏車，每天早晨國圖一開館就進去查詢資料。後來慢慢年紀大了，有了老年卡，他就不再騎腳踏車，而是坐公交車到國圖。通常他整個上午都會在國圖查詢資料，下午進行整理，晚上就會形成成熟的文字，長年累月地這樣積累。曹先生這樣做研究的一個副產品是，他幾乎每年都會得國圖的“文津讀者獎”，因為讀書多而獲獎。

王忠波：我們看當年北平那些著名的學者，比如史學大家陳垣，他們都有獨門的藏書，透過琉璃廠或者透過其他渠道買來的。但是曹先生沒有這個條件，他是透過什麼方式來確認他查閱或者研究的材料正是他要尋找的？

黃曉：曹先生家裡的書架大概有三面牆，數量並不算少。相對於他的學術成就來說可能不算多，但如果仔細看，會發現這些書很不尋常。有時候我協助整理這些書，開啟來，會發現幾乎每一頁都密密麻麻寫滿了字。比如曹先生只有一套《全唐詩》，但是他把讀到的所有關於唐詩的各種研究、方方面面都匯聚到這套書上。

劉珊珊：曹先生的藏書並不是用於收藏，而是用於研究，所以他的獨門藏書都特別破。

黃曉：這種破是有原因的。曹先生經常需要想很多辦法解決研究遇到的問題。比如有段時間國圖不準帶書進去，但是這本書對曹先生的研究來說非常重要，他會把這本書撕成三半，跟人爭論說“我這不是一本書，這是我做筆記的紙張”。他為了把書拿進去方便做筆記，可以把書拆掉。對他來說，這些書是他研究的重要材料。

劉珊珊：曹先生在版本方面是一個大家。他有兩個獨門絕學——史源學和年代學。年代學是按年代來考證事情，《林徽音先生年譜》就是一部年代學的著作。史源學是找到各個文獻的出處、找到原始版本。

黃曉：他對李誠的研究主要就是結合版本來進行的，像宋代《續談助》提到李誠，曹先生就蒐集歷代的各種版本，一一考證，最後斷定哪幾版可信性更高。他雖然沒有收藏很多版本，但是他的版本學功底特別好。

北平時期之前之後，林徽音的照片都完全是兩個色彩

王忠波：你們2009年進入曹先生的生活，是一個什麼樣的機緣？

黃曉：2009年，那時候我研究生二年級，選擇寄暢園作為碩士論文的研究物件。寄暢園的設計者是張南垣家族，在張南垣研究領域，曹先生是最重要的學者。選定題目後，我們聯絡曹先生向他請教。那年他已經74歲了，是前輩大家，我們只有二十五六歲，沒想到交流得特別開心，一見如故。之後就經常拜訪曹先生。

早期到曹先生家裡我們習慣叫他“曹爺爺”，後來我們自己當了老師，他開始糾正：“不要再叫曹爺爺。”我們就開始改稱“曹老師”，逐漸步入到學術傳承中來。很多時候都是約在國家圖書館，在國圖大臺階前等曹先生來，然後一起進去看書或者查資料。

那時候“林徽音先生年譜”初稿已經在《中國建築史論彙刊》上發表。

王忠波：後來有修訂過嗎？

黃曉：他在文章發表之後就開始修訂了。曹先生有兩個理想，一個是“林徽音全集”，想把林徽音的所有文章都蒐集起來，他編年譜也是跟編全集有關係的。1998年他協助梁從誡先生編《林徽音詩文集》，一般我們蒐集一個人的文章，把這篇文章蒐集過來，確定是這個作者的就可以了。但是曹先生不一樣，他要確定這篇文章是哪年寫的。他在很多文章下面有標註，比如“這篇文章發表於1937年，但是寫成於1934年”。因為文章寫於1937年還是1934年是不一樣的，中國在這個時期發生很多變化，到底在抗戰前還是抗戰後，作者的心境都有很多不同。曹先生在這方面做了非常多細緻的工作。

王忠波：我們看林徽音整個人生色彩，在“七七事變”之前和“七七事變”之後，也就是說北平時期的林徽音和北平之後的林徽音完全不同，她的照片都完全是兩個色彩。今天在公眾視野裡林徽音被推崇，很多人談論她是大家閨秀、一個成功的女性，幾乎談的都是北平時期的，甚至是賓夕法尼亞費城時期、倫敦時期的林徽音。

而1937年7月，在五臺山知道戰事開始，她和梁思成馬上趕回北平，帶著家人迅速撤離。他們原來想收拾一下家裡所有的東西再撤離，但就在準備的時候，梁思成已經被一些親日的組織盯上了。他們感覺到這種危險訊號，於是馬上帶著全家離開了北平。我們看年譜也好，看其他關於林徽音的人生記錄也好，你會發現從這裡開始，林徽音的健康狀況迅速滑坡了，最嚴重的時候是一個病廢之態。大部分時間裡，她整個人的精神狀態都是很不好的，這種糟糕的健康狀況一直陪伴著她的後半生。

黃曉：讀這部年譜會感受到強烈的對比。1931年-1937年是林先生創作的井噴期，這時候有大量的作品，非常豐富，而且跨越好幾個領域，有大量的建築考察測繪和詩文作品，她兼顧了這兩方面，而且還在寫小說和劇本。劇本是她開闢的一個新領域，一個五幕劇剛寫到第四幕。1937年醞釀要出一本林徽音詩集，也被戰爭打斷了，最終也沒有出版。我們今天看到的林徽音詩作遺失了很多，如果那時候出版了，今天的《林徽音詩文集》會很不一樣。

連寫字和用紙，曹汛都繼承林先生時代的習慣

王忠波：林徽音先生的長女梁再冰曾講到，“文革”期間他們家有一批手錄的詩文稿被弄丟了，非常可惜。曹先生能透過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刊物，透過國圖把這些詩文打撈出來，真是很了不起。

劉珊珊：是，曹先生的一個很大貢獻是尋找到很多林徽音散失的詩文。有一些詩文曹先生此前是知道的，有一些雖然找到了但不知道是否發表過，也有完全沒找到詩作本身，只是知道一個名字的，比如《貢納達之夜》。期望將來有人能提供這些散詩的線索，也許將來有更好的資料庫，會發現更多散詩。

我們做研究常會涉及到近代的資料，有時候會忽然遇到關於林徽音的材料。有一次我查閱一篇園林史文章，在同一張報紙上看到一張照片，是林長民和一位少女，注著“林長民氏與其令孃”。我發給曹先生問有沒有見過，他說沒見過。實際上這張照片上的就是林徽音，但沒有出現她的名字，如果我們檢索的話，不可能檢索到。

黃曉：特別像滄海遺珠，這張照片涉及到很重要一個事件，是她父親帶她初到歐洲時所拍。

劉珊珊：發表在當時的《順天時報》上。照片上寫她14歲，實際上她應該是17歲。林長民和林徽音都穿著名貴的裘皮。一個名媛不是憑空出現的，可能在她進入公眾視野之前已經是大家很關注的人物，所以報紙上會刊登她的照片，作為當時理想的政治家和他女兒的形象出現。

王忠波：你們參與了很多曹先生著作的整理，接下來有沒有其他的出版打算？

黃曉：曹先生的第一本書是關於園林的研究，只是他研究的很小一部分，還有很多很好的文章沒有放到書裡。他還有一個重磅研究，是關於造園大師張南垣的，是他對園林史非常大的貢獻，我們正在進行整理。曹先生寫了很多文章，但是他對於出版著作一直不是很在意。所以後續的整理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以後有機會我們還要整理出版他的《全唐詩》研究。曹先生的《全唐詩》研究有800多頁手稿，我帶著學生把它拍成照片，要把這800頁手稿變成電子版也是很大的一項工程。

王忠波：你們敲字的時候要注意，每張紙的後面都是字。我看法律出版社去年新出的費慰梅關於梁思成林徽音的回憶，裡面也說到林徽音寄給費慰梅的信往往很厚很厚，一個信封裡甚至有七封信，每一張紙都是每個空隙都要填滿。因為當時的生活條件太差了，郵費很貴。她為了省郵費，就把七八次寫的信塞到一個信封裡，把能夠用的重量額度用到底，相當於很多事情一起說掉。這個當時給我留下特別深的印象。

劉珊珊：費慰梅回憶，林徽音給她寫信，信紙通常不是完整的紙，可能是從某個地方撕下來的半張紙，會把這張紙所有地方全部填滿，背面也全部寫滿。這是生活艱難時期遺留下來的習慣，是比較傷痛的回憶。林徽音本來是非常講究的，給別人寫信用什麼紙，要怎麼寫、怎麼留空，都是很在意的，但是經歷了困難的戰爭年代，在物質極端缺乏的時候，很不容易獲得的紙變得很珍貴。

我們跟曹汛先生一起整理手稿發現他也是如此，手稿經常都不是一張完整的紙，不知道另外半邊做什麼，肯定是寫滿字，把所有地方填滿。這張紙有時候是列印的紙，有時候是學生的練習冊，這一點倒是繼承林先生他們那時候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