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紀初，“三寶太監”鄭和奉命出海，七下西洋。
在這場浩浩蕩蕩的航行中，明朝的航海技術，包括造船、羅盤、計程法、牽星法和海圖等，仍保持領先世界的水平。鄭和率領的龐大船隊威風凜凜，即便是後來哥倫布、達·伽馬的船隊也無法望其項背。
但是，耗資巨大的鄭和下西洋，沒有開啟中國的大航海時代。此後，明朝官方的大規模航海歸於沉寂，帝國背朝大海，走向封閉，科技發展逐漸落後於西方。
與此同時，讀書人被一道名為
“科舉“
的藩籬困住，執著於追求功名，科技研究與知識分子漸漸脫離。大明王朝三百年間，只有少數擺脫”內卷“計程車人，在黑夜中點亮科學的微光。
▲鄭和航海圖。圖源/網路
嘉靖十六年（1537年），20歲的蘄州（今湖北蘄春）秀才
李時珍
正在遭受病痛的折磨。
起初，他以為自己只是因為身體疲勞而患上感冒，隨後卻發熱嚴重，面板如火燒火燎，每天都吐很多痰，吃不下飯。他吃了很多藥，情況不見好轉，甚至有性命之危。
李時珍的父親
李言聞
是遠近聞名的醫生，他遍觀醫書，想起前代醫家李東垣有一味黃芩湯可治療肺經風熱，於是依法調配藥方，給兒子煎服。李時珍服下後，總算是藥到病除。
這次死裡逃生的經歷，讓李時珍對醫學深深讚歎，他後來在著作中寫道：
“藥中肯綮[qìng]，如鼓應桴[fú]，醫中之妙，有如此哉！“
用對藥材，就像用鼓槌敲鼓一樣立馬等到響聲迴應，這就是醫學之妙！
儘管李時珍家族世代為醫，但年輕的李時珍還在科舉的道路上掙扎。醫生，在現在看來是一份光榮的職業，但是，在明代，醫學被視為方技，醫者在三教九流中屬於“中九流”，上不了檯面。
李時珍為了所謂光宗耀祖的功名，從小發奮讀書，14歲就考中了秀才，但此後接連3次赴武昌參加鄉試考舉人，都落榜而歸。
透過院試錄取為生員（俗稱“秀才”），只是進入知識分子階層的最低門檻。之後的鄉試、會試，乃至殿試，才是追求仕進的讀書人飛黃騰達的機會。
李時珍20歲的這場大病，就發生於他為了參加鄉試每日苦讀的時候。
有明一代，
程朱理學
作為正統思想，受到官方極力推崇。永樂年間，明成祖朱棣下詔纂修《四書五經大全》《性理大全》等，頒佈於各級學校，使其成為科舉考試的指定教材，摒棄了秦漢以來的註疏與歷代各家學說，獨尊程朱理學。
到了成化年間，
八股取士
的制度被固定下來，並走向僵化。科舉士子不僅被禁錮於程朱理學的窠臼中，而且還要練習枯燥乏味的八股文，平日裡
“空談性命，不務實學“
。
24歲時，李時珍經歷了第三次鄉試落榜，他不想再考了，終於鼓起勇氣對父親李言聞說，爹，我要學醫。
古今中外，科學革命往往需要一支由科學家領銜的知識分子隊伍，明代計程車子卻受“學而優則仕“的思想誘惑，被科舉制度深深吸引，很多學子為了功名利祿蹉跎半生。
在求取功名的事業上，李時珍不太走運，但能夠逃脫科舉的桎梏，他無疑也是幸運的。
“身如逆流船，心比鐵石堅。望父全兒志，至死不怕難。”
李時珍對父親表明心志。
李時珍自知，在科舉時代，他做出這個決定，猶如逆流之船，但他的意志堪比鐵石，即便不為世人所理解，也要將人生奉獻給醫學。
▲湖北蘄春縣“李時珍紀念館”中的李時珍雕像。圖源/圖蟲創意
中國有一句俗話叫做：
“秀才學醫，籠中抓雞。”
由於中醫與儒學、道學、易經八卦、陰陽五行等傳統文化一脈相承，科場不利的秀才學起中醫相對容易。
科舉時代的讀書人就業門路很窄，尤其是屢次不第的大齡秀才，失業率更是讓人心酸。一般來說，秀才只能從事教書先生、師爺或訟師之類的職業。
另一個就業方向，是當醫生。儘管醫者在當時地位不高，但讀書人流傳著宋代范文正公
“不為良相，便為良醫”
的古訓。
除了李時珍外，明代名醫汪機、萬全、徐春甫、楊繼洲等，早年都曾致力於科舉考試，後因科場失意，轉而矢志學醫，懸壺濟世，救死扶傷。
這些從科舉泥沼中脫離的知識分子，最終在醫學上做出了一番事業。
▲李時珍放棄科舉，改讀醫書。圖源/影視劇照
棄文學醫後，李時珍苦讀醫書，隨父行醫，也在長時間的醫學實踐中，發現了當時本草學的缺點與謬誤，於是決心編撰一部新的本草書。
所謂
“本草”
，指記載中藥藥材的典籍。從《神農本草經》開始，2000多年來，歷代醫家不斷查漏補缺，對本草書進行“版本升級”。可到了明代，仍有醫者不識藥物、不法商人造假的行為。
李時珍說：“醫者不識藥，只聽商人之言；商人又不仔細辨究，把工作推給採送藥物的人；採藥者多年來的經驗不一定可靠，真偽好惡變化莫測。”
有這麼一句諺語：
“賣藥者，兩眼；用藥者，一眼；服藥者，無眼。”
意思是，藥材的真假優劣，賣藥的人最清楚；而看病開藥方的醫生，大多隻知藥名，不識藥材，所以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服藥的病人最無奈，他們只能聽醫生的，開什麼藥就吃什麼藥，像是“瞎子”，不知道眼前藥材是否靠譜。
為了造福世人，李時珍立志重修本草，並以具有劃時代意義“綱目體”編寫世間藥材。
35歲那年，李時珍開始著作
《本草綱目》
，他“漁獵群書，蒐羅百氏，凡子史經傳，聲韻農圃，醫卜星相，樂府諸家，稍有得處，輒著數言”。他參考前人著述800多種，刪重複、補遺漏、正錯訛，又與弟子、兒孫跋山涉水，搜求民間藥方，收集藥物標本。歷時近30年的艱苦，終於著成190多萬字的《本草綱目》。
《本草綱目》集中國16世紀前藥學之大成，但這部凝聚李時珍一家心血的著作脫稿後，卻一度無法刊刻出版，遭到了官府和書商的冷眼。
李時珍尋遍各地的書商，都沒有人願意為他刊刻《本草綱目》。
《本草綱目》之所以難付梓，一個原因是錢文忠等學者推測的——李時珍歷經多年修書，口袋裡已經沒有多少錢，不足以支付刊刻鉅著的費用。
還有一個可能的原因，《本草綱目》是一部中醫藥著作，不屬於當時的暢銷書型別，受到學界漠視，書商考慮到利潤問題，不想做賠本買賣，不願為李時珍刊刻，畢竟他寫的不是《三年科舉五年模擬》。
多次碰壁之後，李時珍不得不迴歸早年業儒的老本行，他帶上《本草綱目》的手稿，前往江蘇太倉拜見文壇大佬
王世貞
，請王世貞親筆為他作序（“願乞一言，以託不朽”）。
那時，李時珍年華已老，他性情溫和，身材消瘦，醉飲間與王世貞言談，解開行李，身無長物，只有《本草綱目》數十卷。
但此次拜訪並不是那麼順利。
王世貞沒有馬上提筆為《本草綱目》作序，直到十年後，他才將序文交給年逾古稀的李時珍，並在序中稱讚此書
“實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籙, 臣民之重寶也”
。
有了大儒王世貞的金口加持，南京書商胡承龍終於答應出版這部書。
萬曆二十五年（1596年），《本草綱目》在南京正式刊行，史稱
“金陵本”
。那時候，李時珍已經逝世三年了。
不久後，明神宗詔修國史，購四方書籍。李時珍之子李建元聽說了，帶著《本草綱目》和李時珍的遺表進京覲見萬曆帝，希望得到朝廷支援，公之於眾。但萬曆帝沒有重視其成果，只是留下
“書留覽，禮部知道，欽此”
的御批，便束之高閣了。
▲李時珍歷時30多年，著成《本草綱目》。圖源/電視節目劇照
根據《中國科學技術史稿》，明清科學家普遍大器晚成，一流的科學家或科學著作作者取得重大成果的平均年齡為51歲，按照當時的平均壽命，已經是老年人了。
有學者統計，同一時期，從大航海時代到工業革命的數百年間，世界科技史上的傑出科學家，一生中做出最重要或第一次重大科研成果的平均年齡為38歲。
在科舉的藩籬之下，很多知識分子年輕時都執著於追求仕進，無數秀才、舉人、進士，為了“黃金屋”“顏如玉”耗費大量時間與精力，將才智用在科研上的人才所剩無幾。
有的人像李時珍一樣，直到離開科場，才得以轉向“實學”，專注於自然科學。因此，明清科學家大都早慧而晚成，
科舉的束縛在一定程度上推遲了明清科學家的創造期。
明代，中國在船舶製造、航海技術、冶金、紡織、制瓷等技術領域，一度保持著世界領先的地位，在商用數學（如珠算術）、治水技術、傳染病學、建築技術、醫藥學等領域也取得了進步。
但這一時期科學著作的主要特點是“總結”，是對古代科技豐富遺產的繼承，而非開拓。
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博士曾指出：中國在公元3世紀到13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而且
中國的科學發明和發現“往往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15世紀之前更是如此”。但從16世紀開始，中國科技漸漸地落後了。
這就是學術界著名的
“李約瑟難題”
，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至今眾說紛紜。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中國作為火藥和火器的發源地，早在10世紀初，就出現了火器軍用的設計，到了晚明，卻要依靠西洋人造的
“紅夷大炮”
。
紅夷大炮，俗稱紅衣大炮，由海外擴張的荷蘭人帶來中國。因為荷蘭人赤發紅須，在老百姓看來，無異於非主流殺馬特，於是稱他們為
“紅毛夷”
，這也是紅夷大炮名字的由來。
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薩爾滸之戰，明軍大敗。滿洲人能征善戰，讓明朝大為驚駭。
此時，大臣
徐光啟
上書朝廷，提出設險守國，建炮臺，採購紅夷大炮。
天啟六年（1626年）寧遠大捷，紅夷大炮一戰成名。
鎮守寧遠的
袁崇煥
憑藉11門紅夷大炮，對準後金軍就是一輪炮擊。滿洲騎兵一被炮轟就驚慌失措，最終一敗塗地，後金開創者努爾哈赤在此戰後鬱鬱而終。
▲遼寧葫蘆島興城袁崇煥像，人像旁雕有一門紅夷大炮。圖源/圖蟲創意
《本草綱目》歷經坎坷才得以出版的萬曆年間，來自義大利的傳教士
利瑪竇
入華。他學習中國文化，尊崇儒學，改僧衣僧冠為儒衣儒冠，與中國知識分子打交道。
在中國，利瑪竇遇見熱衷於“實學”的明朝官員徐光啟，開啟了另一段關於科學的故事。
與李時珍相比，徐光啟無疑是科舉考試的贏家。
徐光啟於明嘉靖十一年（1562年）出生在江南的一戶商人兼小地主家庭，35歲中舉，7年後進京考中進士，後來一路升遷，官至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青年時期，徐光啟為科舉耗費了大量心血，他一邊賺錢，在外地教書謀生，一邊備戰科場，七次回鄉應試，才以第一名考中舉人。這也是位“卷王”。
然而，徐光啟靠科舉步入仕途，卻能看出科舉和八股取士的弊端，他曾上書直言道：
“若今之時文
（即八股文）
，直是無用。”
徐光啟的後半生處於大明王朝搖搖欲墜之際，朝政腐敗，經濟凋敝，水利失修，災害頻仍，外患不斷。作為一名愛國知識分子，徐光啟頭腦敏銳，他認為只有農事才可以
“安國家而厚民生”
，推崇李悝、商鞅等先賢的“農本”思想，他希望發揚光大中國古代的科技傳統，以資抗清平叛的兵事。
▲徐光啟畫像。圖源/網路
但在那個推崇功名的時代，科學技術不被當成主流，科研工作者的地位無足輕重。
幸好徐光啟得到了外國好友利瑪竇的幫助。
利瑪竇不僅將有關中國的見聞傳播到西方，也在與中國士人的交遊中，將當時西方較為先進的機械、測量、數學等科學知識傾囊相授，徐光啟及其同僚
李之藻
便是此次西學東漸的受益者。
在數學方面，徐光啟與利瑪竇合作翻譯
《幾何原本》
，將歐洲廣為流傳的數學名著引進中國。其中一些翻譯的數學名詞，如幾何、平行線、銳角等一直沿用到今天，為中國近代數學打下了基礎。在徐光啟看來，每個人都應該學好數學，如果沒有掌握數學，就好比工人手中沒有工具。
在天文學方面，徐光啟主持修訂曆法和編譯
《崇禎曆書》
。新的歷法更正了推行300多年的元《授時歷》的誤差，採用了更為先進的天體運動體系和幾何學的計算系統。
在徐光啟主編的《恆星曆指》中，他首先說明了銀河是由無數恆星組成的，並繪製了當時世界上最完備的恆星圖。
在農學方面，徐光啟畢生耗時最多、最為重視的，便是他嘔心瀝血編撰的、堪稱中國古代農業百科全書的
《農政全書》
。
作為大明高官，徐光啟虛心請教，學貫中西，成為近代科學的啟蒙者，也是科學工作的組織者、宣傳者和實踐者。
但是，徐光啟去世後，朝中再沒有遠見卓識的官吏來推動自然科學的進步，這一風氣戛然而止。
崇禎帝即位後，朝中言官把
“華夷之辨”
那套老掉牙的理論搬了出來：“我堂堂天朝上國，為何要藉助外夷之力方能禦敵呢？”崇禎聽罷，把徐光啟當年推薦的“大殺器”紅夷大炮丟一邊，不了了之。
明亡以後，徐光啟生前為引進紅夷大炮、整頓邊防軍務所作的《徐氏庖言》還原封不動地留存於欽天監。熱愛學習的順治帝多次閱讀此書，感慨道：
“使明朝能盡用此言，則朕何以至此也！”
▲徐光啟向傳教士利瑪竇學習科學技術。圖源/網路
與徐光啟差不多同時的
宋應星
，又是一位被科舉耽誤的奇才。
明末的一個暮春，年近半百的宋應星在袁州府分宜縣（在今江西新餘）擔任縣學教諭，他與縣令正要攜上清酒和詩書，到城外的樹蔭鳥語中度假。
正在這時，一個跑得氣喘吁吁的信差送來一份來自京城的邸報，宋應星等人原本以為其中都是一些老生常談的政治新聞，但翻開閱讀，卻發現一樁千年一遇的“奇事”。
這一年，武舉出身的下層武官
陳啟新
闖入紫禁城東門，強行穿過等待上奏的眾臣，故意挑起崇禎帝的注意力，想盡辦法將自己的奏摺送到皇帝手中。
在這份奏摺中，陳啟新痛斥大明政體以文官治國，缺少技能熟練的軍事管理人才，來應對如今內有叛匪外有蠻族的危機，希望崇禎帝能聽取他的建議，重用武人。
陳啟新的話不無道理，但崇禎帝接下來的舉動，讓天下文人感到憤慨。崇禎沒有懲罰違規上書的武人陳啟新，反而給他一個京城內的官職，官居四品。
宋應星在得知陳啟新
“立談而得美官”
的訊息後，對朝廷更加失望，稱“此千秋遇合奇事也”。這讓宋應星多年來立志於考取進士的努力變得毫無意義，“小鎮做題家”的理想被無情踐踏。
從此，宋應星徹底放棄科舉。
▲宋應星科舉失意，轉而研究“實學”。圖源/電視節目劇照
宋應星出生於一個家道中落的書香門第，自他的曾祖父宋景入朝為官後，他們家族就沒有一人能夠獲取朝廷裡的高位，經濟上日漸拮据。
在科舉時代，一個詩書家族儘管經濟上艱難，卻仍要追求讀書仕進的理想。
宋應星與哥哥
宋應昇
被家族給予了厚望。他們哥倆幼年早慧，書院裡的老師要求他們每天背誦七篇之前沒讀過的文章。
有一天，宋應星貪睡晚起，他的兄長已經背熟了當天要背的文章，老師正要責罰宋應星，卻驚訝地發現，記憶力驚人的宋應星已經能夠熟練地背出文章。
人們好奇宋應星是怎麼做到的，宋應星迴答說：“早晨兄長在背誦文章時，我剛好從睡夢中醒來，聽見他背書，我就順便記下來了。”
在學而優則仕的價值觀指引下，卻往往是
學而優難仕
。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29歲的宋應星鄉試一舉成功，與哥哥雙雙考中舉人。但之後五次進京參加會試，宋應星始終名落孫山。宋應星之兄宋應昇同樣不受命運眷顧，一直考到了60歲，才無奈地接受了一個副縣令的官職。
宋應星年輕時到南昌求學，恰逢時任江西巡撫夏良心重刊《本草綱目》，風靡一時。宋應星應該讀過前輩李時珍的這部鉅著，但那時的他想不到，自己科舉失利後，也會走上與李時珍相似的道路。
五次會試失敗，又受到武人詣闕上書的奇事打擊，人到中年的宋應星轉向與功名進取毫不相關的“實學”。
他將心思投入一部科學著作，總結自古以來大量農業、工業中所需要的培育、生產知識，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科普體系，並有意識使用資料記載，使整本書更加實用。
崇禎十年（1637年），這部科學鉅著在南昌首次刊印出版，取名
《天工開物》
。
“天工”一詞，可能出自《書經》：“天工人其代之。”（人的責任是完成天的事功。）
“開物”也是源自古代典籍，出自《易經》：“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易經》的學問是開發宇宙萬物，涵蓋了天地之間的“道”，一切都是如此。）
書稿完成時，宋應星告訴世人：
“傷哉，貧也！欲購奇考證，而乏洛下之資；欲招致同人商略膺真，而缺陳思之館。隨其孤陋見聞，藏諸方寸而寫之，豈有當哉！”
意思就是，貧窮限制了我，我沒有錢購買參考資料，也沒有條件邀集同人集思廣議，只能寫成這個樣子了，能不傷心嗎？
還好他有個好朋友，幫他把書印刷出版了。
《天工開物》被稱為
“中國17世紀的工藝百科全書”
，宋應星被李約瑟稱為
“中國的狄德羅”
（狄德羅是啟蒙運動中百科全書派的代表人物），但這部著作既沒有改變宋應星貧苦的命運，也沒能喚醒朝廷對科學技術的重視。
▲《天工開物·卷序》。圖源/網路
明清易代之際，《天工開物》在短暫地火了一陣子後，逐漸銷聲匿跡。
清軍南下江西后，宋應星選擇歸隱，誓不仕清。臨終前，他把一生的經驗教訓，作為“宋氏家訓”留給子孫們：
一不參加科舉，二不去做官，只在家鄉安心耕讀，以書香傳家。
清乾隆年間，朝廷以編修《四庫全書》的名義，對全國的圖書進行大規模的審查。原先流通的許多書籍，在這次文化工程之後，就在歷史上無故“失蹤”，其中包括《天工開物》。
這麼好的書，為何被官方無視？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四庫全書》的收錄，沿襲傳統尊經重史的慣例，對科技書籍不感冒；另一個是，宋應星這本書中對明朝的推崇、對女真族的鄙夷，觸犯了政治禁區。
徐光啟的著作遭到相似的命運，由於徐光啟生前是明朝大員，還引進紅夷大炮打滿洲兵，為清室所不容，他的書在清朝也被明令禁止發行。
清代，再也沒有人敢印刷《天工開物》了，科舉士子都去學寫八股文，也沒心思研究“實學”。
弔詭的是，《天工開物》被科舉士人棄擲案頭的同時，在海外卻異常火爆。
《天工開物》在歐洲，被翻譯成12國語言，傳播甚廣。有歐洲學者稱，這本書“直接推動了歐洲農業革命”。
在日本，這本書從17世紀末傳入後，就火得一塌糊塗，不斷被再版和重印。因為這本書，日本還曾流行過富國濟民的“開物之學”，將此書奉為“植產興業”的指南。一直到了民國時期，這本書“出口轉內銷”。很多中國人透過日本刊行的版本（“菅本”《天工開物》），才知道我們原來有這麼偉大的一部書。
《天工開物·卷序》曰：
“天覆地載，物數號萬，而事亦因之，曲成而不遺，豈人力也哉。”
這是說，天地之間物以萬計，人類要做的事情也就很多，適應自然界的變化，生產出種類齊全的物品，這並不單是靠人的力量。
有明一代，上至朝廷，下至民間，不乏優秀的科學工作者。
透過科舉進入仕途的
潘季馴
尊重勞動人民的科學經驗，總結前人成果，創造性地用“束水攻沙”的方法治理黃河，抑制了黃河水患。
無意仕進的
徐霞客
走遍千山萬水，透過遊覽考察祖國大好河山，其著作《徐霞客遊記》中有大量關於地形、地貌、氣候、水文、生物的考察與研究。
民間醫生
吳又可
在晚明瘟疫大流行的時代，對瘟疫的傳染途徑和流行特點作了分析，在《溫疫論》中提出溫病（瘟疫）的傳染途徑主要是由口鼻而入，可經空氣傳染與接觸傳染傳播，這與現代的認識已相去不遠。
▲吳又可的瘟疫學說影響至今。圖源/影視劇照
大明的知識分子在漫漫長夜中高舉科學的火種，但這股實學思潮，最終沒能演變成一場科學革命。
明清時期，世界與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科舉時代固化的思維阻礙了科學的交流，明清腐朽的制度掩蓋了科技的光芒。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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