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吏部銓選後開列了各州、縣等官的任命名單。其中一個叫鄭慶的恩監生，被外放為山東東平州州同；而另一個叫崔映辰的進士卻被放為四川榮昌縣知縣。

這裡頭資訊量很大，從清代官員出身的角度來看，恩監生遠不如進士吃香。可是這個例項中，恩監出身的鄭慶初次授予的官職，卻要高於進士出身的崔映辰。

吏部如此安排好像不符合常理，正常情況下應該是進士出身者初次授予的官職，要高於舉人、貢監生出身者。

那麼，為何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呢？是不是正七品的知縣，就真不如從六品的州同？

州同、州判的性質比較特殊

清代的州分為直隸州和散州，對應的知州品級也不一樣，分別是正五品、從五品。

州同、州判是知州的佐貳官，為了區別知府之佐貳同知、通判，而簡稱州同、州判。從清代的設定情況來看，州同、州判的設定並不普遍，且這兩個職務一般不會同時出現在某一個州中。要不設州同、要不設州判，要不就是兩個都不設。

州同的品級是固定的，不分直隸州、散州，一律為從六品。清代的官制中，對於州同的任命制定了一個基本的原則，規定初次授予此職者，例在舉人、貢監生中選任。

州判的情況也是如此，品級為從七品，規定初次授予此職者，僅在貢、監生在挑選。

貢、監生具體是指國子監的學生，他們在監學習期滿後，可以“考職”。康熙時期，對貢監生還比較重視，凡是在考試中獲得一等的可以選為通判，二等的可選知縣，三等的可選教職或縣丞。

雍正時期，貢監生考職受到了一些限制，一等只能授州同，二等、三等者以縣丞、教諭用。

至乾隆元年形成定製，每年舉行正科鄉試時，貢、監生也要舉行考職，

考列一等者以州同、二等者以州判、三等者以縣丞、主簿選用。

事實上，從乾隆朝開始，州同、州判兩缺便成了貢監生的專屬職務，而進士出身者反而不屑於此類崗位。

道理很簡單，貢監生說白了還是屬於

“高階秀才”

的範疇，甚至連舉人都不如。而進士出身者乃是天子門生，屬於稀缺品種，朝廷是不會讓他們擔任佐貳的。

清代官場向來都有自己的圈子，其標準就是出身。翰林、進士排在第一檔，舉人次之，廕生、貢監生又次之。反映在授官上，就是正印與佐貳官的區別。

不過在仕途升遷上，不管是州同還是州判，都可以透過自己的努力成為正印官。比如州同如果升遷，按例可以升任京縣知縣或是散州知州，又或是調任京城，擔任各部主事。

州判升遷，例升知縣、京縣縣丞、國子監典籍、典簿等。但不管怎麼說，在初次授職上，貢監生的限制還是比較大的，且在升遷的過程中，也遠不如進士那麼優越。

從六品州同不及正七品知縣

雖然清代的官員是以品級劃分等第的，但在品級相差不大的情況下，還得看具體的職掌。

知縣雖小卻是正印官，管著一方百姓，職責十分重大。清代有個奇特的現象，不管是知府、知州還是知縣，實行的是“長官負責制”，這一點與明代正印官、佐貳官互相牽制有很大的區別。

以知縣為例，掌一縣之治理，凡縣內之訴訟審辦、田賦雜務、緝盜除奸、文教農桑無不綜理，故以“親民之官”稱之。

縣丞作為知縣的佐貳，沒有任何的自主權，就算是知縣出缺或出差公辦，縣丞也不能代理知縣主持政務，督撫衙門必須派出臨時官員署理知縣。

同理，州同作為知州的佐貳，扮演的角色與縣丞無異。通常情況下，州同只是在知州的領導下，分管某一領域的工作，比如錢糧、巡捕、馬政、水利、海防、河防等。

打個不恰當的比方，知縣與州同的職掌，就如同現在縣委書記與分管冷門領域的副市長一樣，雖然等級要高些，可實權不如縣委書記。

職掌只是一方面，經濟待遇上州同也是遠不如知縣的。清代自雍正以後實行養廉銀製度，養廉銀的多少也取決於職務。按規定，正印官比佐貳官的養廉銀數量要多出好幾倍。

據不完全統計，知縣的養廉銀大致在800至2000兩左右，而州同僅為200至600兩，相差了數倍之多。

如果說合法收入的差距還不是十分巨大的話，那麼陋規收入就是天差地別了。州同作為佐貳官，很少有機會獲得陋規銀子，即便有也是知州從手指縫中漏出的那麼一丁點散碎銀子。

知縣則不同，就算是比較清廉的，一任下來至少也能撈上個幾萬兩。

此外，吏部在考核地方官的過程中，更注重掌印官的提拔。比如某個散州知州出缺，那麼就會把知縣作為第一人選，只有在沒有知縣候補的情況下，才會退而求其次，以州同作為替補。

所以說，從六品的州同，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都不如正七品的知縣，這也是清代品級與職務不對稱的一個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