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報客戶端 | 作者 艾俊川

印刷史已成為中國史和科技史的重要篇章

中國是印刷術的故鄉，也是印刷史的故鄉。但古代中國一直未能產生一部全面系統研究印刷史的論著。直到清末民初，開始大量輯錄歷代印刷史史料並有所論斷，為後來的印刷史研究奠定了基礎，其時中國傳統印刷術正在退出歷史舞臺。在隨後的一百多年裡，中國印刷史研究不斷深入，成果蔚為大觀，印刷史已成為中國史和科技史的重要篇章。

當前中國印刷史在學科建設、史料發掘、方法運用等各方面均大有建樹，但毋庸諱言，與任何學科一樣，印刷史研究也有不足之處。

比較明顯的是，一些重要問題未得到解決，如雕版印刷的起源年代、某些活字版的材質和製作方法等，都存在爭議，尚無定論。

相對隱晦的是，若干已有的“定論”存在疑點，難以令人信服。這些問題，客觀上是研究材料不足造成的，但在對待已有材料時，未能堅持以實物材料為主要研究物件，而是過於依賴文字材料；在利用文字材料時，又未能對古人所言所記的真實性和真正含義進行考實，以至於落入語言陷阱，誤導了研究結果，也是重要原因。

印刷史是一門技術史，研究技術和工藝的興廢變革，與單純的文史研究比起來，其研究物件和論證依據更加豐富，既有實物，又有文獻。

實物

包括印刷工具和印成品，

文獻

則包括對技術、工藝的說明和一般記載。但印刷術又是在生活中產生、使用的技術，人們對身邊事物往往視而不見，對相關史料無心留存。從技術資料看，除了晚近的雕版和木活字，早期印刷工具基本失傳，技術、工藝說明存世無多；從文獻資料看，多數時候未留下詳細、可靠的記載，今天的研究只能根據古人的隻言片語來分析推斷。

這就引出另一個問題。

古今語言雖有延續，語義卻在不斷變化，再加上文言浮誇不實、含義模糊，令人不能準確理解，容易形成誤讀和誤解。

這可分為幾種情況：一是某些詞語的含義古今不同，今人失察導致誤讀；二是古人作文喜用典故，或使用習慣語言來形容新生事物，用詞不準確導致誤解；三是語出多歧，對同一事物有不同記載，令人難以抉擇。

在中國印刷史研究中，重要而紛紜的爭議集中在兩個領域，即

雕版印刷的起源

和

活字印刷的工藝

，而在這兩個領域，都存在因對古漢語理解不同而導致的觀點分歧，存在很多誤讀和誤解。

誤讀非僅發生在當代。關於雕版印刷的起源年代，在古代即有多種說法，其根據都是古書中某個看似描述“印刷”的詞語。如清人鄭機以《後漢書·黨錮列傳》中“刊章捕儉”一語為證，提出雕版印刷起源於東漢；明人陸深、胡應麟等以隋大業十三年（617）敕“廢像遺經，悉令雕撰”為證，提出雕版印刷起源於隋代。這些立論根據，經過學界反覆辨析，均確定為誤讀。

與活字印刷特別是金屬活字印刷技術有關的研究領域，同樣充斥著由古人含混記載帶來的事實不清和觀點衝突。

可以說，中國印刷史研究中的重要爭論，很多是由語言問題引發的，足見語言陷阱真實存在，而要跨越這個陷阱，必須以實證為橋樑。

《中國印刷史新論》，艾俊川著，中華書局出版

中國印刷史研究有一個巨大優勢，就是擁有巨量書籍等印刷品

印刷術是一種實用技術，研究歷史上的印刷問題，

最好的實證資料是各種實物，如印刷工具、印成品，其次是技術文獻。

中國印刷史研究存在工具缺失、文獻記載不足的困難，但也有一個巨大優勢，就是擁有巨量書籍等印刷品。它們是印刷技術的直接產物，其墨痕印跡儲存了工具、工藝的各種細節，足以在研究中發揮重要作用。

在中國古籍版本鑑定傳統中，較早已出現了透過觀察版面文字影象來判斷版本型別、版本年代的方法，俗稱“觀風望氣”之法。前賢們觀望的“風氣”，主要是不同時代的不同印刷技術映印在紙上的工藝特徵。

總之，研究中國印刷史，在古代印刷工具缺失的情況下，要從印刷品實物和文獻記載兩方面入手。

一是應認真觀察印刷品版面，記錄各種墨痕印跡，分析形成這些痕跡的技術原因，確定不同印刷技術的版面特徵，反推印刷工具和工藝。二是要用版面特徵與文獻記載對照，檢驗記載的準確性，若二者不能契合，應首先採用版面證據說明問題。三是對與實物技術特徵不符或沒有實物可以對照的文獻記載，要進行語言考辨，確定詞語的真實含義。

本書彙集的三十餘篇文章，就是嘗試運用上述方法研究中國印刷史、追尋真相的結果

，內容涵蓋雕版印刷、活字印刷、近代印刷和出版文化等多個方面，涉及印刷史上一些重要概念和疑難問題，如“印紙”與印刷的關係及雕版印刷起源年代，金屬活字的材質與製作、排版工藝，近代出版制度的探索與建立，等等。

這些問題，有的以往在學界進行過激烈討論，有的已形成“定論”，還有的一直未被發現或關注，

本書對它們都作了基於實證的研究，得出一些與過去不同的結論

，這也是本書取名為《中國印刷史新論》的原因。當然，書中對各項問題的探討和結論能否成立，“新論”是否名副其實，尚須讀者諸君批評與檢驗。

（作者為北京印刷學院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