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如今國內關於名人歸屬的爭端，各地爭得可謂是頭破血流。從諸葛亮籍貫，山西、山東之爭；再到劉秀出生地，湖北、河南之爭等等不勝列舉。 究其原因，無非就是追求經濟利益之下的“名人效應”。一句忠臣典範之鄉，一句明君聖主福地，總要比得一些假大空的名頭來得“務實”一些。

而這種爭端，即便是到了國際上也並不鮮見，尤其是作為漢文明影響之下的韓國。從端午祭的申遺，再到長白山，我們不難理解一個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下，受到“別人”影響之下的民族為了本民族的自豪感所作的努力，但就歷史史實而言，歸屬問題是要有證據的，是要能說服他人，令人信服的。

這不最近便有一些韓國學者，將孔子的籍貫改成了韓國，還給出了三大言之鑿鑿的證據。

孔子，作為中華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在我國文化體系之中地位，可謂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關於他的身世，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道：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

這裡面也就明確的指出了孔子的籍貫、出生年月，即魯國平鄉陬邑人，公元前551年9月28日生。司馬遷還在其中，詳盡的介紹了孔子的生平事蹟。

作為一個“野合”而生的孩子，孔子三歲時父親叔梁紇去世，孔子本人也只得與父親的妾、庶兄生活。雖然生活貧寒，但孔子卻不墜青雲之志，立志向學。二十歲時，便被稱讚“博學好禮”。而後即便是司職委吏、乘田這等微末官職，他也必盡心竭力，做到近乎完美。

但在政治上，孔子主張的仁德之說，在時代極具變化之下，也並不得當時的君王所用。這也讓孔子將精力放在了治學之上，與弟子周遊列國，從私人講學，到有教無類，再到三人行，必有我師，這些寶貴的治學嘗試、講學智慧也一直砥礪著後人，在打破陳規，完善自我的同時，學習他人，不斷進步，可以說孔子的學說對塑造漢民族的民族性格居功至偉。

可以說，孔子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國人，與韓國也八竿子打不著，那麼韓國人給出的“證據”是什麼呢？

對此，韓國學者第一個便搬出了神話傳說之中的人物——檀君。傳說檀君在公元前2333年降生在太白山，也是朝鮮的開國國君。文治武功之下的檀君，在任內更是不僅將太白山收歸治下，即便是中原也不在話下。追本溯源，山東等地也在其疆域之內，由此孔子是韓國人無疑。可是這個論據的前提就錯了，拿傳說人物當歷史的話，那豈不是天下大同了？

而第二個理由，則就是祭祀活動。坦白講，作為受到漢文明影響下的國度，長久的受儒家文化浸淫的韓國，在對於孔子的 祭祀上可謂是尊崇備至，經常舉辦祭祀活動。但是這種棄本逐末的說法，其實是對中國歷史上汗牛充棟般史料的“蔑視”，孔子建立的儒家學說，自漢武帝時“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之後，便在國家生活之中佔據了重要的地位，歷朝歷代的君王大抵都會追封孔子之位，賜孔子後裔承襲衍聖公之位，四時祭祀，享俸不斷。

可以說，對孔子的祭祀、尊崇無出華夏右者。而且這也不構成，孔子籍貫的充分必要因素。

至於第三個理由，比之前面兩個的滑稽而言，則稍顯的有些許的歷史感。

對於朝鮮，我國曆史上最早的記錄便是箕子建立朝鮮之說。在西周滅商之後，作為商朝遺臣的箕子，在朝鮮半島建立了箕子朝鮮。此處，韓國學者便覺得箕子作為商紂王的叔父，當時承襲的主君，正朔，因此山東也就是朝鮮的了，孔子自然而然的也就是韓國人了。但事實上，作為史實記載在冊的是，箕子不僅接受了周天子的敕封，甚至還親自拜謁過周武王姬發。所謂的這個正朔也自然就是無稽之談了。

在對待歷史上，這種自以為是、異想天開還是不要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