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以前讀初中，有一篇課文，叫《觀巴黎油畫記》。

作者為晚清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之一薛福成。

薛福成出使西歐，有幸參觀巴黎油畫院，當看到法國名畫《普法交戰圖》時，有感於法國人不忘國恥、奮發圖強；故作該文譴責當時腐敗的大清帝國屢戰屢敗、屈服於列強的軟弱無能，呼喚同胞要吸取教訓，思國恥、雪國恨。

毫無疑問，薛福成是一個極具進步思想的有識之士。

而在薛福成的《庸庵全集》裡，收錄有一位晚清疆臣的兩首海外詩作。

現在讀來，讓人聳然動容，百味雜陳。

其一雲：

鎮海樓頭月色寒，將星翻作客星單。

縱雲一範軍中有，怎奈諸君壁上觀。

向戍何心求免死，蘇卿無恙勸加餐。

任他日把丹青繪，恨態愁容下筆難。

其二雲：

零丁洋泊嘆無家，雁札猶傳節度衙。

海外難尋高士粟，鬥邊遠泛使臣槎。

心驚躍虎笳聲急，望斷慈烏日影斜。

惟有春光依舊返，隔牆紅遍木棉花。

鎮海樓，又名望海樓，為明朝洪武十三年永嘉侯朱亮祖所建，高踞於廣州越秀山上，儼然雄鎮海疆，故稱。

“將星翻作客星單”，意指將星落難，成了階下囚。

“一範”即北宋心憂天下的名臣范仲淹。

“壁上觀”語出自《史記。項羽本紀》，鉅鹿之戰中，項羽一軍獨戰，其餘盟軍，都龜縮在營盤壁壘中袖手旁觀。

向戎是宋國的大夫，曾置生死於度外，親自勸說晉、楚、齊等十三國聚集在宋國首都開會，努力謀求和平。此舉，使列國間十多年無戰事。

蘇卿，不用多說了，指的就是蘇武；有零丁洋之嘆的人，自然是南宋文天祥；高士之粟，則是指商朝末年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兄弟倆。

顯然，詩人是以蘇武、文天祥、伯夷、叔齊等人自況。

實際上，蘇武、文天祥、伯夷、叔齊等人的壯烈事蹟，該詩人也完全做到了。

但由於對手和“自己人”雙方的共同醜化，他並未得到與蘇武、文天祥、伯夷、叔齊等人相同的讚譽，反而成為了一個荒誕、古怪、滑稽、愚蠢的漫畫式人物，成為了歷史笑柄。

對手要將之醜化，這沒有什麼奇怪的。

“自己人”卻也要將之醜化，這就匪夷所思了。

這裡說的對手，是指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英軍侵略者；“自己人”，即是大清帝國以咸豐帝為代表的清統治階層。

說到這裡，估計很多讀者已經猜出來了，寫上面兩首詩的人，就是後世教科書中稱為“六不總督”的葉名琛。

“六不總督”的稱號，先出於薛福成《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中所寫：“時人讀其詩，未嘗不哀其志，而憾其玩敵誤國之咎也。因為之語曰：‘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蓋反言以嘲之雲。”《清史稿》又復錄於列傳一百八十一中，雲：“粵人憾其誤國，為之語曰：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之罕有”。

這麼寫，明顯是譏笑葉名琛身為兩廣總督，在英軍侵略廣州時，即不戰，又不和；既不守，又不死，既不降，又不走，是個十足昏庸顢頇的小人物。

但是，英國人對這個“小人物”極其重視，稱呼他是“中國宰相”，大清“第二號人物”。

葉名琛被俘後，先是關押在停泊在香港的英艦“無畏號”上，據《香港紀事報》載：“總督自始至終也保持了一種凝然的氣節。軍艦上所有軍官很尊敬他。偶然有人上艦，都向葉脫帽致意，他也欠身脫帽還禮。”

英國人最後把葉名琛押往印度的加爾各答進行囚禁。

在英國人的心中，葉名琛儼然就是東方的拿破崙。

話說，英軍在1814年首次俘獲了拿破崙之後，將之關押在地中海的厄爾巴島上。結果，拿破崙成功脫逃，重新興風作浪，攪得天翻地覆。於是，1815年，英軍再次捉到了拿破崙，吸取了教訓，將之關押在了遙遠的大西洋中的一個荒蕪人跡的小島——聖赫勒那島，這才消除了大患。

基於以上教訓，英軍不敢把葉名琛囚禁在中國，以及離中國大陸較近的新加坡或者東南亞的某處殖民地。

當時，額爾金在寫給葛羅的信中就明確指出：“不少人……對我談及一個不能掉以輕心的問題……他們都說，葉留在廣州會使人心不穩，給重新回覆秩序和信心帶來困難。”“顯然，把他送到海峽殖民地去是不行的，因為這些地區大多數居民都是中國人。”

英國人有這樣的顧慮是正常的。

但當時的中國現狀是很反常。

在英國人看來，無論是大清政府還是大清民眾，都會急切著要拯救這位大清“第二號人物”。

但是，大清政府和大清民眾是站在彼此的對立面上的。

不說自大清立國以來一直與之搞對抗的天地會、白蓮教，也不說波瀾壯闊的太平天國及北方的捻軍起義，單說葉名琛在就任兩廣總督的十年時間裡，廣東境內的起義就層出不窮。

葉名琛作為大清政府的疆臣，為食君之祿，作忠君之事，對待農民起義軍，心狠手辣，毫不留情。

太平軍北上後，廣州境內出現過“洪兵”舉義，廣州局勢幾乎失控。

葉名琛嘔心瀝血、精心佈局，曾以一萬五千之眾對抗二十萬的“洪兵”，勉力支撐南天半壁。

這種情況下，他不得不大批次的殺俘、殺降，以震懾民心。

廣州刑場上，經常是“無首之屍，縱橫遍地”，“地上之土吸血既飽，皆作赭色”。

從民眾的角度上看，葉名琛是一個屠夫、劊子手。

所以，民眾對葉名琛是冷漠，對清政府是反感的。

其實，在英法聯軍進攻廣州之時，就有眾多小販搖船前往聯軍軍艦旁出售水果給艦上士兵。

而在1860年的第三次大沽口戰役中，香港和廣東還有兩千五百人應召參加了英法聯軍的苦力運輸隊伍……

民眾的態度就算了。

最讓人寒心的是清朝統治者的表現。

咸豐帝得知葉名琛被俘，不僅沒有任何營救想法，反而擔心葉名琛會成為英法聯軍要挾大清國的籌碼，飛快地罷免了葉名琛的一切職務，聲稱“葉名琛業經革職，無足輕重。使該夷無可要挾，自知留之無益。”

就這樣，葉名琛成了一隻慘遭主人拋棄的破鞋。

如果說，葉名琛為人有什麼可笑之處，就是可笑他還不知道清朝主子對他是這樣薄情寡義，一門心思地要為大清國盡忠。

在踏上開往加爾各答的軍艦前，葉名琛決意效仿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命僕人從家中備足了乾糧。

葉名琛之所以在一開始不肯自殺，是以為自己將會被押到英國，那麼，他就要留下一條命，向英國君主闡明大中華的和平意願，並藉機去反問英國君主。

他說：“我之所以不死而來者，當時聞夷人慾送我到英國。聞其國王素稱明理，意欲得見該國王，當面理論，既經和好，何以無端起釁？究竟孰是孰非？以冀折服其心，而存國家體制。”

但是，葉名琛最終到達的是加爾各答。

在島上，葉名琛將自己被軟禁的地方稱為“鎮海樓”，每天關注時事新聞，按時作息，清早即要人給他讀報。

到後來，得知晉見英國君王無望，不由得恨恨地說：“原欲始終其事，不意日望一日，總不能到他國，淹留此處，要生何為？所帶糧食既完，何顏食外國之物！”

他於二月二十九日開始絕食，至三月初七日戌時氣絕。

死前無一言語及家事及自身，只說“辜負天恩，死不瞑目”。

已在廣州建立了傀儡政府的英國人認為：“葉名琛無疑是英勇、果斷的人，廣州人一定為有這麼一個父母官而驕傲”，為了殖民廣州，“必須把葉名琛的名聲搞臭”。

於是，英法聯軍不遺餘力地對葉名琛進行誣衊，把他醜化成一個固步自封兼夜郎自大的昏庸小人。

咸豐皇帝也樂得甩鍋，把戰爭失敗的責任推給了葉名琛，譏他是“不戰、不和、不守、不走、不降、不死”的“六不”總督。

澳大利亞學者黃宇和利用現存在英國國家檔案館的兩廣公私檔案，結合相關文獻，寫下了《兩廣總督葉名琛》一書，對葉名琛的內政外交作了翔實而又條理分明的研討。他認為葉名琛是有所作為的地方官員，他在對英關係上沒有翫忽職守，反而是試圖抵抗入侵、恢復和平。他的汙名來自於咸豐因為戰爭失敗的情緒宣洩，以及英國人出於他強硬外交的譏諷。

黃宇和專門對“六不”作了逐條迴應：“不戰”，其實是無兵可戰，正規軍正在討伐洪兵，非正規兵由於無薪可支，多數已經解散；“不和”屬實；“不守”，有守過，盡力過；“不死”，他最終自殺死了；“不降”屬是實；“不走”，是不能走。

想想看，英法聯軍攻入京師，咸豐帝派出了清帝國最精銳之師——蒙古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率領的、拱衛京師的蒙滿八旗軍隊，其結果，先敗於張家灣之役，後敗於八里橋。八里橋之戰，該師死傷殆盡。

可見，葉名琛是無兵可戰，就算有兵，也免不了僧格林沁慘敗的下場。

僧格林沁慘敗，京師之門洞開。

咸豐帝是“不和、不守、不降、不死”，三十六計，走為上，一路狂奔，鼠竄到熱河避暑山莊避禍去了。

咸豐帝是可以走，葉名琛是不可以走的。

根據大清律令，守疆大臣，棄地而走，還不得誅滅九族？！

其實，葉名琛屍首被送運回國時，已有人秉持公道寫過一副這樣的對聯：

公道在人心，雖然十載深思，難禁流涕；

靈魂歸海外，想見一腔孤憤，化作洪濤。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在《劍橋中國晚清史》裡這樣評論葉名琛，“後來人們用一副聯語來嘲弄他在這次危機中表現的死頑固態度：‘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可是，鑑於他有他的政績，這卻不是持平之論。”

黃宇和的評論直接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的葉名琛比起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的林則徐，沒有絲毫遜色之處，在史籍中應當得到相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