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家康在取得關原之戰全面勝利後，迅速建立起幕府統治，透過對大名、天皇實行“人質制”、對其他各色人等進行“身份統治”，這樣國家便逐漸趨於穩定，多年戰亂局面得以停止。

和平有助於繁榮，穩定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據統計，截至十八世紀初，日本的城市化水平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在總計約3000萬的人口中，有近1/10住在大小不等的城市，並且江戶的城市人口規模已達百萬，堪與同期的清朝都城北京相媲美，為世界之最。

據史料記載，那時貨運繁忙，商旅盛極一時，往來於江戶、大阪的要道上，行人絡繹不絕，諸如武士、平民、僧侶、賣藝人等層出不窮，好一幅盛世繁華景象。

然而，表面上的繁榮根本經不住災難的洗禮，在其後一個半世紀裡，人口不斷呈現出減少的趨勢，究其緣由，首當其衝的是自然災害的嚴重侵蝕，極端氣候、蝗蟲肆虐、火山爆發等天災接踵而至，由此造成農作物大面積歉收，“民以食為天”，沒有糧食可供充飢，平民百姓要麼餓死，要麼流亡，要麼人食人，在此背景下，災民屍體堆積如山，幕府見狀要求災民隨時埋葬死者，無需等待政府批文。

另外，大名、武士的揮霍無度加重了災難的嚴峻形勢，在當時很多官員中流行著這樣的一句話：”百姓就像芝麻油一樣，你愈用力榨，它就出的愈多。“災民食不果腹，為官的卻依然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 難怪當時社會怨聲載道，“今天的武士已經悠遊自在地過了兩百年……他們不知戰鬥為何物”，十有七八“羸弱得如婦人一般。”

既然如此，幕府治下的日本農民及城市平民為什麼不揭竿而起，發動起義呢？

◆農民武器被剝奪，還遭到嚴格監視

早在織田信長時代，為加強統治，信長命令將所有村落的武器予以沒收。其後，豐臣秀吉沿襲了這一做法，他在1588年出臺了”刀狩令“，措辭強硬地要求農民必須上交武器。

老謀深算的德川家康自然不會對農民手軟，並變本加厲，除了一如既往地要求農民交出武器外，還“畫地為牢”，限定其身份，與此同時，還派出武士對其監視，以便掌握他們的一舉一動，更有甚者，竟然頒佈法令，只准農民飲用白開水，卻不可以喝茶。

常言道，“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德川家康及其後人深刻理解其中之道，如果農民擁有武器，必將對其統治構成威脅，沒有武器，赤手空拳，農民如何揭竿而起？何況武士遍天下，他們對將軍、大名極其效忠，身上都佩戴兩把劍，足以將農民運動扼殺於萌芽狀態。

再說，農民身份地位、言行舉止都在官府的掌控中，他們連喝茶的權利都沒有，可想而知其悲慘的境遇了。即便有起事的設想，又如何衝破束縛，打碎枷鎖，爭取平等自由的權利？

◆災荒下，農民不向官府怒目，反而劍指親生骨肉

由於田地有限，加上荒年不斷，貧農也好，富農也罷，他們不是要求官府賑災濟民，反而以“殺嬰”來表達內心的憤恨。

如果說貧農是不得已而為之，那麼富農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舉動呢？不僅如此，富農的“殺嬰”行為比起貧農，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顯然，為了養活自己，以免讓有限的口糧和地產因人口不斷增長而被無限分割，這些富農也就顧不得“虎毒不食子”，從而痛下殺手，犧牲親生骨肉來達到苟且偷生的目的。

德川幕府等級森嚴，廣大農民的思想長期受到壓制，他們已經變得麻木不仁，對官府只有敬畏之心，而喪失了本能的反抗，基於此，在遭遇自然災害危及生命的情況下，很多農民尤其是富農，親情淡薄，變得自私，為求得自身免受飢寒交迫之苦，不惜殘忍地殺害子嗣，而這與性別無關，並非因為重男輕女而有所行動，這從而表明統治階級對農民的迫害之深，已經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

◆合法抗議途徑微乎其微，出逃是最好的選項

很多時候，在負擔不起賦稅，抑或債務纏身，走投無路之際，農民想到的不是聯合起來，向官府施壓，而是生悶氣似的一走了之，到其他藩國謀求生存。

如果按照幕府規定的所謂正當渠道請願，往往會遭到拒絕，並受到嚴懲。除此而外，其他任何方式的訴求都被認為是非法的，這自然包括聯合行動在內。

鑑於此，農民對政府的抗爭大多是消極的，要麼通過出走抒發內心的不滿情緒，要麼以謙卑而不是理直氣壯的態度表達訴求，很明顯，這種抗爭很難達到預期，是徒勞的。

就算存在被稱之為”打毀“的行動，也不過是”窩裡鬥“，就是貧農對村上那些有錢人的房屋予以搗毀，將其儲藏的糧食等物品搶掠一空，卻對官府無動於衷。

既然如此，發生天災又能怎樣？農民既然訴苦無門，又無法集體行動，只好自怨自艾，忍飢挨餓，攜家帶口，顛沛流離；不然，就進行窩裡鬥，攻擊自己的鄰居，而這只不過徒增幕府官員笑料而已。

幕府長期實行高壓統治，根本不顧農民的死活，以多重法律規範他們，就將其牢牢鎖定在“窠臼”裡，從而默默無聞地接受統治者的盤剝，無論遭受怎樣的苦難，腦海裡已經閃現不出“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的鬥爭意識，即便潛意識裡還有反抗的本能存在，也是謹小慎微，戰戰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

◆被宗教思想灌輸，已經變成“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為彰顯統治的合法性，曾藉助宗教來神化自己，以使治下人民對其頂禮膜拜，信長視自己為“天下”的化身，與天下等同；秀吉步其後塵，在全國大造封國神社以示自己的正統性，並以平等身份對待天皇。

德川家康也極力自我神化，他自稱“東照大權現”，以突顯自己的神道聖光，並把自己當作包括亞洲在內的宇宙之神，甚至建造日光家廟，以取代天皇的伊勢神宮，從而顯示幕府統治的神聖性。

家康及其後人還宣揚階級是自然的、合理的，各階層應該為國家無私奉獻，儘自己的本分，認為這才是真正的道德標準，並聲稱所建德川體制與宇宙萬物的秩序相吻合，其他各色人等應該將家康作為聖人看待。

在神道、佛教、儒教等多重宗教思想影響下，包括農民在內的一切人等，都在潛移默化間變成了德川幕府的“臣民”，武士“死忠”，農民、城市町人等也都失去了自我，即便出現百年不遇的自然災害，以致於瀕臨死亡的威脅，都不會對幕府大聲說不，揭開農民起義的大幕，相反，只會默默接受事實，寧願餓死、逃荒或殺嬰。

結語

歷史上，很多國家的封建社會，都在不同時期爆發過程度不同的農民起義，然而日本在德川幕府長達二百多年的統治中，除了最後在武士革命的背景下發動一定數量和規模的起事外，其他時期尤其是1850年前的150年時間裡，儘管“享保大饑荒”、“天明大饑荒”等接二連三地發生，由此造成災民大量死亡，但即便如此，也沒有引發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這不能不令人感到費解。

對此，我們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首先，幕府統治時期，武士盛行，唯有他們享有佩戴武器的權利，而人口達八成的農民則完全被剝奪了該項權利，這樣一來，農民將很難起事，還遭到武士監視，就更沒有辦法揭竿而起；

其次，由於深受封建禮教、等級制度的毒害和限制，農民已經變得麻木不仁，面對如此接連不斷的災害，他們除了忍耐、接受、逃荒，就是屠殺自己的骨肉，以此表達心中的憤懣和絕望，他們的舉動著實讓人“哀其不幸“，卻又”怒其不爭”；

再次，統治者層層設法，出臺各種法律規範農民，讓他們無法越雷池半步。法律具有強制性和嚴肅性的特點，生活在嚴厲的封建法理之下，農民很難有申訴之門，即使有也無法實現自己的願望，只會遭到拒絕，甚而因莫須有的罪名受到處罰。

鑑於上述分析，也就不難理解幕府時期農民遭受災荒，生命受到威脅，卻不趁機舉起大旗造反的緣由了。但農民最終還是覺醒，藉著武士革命的烽火，在1866年發動了上百次起義，城市平民也舉行了數十次暴動，狠狠打擊了幕府統治，令其在次年底壽終正寢，從而迎來了百年來未有之大變局——明治維新閃亮登場，一個“新日本”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