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統一政權，其打破了漢族統治中國的傳統，在遊牧文化的蒙古族統治下，實行了不同民族等級制度，漢人與南人地位最低，漢族文士處於前所未有的窘境。
而且元代科舉制停廢數十年之久，漢族文人晉升的空間相比宋代大幅縮小。
今天要講的就是元末時期文人周伯琦，在元朝統治下歷任館閣重要職位，而且多次受皇帝邀請進宮講學，還有兩次扈從元皇帝赴元上都，甚至代祀孔廟的經歷，可謂元朝漢族士人所受之極高待遇。
那麼身處那樣的環境以及趨勢下，
文人周伯琦有著怎樣的一個文化觀，這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話題
。
01
蒙漢文化的前期碰撞
在蒙元政權統治下，漢文化的主導地位一落千丈，尤其是元代前期。
遊牧文化和農耕文化的衝突，不僅體現在蒙元政權漢化的態度和程度上，也體現在漢族官員與蒙古族官員的意見分歧上，但也並非是不可調和的。
成吉思汗建立起的大蒙古國，是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遊牧文化主導的蒙古汗國，至忽必烈，這個疆域巨大的統治集團成為大元蒙古帝國，這中間的歷程，有一定程度的漢化，但這不過是蒙元政權為了在巨大版圖中實現有效的統治而採取的措施。
成吉思汗曾經接見過過丘處機，然其不過是看重丘處機的名聲及所謂的道士長生之術。
至於有元朝開國名臣之稱的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在其四處征戰的成吉思汗麾下不過是從事星象占卜與起草檔案的工作，而且有十年之久。
忽必烈雖然重視重用漢族人，但不過是以漢人治理漢人的一種統治手段，
他重用漢人劉秉忠，不過是看中了他的實用之學。
《易經》乃是儒家經典“五經”之一，在漢族文化中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也是宋代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
然而忽必烈並未完全聽取漢族大臣的漢化意見推行漢法。
一方面是因為忽必烈及其蒙古族沒有同化和被征服民族的氣魄，另一方面也是蒙古族貴族及大臣的反對。忽必烈不但沒有延續科舉考試製度，而且設立了四個階層的等級制度，其中蒙古人和色目人為上，漢人和南人為下等，彼此之間的享有的權利可謂是天差地別。
忽必烈麾下的朝廷，漢族文人雖然有擔任官員職務，但是他們的生存狀況堪憂，
一來他們不是經過科舉考試而走上仕途，去留很大程度上受到忽必烈個人喜好左右。
二來朝廷中與其意見不合的蒙古族大臣總是對他們抱有敵視態度。元人楊瑀的《山居新話》記載了忽必烈治下朝廷中蒙古族與漢族大臣間明爭暗鬥的狀態。
02
周伯琦的蒙漢互動文化身份
幸運的是，周伯琦生活的元順帝時代，蒙古族和漢族之間的文化衝突已經緩和了許多
，元朝統治者已經認識到了漢化的重要性。
停廢許久的科舉制度又重新開設，雖然元朝統期間開科舉也僅有為數不多的幾次，而且當時也有明文規定漢人考試和蒙古人、色目人考試的內容難度也不同，但是的確給了漢族文人做官的機會。
周伯琦曾經參與科舉考試的閱卷與宣讀進士榜工作，而且有詩紀之。
另外，周伯琦是講筵官，是宮中蒙古族官員子弟的漢學講師，多次奉詔進宮講學而且還得到了賞賜，說明蒙古族已經較為注重漢文化的學習了。
在這方面，他是向蒙古族傳播漢文化的使者。另一方面，周伯琦多次的代祀，其中代祀的孔廟，它不僅僅是廟宇，也不僅僅是一個孔聖人的文化符號。
國之大事，惟祀與戎，但是蒙元尤其重視戎，忽必烈之前的成吉思汗，四處征戰擴張版圖，即便是到了忽必烈建立元朝後，蒙古族也沒有停止擴張版圖，忽必烈曾兩次渡海東征日本。
至於祭祀，蒙古族與漢族有著不同的信仰，他們對於漢族的祭祀活動不甚重視。
元代時期的廟宇，尤指文廟，還承擔另外一份職責：廟學的中心。
所謂廟學，顧名思義就是在廟中的學校，具體來說其實是一種特殊教育形式。元代時期的碑文中就有關於廟學的記錄，如杭州路曾經重建廟學，有《杭州路重建廟學碑》記載廟學興廢之事。
雖然沒有明確詩文證明周伯琦在代祀時為廟學講授，但是周伯琦在廣東地方任職時，曾經在當地建立豐湖、白鶴兩座書院，以祀蘇文忠公即蘇軾。
這裡書院除了傳統講學功能外還供祀前賢，類似文廟以祭祀為主同時兼具講習功能。周伯琦代祀時候，是代表元皇帝身份參與的，這對漢儒文化是一種重視，同時用作為南士大之望的周伯琦代祀，完美體現了以漢人治理漢人的策略。
對眾多漢族儒生來說，周伯琦其實也是他們嚮往的理想的文人修齊治平的道路，就像蒙元統治集團給漢族儒生的一個榜樣。
在民間方面，他應當是向漢族儒生宣傳蒙元政權統治政策的使者形象。
周伯琦在朝廷中和在民間的雙重文化形象，有其自身蒙元文化之間互動的雙重身份基礎。
在蒙古族政權下的漢人，相對於民間的朝廷官員，雙重的身份給予了周伯琦雙重的文化形象，而他也一直處在這種雙重文化身份中。
03
周伯琦的文化交融觀
周伯琦身上有著雙重的文化身份，這種雙重文化身份如果不能以調和的心態應對之，極容易造成個人文化身份認同的障礙。
但是周伯琦對此處理的非常恰當，不但沒有被這種雙重文化身份所束縛手腳，反而在以雙重文化身份在蒙元文化之間遊刃有餘。
其對於蒙古族文化和漢族文化都有很深的理解，作為館閣文臣為元皇帝起草漢文詔書
，或是扈從上京的蒙古族傳統儀式，周伯琦總能夠妥善處理，因為周伯琦有著先進的文化交融觀，其體現在多個方面。
在元代文學格局中，地域性特點鮮明，形成了幾個文學中心。北方是以元大都為中心，雲集了包括劉秉忠、耶律楚材、薩都剌等少數民族文人。
而南方在宋代文化中心南移後，南方文化一直處於領先地位，文學也較為繁榮，
在南方的江南地區有江浙和江西等數個文學中心，出現了高啟、劉基、楊維楨和宋濂等一大批著名文人，他們是元代詩文成就的傑出代表。
不同於元大都為政治中心，南方地區的詩歌呈現出多元的個性化特點。而北方大都地區的詩歌有明顯的政治傾向。
周伯琦生於江西，受南方文化浸潤，十一歲隨父進京，後來便主要在北方任職，
在他的文學作品中，主要是以和政治有關的紀事特色，但是其詩歌中具有南方所不具備的一些特色。
另外，周伯琦重情重義，寫的許多送別詩是給與其交好的蒙古族官員的。可見他心裡沒有區別對待蒙古族官員和漢族官員，甚至在巴彥克實去世之後寫了一首悼亡詩《哭巴彥克實卿》“
朋知皆雪涕，志士總嗟傷…已矣惟荒土，悲哉對夕陽。
”
周伯琦在扈從詩中把路途中經過的龍門比作元上京之南門，這個隱喻很有意味。
“鯉魚躍龍門”常常指代普通人考中做官，一躍翻身改變命運，
龍門在文人心中有著特殊的象徵意義。
扈從途中路過的龍門，約在今山西境內，過去龍門再行幾百裡外便是元上都。一個漢族文人獲得扈從機會，本身對周伯琦來說就是一種莫大的殊榮。
但是對他來說，扈從是他仕途高升中的一個階段，一個漢族官員，跨越這通往蒙古族統治集團的龍門之地，到達蒙古族的起家之地上都，即指蒙元政權的中樞。
同時這個龍門還有文化上的意味，漢族文官在蒙古族統治集團中是有跨文化障礙的，
周伯琦他有遠大的理想，他要跨越這個文化上的障礙，走上仕途上晉升的龍門大道。
從這些可以看出，周伯琦在蒙元政權下，自己在為蒙古族統治集團傳授漢學的同時，也在潛移默化地接受與認同蒙古族文化的一些內容，他很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雙重文化身份，他也努力使自己的理想抱負融入其中。
04
結語
中國文化上下五千年，元朝在整個歷史上也不過是“一瞬間”，
甚至在我們提及歷史文化，元朝也是經常被忽視的朝代。但元朝雖然短暫，但蒙元文化卻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墨的一筆，也是中華文化不缺或缺的一部分。
而周伯琦作為元朝末代的文人，不僅在蒙元政權中身居要職，而且作為文人，經常為蒙古族人講授知識，可以說在官場和民間都有很高的聲望，是元代政壇以及文壇卓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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