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暫或久的，每過幾年，就有一年厭倦閱讀；每一年中，也總有一兩個月，常常是在歲杪，一點兒也不想看書，此時每本書，都像失掉了可喜的個性，變成課堂裡嘮叨的教師，飯桌上按著自己的破事講個沒完的討厭鬼，笑容可疑的推銷員，說長道短的上士，自言自語的郵差，蒐羅聽眾的退休官員。在這種時候，習慣地拿起書來，剛一開啟，太陽就鑽進了雲層，我的眼睛衝著書，腦子跑到別的地方，拽回來，便在兩者之間飄浮著，心無定屬，唯一不變的心思，是“我恨這本書”，以及下一本——開啟，合上。看到我這無聊的樣子，窗臺上僅存的一株花草，吐出最後一口氣，死掉了。
這種狀態，像是人在旅中，忽生厭倦之意：“我為什麼在這裡？”出門前想得好好的，這裡看山，那裡涉水，地圖在手，眼鏡在鼻，上午參觀，下午照相，遇碑撫碑，見橋登橋，呼朋喚友，招貓逗狗，趨前趨後，興致勃勃，然而總有一天，一股不耐煩之意騰地衝上心來，於是山失色，水無光，雨打鼻子雪凍臉，草木刮衣服，炊煙燻眼睛，曾經美麗的臥石，這會兒專絆人大跟頭，誰還有刻頌之心，全身上下只覺得累。又好比例行的晚宴，有良朋可與談笑，有羊肉可用開涮，耳聆高賢之教，手傾威士之忌，放下五湖之心，拿起二鍋之頭，凱樂歡欣，夜復一夜，忽有一天，眼睛盯著一個人的臉，心裡想的是：“他到底在說個什麼？我為什麼要聽他胡扯？”一念之來，興致索然。
為什麼如此？我們疏離一件事物，粗淺地說，或者是沒有發現它與我們的關係，或是那關係太緊密狹隘。正如生存是最不可忍受的生活方式，求知是最容易讓人生厭的閱讀方式。我現在看書，哪怕是看閒書，也經常閒不下來，或者是這個有用，或者是那個頗可思量，人閒心不閒，簡直可惡，而極少有——如果不是完全不能夠——忘我的閱讀。世界總是要使我們每一個人都像它，推開窗子，看看外面，或者不推開窗子，看看周圍的什物，就看見了我們自己的性格，糾纏在與他人共享的網中，閱讀本來是擺脫侷促的辦法之一，然而或者是因為我們已經僵硬了，或者因為作者也在局中，讀著讀著，便會忽然覺得窒息。
我剛上小學時，趕上批判“讀書無用論”的尾巴。後來又批《三字經》什麼的，來回來去地折騰。“讀書無用論”與“讀書有用論”，本是一家，是一種疾病的兩樣症狀，好比一種錯誤的證明，恰是對自身的反駁。怎麼批“讀書無用論”，我記不起來了，如若想象，不外是工農兵佔領上層建築啊，科學種田啊什麼的。我只記得此時逃學不如以前那麼方便了，寫起檢查來，要自訴“受了讀書無用論的流毒”等，活活多寫一兩行。沒過幾年，恢復高考，讀書更加有用了，《三字經》也重見天日，裡邊有好多苦讀的故事，孫敬懸樑，蘇秦刺股，匡衡鑿壁，車胤裹螢，好不讓人厭惡。最可惡的一個人，不在《三字經》裡，是後漢的桓榮，他小時候家裡很窮，種田時也帶著書本，他的哥哥不理解。後來桓榮做了官，回到家中，向兄弟們展示官家班賜的車馬衣服，帶著雅各式的微笑說：“此稽古之力也。”
勸學是中國的傳統。這傳統有傑出的一面，又有鄙陋的一面。古往今來勸學的詩文無數，我今天想起的卻是唐代的小說《李娃傳》，這故事的前一半很好，後一半惡俗，由它衍生出《曲江池》《繡襦記》等各種戲文，傳到今天，許多劇種裡都有，而李娃勸學的手段，早就可怕了：你要不是看書，總看我，我就把眼睛挖掉。崑曲文縐縐，梆子腔裡是這麼唱的：“我將你當志氣男子靈芝草，誰知你是臭蓬蒿。一根銀針我在手，刺壞左目禍根苗。”讀書如此沉重，怎能不令人厭倦。
我當然不反對有目的的讀書。我最熱愛的傳統，大概就是人類的知識傳統了，貓因為沒有這樣一種傳統，正橫在我的床頭打瞌睡。但在此外，有時候，我們需要放棄“有用無用”這種看待事物的方式。孔子說詩可以興觀群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這或是種無奈的一隅之教。拿起半首狄金森的詩歌：
“你不能將一股洪流折起，
把它擱進抽屜——
風會將它找到，
並告訴你的雪杉地板。”
我們能不能承認，任何功利性的念頭對欣賞詩歌都是有害的？以前為讀“閒書”辯護，我曾經說，這些書至少可以擴充套件我們的精神，或令我們愉快一時，現在看來，這是一種妥協的、不徹底的辯護，它仍然或明或暗地接受著有用無用之論。按照最嚴格的有用無用之論，找到一本完全“無用”的書是很難的，理論上是做不到的。而這也不應該成為辯護之詞，實際上，用不著辯護，我們用不著自辯，用不著為任何書辯護，用不著為別人糟糕的思想，浪費自己的思想。
當我們說一本書有用或無用，我們在想什麼，我們指的是什麼？有用無用這種說法，大概與書對人的影響有關，而在很大程度上，我們打算接受什麼樣的影響，左右著我們實際接受了什麼影響。我們打算令一本書能夠為己所用，我們做到了，而同時棄掉了——如果這是本好書——更多的“無用”的內容，那些文字，作者在自由的狀態下寫出，我們在不自由的狀態下忽略了。
我念大學時，遇到的老師中，有一位陳先生。話說上課記筆記，是好習慣，特別是發生在別人身上。有些課我沒有上，到考試前，就借同學的筆記看一看——對考試來說，筆記是有用的。看一本筆記，與上半年的課，有很大不同嗎？對試卷來說，沒多大不同，對人來說，有很大不同。說回到教十九世紀歐洲文學的陳先生，他留法多年，漢語有點生，經常捏出古怪的詞來，“重鏡破圓”之類，讓我們哈哈大笑，而他從來不以為忤，他那種坦蕩、幽默的性格，對事情溫和得體的反應，在那個時代，並不多見。他對法國文學的見解，說來慚愧，我已經沒有印象了，但他的春風言笑，姿態口吻，那些隨意的劇談，零星的手勢，他的衣著，家中堆得到處都是的唱片……這些都是沒用的，是嗎？
還有褚先生，是治秦漢文學的專家，給我們本科生上課，自然是隻講些基礎的，用不著出語驚人，但偶一激揚，閃現出的絕塵之逸，足令嚮慕。他老先生騎的是一輛腳踏車的遺骨，遠一點看去，如同坐在半空中，就這麼在校園裡樂呵呵地往來，像卡通片裡的人物，而這些，又豈是筆記裡會有的。
我說這些，是粗淺的比喻，而仍沒逃出有用無用之論。其實我最反對有用無用之論的濫用的，是這種觀點，隱藏著狂妄與閉塞。說它狂妄，是它以為我們對世界及自己的瞭解足夠豐富，足夠深刻，能夠判定一切或絕大多數事物會如何影響我們的利益；說它閉塞，是它把我們可憐的一點知識，轉化為精神的牢獄，或說得好聽些，一張道路旁午的地圖，進而斷言，道路之外，實無景緻。古典功利主義者不能、也無法假定能夠計算出行為的全部後果，我們就能了嗎？我不知道未來人類會怎樣理解類似的一批問題，但一個有可能存活數十億年的種類，在才擁有兩萬年左右文明史時，便假裝掌握了種種訣竅，是不是有點兒過早了呢？
一本書，如同一個陌生人。我們見過各種陌生人，我們來到陌生的醫生桌前，想聽他對我們脾胃的意見，我們把陌生人請到家中，除去地板下的害蟲，我們向陌生的人購票，吃下陌生的人端來的食物——也有的時候，面對一個陌生人，我們不知道他會說什麼，不知道他會做什麼，不能從衣著判斷出他的職業，不能從表情看到他的性格，這時，我們是應該高興，還是害怕呢？
我從朋友那裡收到過許多珍貴的批評，其中一次，是若干年前，在山西的一個地方，一個衣服上有許多灰塵的男人來到我面前，勉強擠出些笑容，開口說：“你們是頭一次來吧？”我擺擺手說：“不用不用，我們自己知道。”那人走後，朋友說：“你怎麼隨隨便便就把人趕掉了。”我說：“你沒聽出來？他是那種帶人逃掉門票，來掙錢的。”朋友說：“你怎麼知道？”“我看得出來。”“如果不是呢？”
是啊。如果不是呢？萬一不是呢？不討論這種態度對別人的傷害，且說它對自己的傷害——我們經常抱怨，生活中的意外太少了，新鮮的情節太罕見了，同時，我們這些有經驗的人，對機率的依賴，又有點過分。那人有很大的機會，確是我料想中的人物，但另一類機會，本來因為其弱小而珍貴，也被我們零零星星地斷送了，亦如在有用無用的思辨中，我們，作為讀書人，越來越不自由。
小時候（我發現，這個詞最近用得漸漸多起來。我還不到七十歲，已經開始像九十歲人那樣愛憶舊了），曾經生活過的一個地方，有些奇異的詞語，其中一項，是將所有的壞蛋，不分中外，一律叫“美國人”。電影看到一半，就有先知大聲指出：“瞧出來沒？這傢伙是美國人。”對那類電影，他們總是瞧不錯的。我從他們那裡學到了看電影的糟糕態度，東猜西猜，以不失算自雄。不過前幾天看了一部《殺戮演繹》（The Act of Killing），很受震撼。我一向是有點瞧不起電影的，從沒想到一部電影能夠像書那樣往心裡鑽。看完這部電影，心生種種念頭，其中一個是對自己說：“別以為你什麼都明白。你沒見過的還多著呢。”
回到開頭的話——不是書令我隔三岔五地生厭，是自己的態度，精神上的不自由，心胸的不開放，回火到自己身上。怎麼辦？沒辦法，像在很多事情上一樣，一邊對自己不滿意，一邊依然故我。改是改不了啦，有所警戒，聊勝於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