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戰敗後的德國，由蘇、美、英、法四國組成的管制委員會負責管理，朱可夫是這個管委會的最高長官。然而，由於東、西方“價值觀”的差異，雙方秉承著既合作又對抗的原則，處理戰後德國事宜，朱可夫往往處於一對三的局面。

儘管國家間的爭執不斷，甚至是相互指責，但絲毫不妨礙軍人們之間的私下友誼。在德國，朱可夫與艾森豪威爾可謂是一見如故，幾乎成為蘇、美兩國關係改善的典範。當然，兩國的關係雖未如願，可二人的友誼還是給後世留下了一段佳話。

倆人的交往是從相互掛勳章開始的。

戰後的德國千瘡百孔、百廢待興，特別是柏林，全市25萬棟建築，有18萬棟被徹底摧毀或成了危樓，市內交通中斷，民生設施全部停工，未埋葬的屍體隨處可見，到處都是一副悽風苦雨的景象。朱可夫作為軍政一把手，有責任恢復正常秩序。

善於鼓動的朱可夫，自然明白宣傳的重要性，恢復柏林廣播是他最有成效的舉措，廣播裡不斷地播放軍管政策和“安民告示”，讓驚恐未安的柏林市民走出家門，積極投入到家園重建中去。同時，儘快恢復水、電等民生設施的復工。

同時大量的生活必需品、糧食運抵柏林，也是恢復正常秩序的根本。在朱可夫的努力下，一個半月後，中小學復課的學校達到580所，甚至有120家電影院正常營業。當然，播放的影片都是蘇聯的電影和紀錄片。

蘇聯人所做的一切，美、英等國都看在眼裡，他們驚訝於柏林迅速恢復正常的同時，也紛紛讚許朱可夫的管理能力。於是，艾森豪威爾等人借簽署“四國”共管宣言之際，授予他美國最高軍事勳章，這讓朱可夫感到十分的驚喜。

更有意思的是，儘管二戰進行了5年，彼此的名字都是“如雷貫耳”，但不曾謀面的兩人，見面時的第一句話，竟然異口同聲地說：“你原來是這樣”，說完後哈哈大笑起來。也許是“英雄惜英雄”， 兩人的第一次見面都留下了良好印象。

俗話說得好，“有來無往非禮也”。朱可夫將自己授勳的情況，向最高統帥做了彙報，並建議蘇聯政府也為西方盟國將領們授勳。這個建議得到最高統帥的支援，不僅能拉攏美、蘇兩國之間的關係，而且對反蘇聯的勢力是一個很好的回擊。

不久，朱可夫親自來到法蘭克福的美軍司令部，授予艾森豪威爾“勝利勳章”。要知道在此之前，蘇聯從未給外國人授予最高榮譽，而且這枚勳章的價值不菲，它是由五顆紅寶石和鑽石鑲嵌而成，艾森豪威爾對此十分高興、愛不釋手。

然而，美、蘇兩國關係緊密，有人不高興。

1945年7月，儘管朱可夫與艾森豪威爾相識時間不長，但很快對彼此的真誠和軍人的直率所打動，成為很好的朋友。同時，向世人展示了兩國和諧、密切的關係，也促使了“四國”管制委員會成立初期，合作和友好的氛圍還是很濃厚的。

不過，這個關係大多還得益於戰後不久，同盟國之間的合作關係“餘溫未退”，而且使德國儘快的“站起來”，也是他們的共同目標。同時，西方國家更加希望蘇聯出兵遠東對日作戰，也不想過早地將矛盾公開化。

儘管如此，朱可夫並不願意和艾森豪威爾討價還價，尤其是美、英軍隊依然在原定蘇軍控制的地方駐軍，他甚至不惜與其“撕破臉皮”，提出抗議。最終，美、英軍隊撤出了駐軍。當然，艾森豪威爾理解他的做法，兩人的關係並未受此影響。

還是有看不下去的，那就是英國首相丘吉爾。波茨坦會議期間，他意外地在大選中落敗，新任的首相趕到波茨坦取代了他。離別前夕，各國政要都來到他的下榻處參加招待會，算是對昔日的“老朋友”表達一下惜別之情。

招待會上，丘吉爾對朱可夫表示出了極大的“興趣”。杜魯門和蘇聯統帥分別提議為丘吉爾乾杯，感謝他為英國和世界作出的貢獻。讓所有人驚詫不已的是，輪到丘吉爾時，他突然轉向朱可夫祝酒，這種“不合規矩”的舉動讓人浮想聯翩。

作為堅定的“反蘇分子”，丘吉爾這一手的用意很“毒”，一方面表達了自己“反蘇”的立場，不願向蘇聯統帥祝酒，並提醒西方國家不要與蘇聯過分親密；另一方面“拔高”朱可夫，挑撥他與蘇聯統帥的關係，達到“從其內部瓦解”的目的。

不管他是有意還是無意，倒是把朱可夫給整蒙了，竟然在感謝時，口誤稱其為“同志”。這讓在場的蘇聯統帥不以為然，其他的蘇聯代表紛紛向他投去了質疑的眼光。總之，老奸巨猾的丘吉爾臨走前，也不忘自己的“使命”。

這個插曲並未影響倆人的關係，朱可夫一直致力於緩和兩國關係。

1945年8月，波茨坦會議中，杜魯門言語中所表達出的“冷戰”思維，讓蘇聯統帥深感加強蘇、美關係的必要性，他與朱可夫商量邀請艾森豪威爾訪問蘇聯一事，朱可夫提議由他邀請其參加體育節，在這個敏感期間是比較合適的。

在他看來，由他個人邀請，就不是政治活動，而是以軍事活動家的身份來訪問，就避免了因國家間的矛盾，出現難堪的局面。同時，透過兩位大國總司令在國際上影響力，也表達出友好、願意改善兩國關係的訊號，可謂是一舉兩得。

更重要的是，從他個人來說，更希望這次交往，加深倆人的友誼。艾森豪威爾應邀來到蘇聯，在朱可夫的陪同下，他在莫斯科紅場與蘇聯統帥一起觀看了開幕式，面對歡呼的人群，兩人相擁在一起揮手示意，所有的人都認為，美蘇關係緊密。

閒暇之餘，倆人促膝交談了很久，從列寧格勒戰役講到莫斯科會戰，又從非洲戰場講到了諾曼底登陸，彼此更加的瞭解和敬重。讓他們十分高興的是，在艾森豪威爾訪問期間，日本投降了。這對久經沙場的“老兵”來說，可謂是功成名就了。

訪問結束後，朱可夫返回了柏林，繼續履行蘇佔區最高軍政長官的職責。不久，收到了艾森豪威爾要他去美國訪問的邀請函，他欣然同意。但一場大病，推遲了訪問時間，並隨著東、西方“冷戰”的升級，這件事就不了了之。

艾森豪威爾回國任職後，朱可夫在柏林的工作更加難以開展，在解除德軍部隊等問題上，同英、美代表進行著反覆的鬥爭。儘管他清楚意識形態上的矛盾不可調和，並在交涉中，常常處於“以一對三”的不利局面。但他始終堅決捍衛國家利益。

所以說，國家利益是一個國家一切行為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作為個人必先保證國家利益，哪怕是國家元首，也不能隨心所欲，甚至他們在公開場合說的每一句話，辦的每一件事，都與國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朱可夫無疑是做了很好的榜樣。

大家認為呢？歡迎留言和討論。

參考文獻：《第二次世界大戰》、《朱可夫傳》、《回憶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