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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為何對兩位大臣的功勞那麼大?他為何要御賜他們佩刀和佩刀?

唐太宗皇孫降生,皇家又添一丁,自然是值得慶賀的大事。於是在東宮大擺酒席,宴請五品以上官員。

在喜慶的歡宴上,除了說一些道喜的話,唐太宗總不忘說些廉價的讚揚話,褒獎為他賣命的大臣們。他總結道:“貞觀年以前,跟隨朕奪取並治理天下,以房玄齡的功勞最大。貞觀年以來,糾正朕的過失,主要是魏徵的功勞。”對這兩位建立殊勳的大臣,御賜他們佩刀,以示皇恩浩蕩。

執掌乾坤這些年,唐太宗的確在文治武功上都取得不小的成就,今日高興,有些飄飄然的對魏徵說:“朕治理國政與往年相比如何?”

這是明顯的要聽讚揚的話,但魏徵就是這麼“軸”,他據實回答:“威德加於四方,則遠超過貞觀初年;人心悅服則不如從前。”

這話說的,褒中帶貶啊。唐太宗有些不理解的問道:“朕自當‘天可汗’以來,遠方民族畏懼皇威羨慕聖德,所以前來歸服。說威德加於四方,公正客觀。但是怎麼又說不如以前,是什麼原因導致的呢?”

魏徵回答:“陛下以前以天下未能大治為憂慮,所以注意修德行義,每天都有新的作為,如今既得到治理又較安定,所以說不如以前勤勉了。”

在這歡樂祥和的氛圍中,魏徵偏要撒一些胡椒麵。這些話說得有些破壞宴席的氣氛了,但唐太宗確實是少有的明君,這些話他還能認真的聽進去,要是換了別的皇帝,這種大不敬的指責恐怕造就引得雷霆之怒了。唐太宗耐著性子問道:“如今所做的與往年相同,有什麼區別呢?”

魏徵答道:“陛下在貞觀初年惟恐臣下不行諫,常常引導他們進諫,聽到進諫便樂而聽從。如今卻不然,雖然勉強聽從,卻面有難色。這便是區別。”

唐太宗又問:“你說的這些能舉出例子嗎?”

魏徵說道:“孫伏伽戴胄的諫言和皇甫德的諫言,結果有天壤之別呀。”

所謂的孫伏伽和戴胄,是這麼一個過程。孫伏伽是歷史上有據可查的第一位狀元,貞觀年間任拜大理寺少卿。元律師因為觸犯逆鱗,唐太宗要判他死刑,主管司法的孫伏伽認為依法不當處死,向唐太宗抗辯。

因為唐太宗剛剛執掌大唐天下,急需一些正直的大臣諫言,後來元律師依法被判了刑。事後唐太宗賜給孫伏伽蘭陵公主的花園,價值一百萬。

當時有人說皇上的賞賜太厚重了。針對許多人的質疑,唐太宗迴應道:\“朕即皇位以來,未聽到行諫的人,所以要重賞\”。這有點千金買馬骨的味道,其目的就是鼓勵引導眾人行諫。

司戶柳雄假冒隋朝所授官資,唐太宗下了“敕令”,要殺掉他。主管刑法的戴胄堅持以法律為準繩進行審判,最後唐太宗的“敕令”作廢。

雖然戴胄沒有得到物質獎勵,但當著群臣的面,唐太宗對其進行了大力褒揚。這種場面上的精神獎賞,有時候要遠勝一般的物資獎勵。

後來唐太宗偉業有成,有點志得意滿的意思,他要修繕洛陽宮,皇甫德參上書諫阻。唐太宗心想,作為至高無上的皇帝,修造一下宮殿,改善一下居住環境,你們也說三道四,非常氣憤。後來諫言的人多了,改造工程被迫下馬。但那實在是勉強聽從。

聽了魏徵的這番話,唐太宗懇切的說道:“愛卿所言極是,人苦於不能自知呀!”

唐太宗一直把曾子的“用師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 這句話作為自己施行王道,招攬人才的有效手段。 “用師者王”就是領導者非常謙虛,尊奉真正賢能之人為老師,從而“王天下”成大功。例如商湯用伊尹,齊桓公用管仲尊之為仲父,燕昭王用郭隗,都是用師。

“用友者霸”就是領導者對下屬像兄弟朋友一樣。例如劉邦用蕭何、韓信、張良,苻堅先生用王猛,劉備用諸葛亮等等,都是用友。

“用徒者亡”則是指專用言聽計從、唯唯諾諾、順人喜好的人,那是必然會失敗的。

所以唐太宗的身邊不乏各種人士,有諍臣魏徵、王珪等人,有謀士房玄齡、杜如晦等人,有戰將李靖、李世勣等人,但就是沒有小人。再加上自己也可謂是目光如炬,使得小人不敢湊到他的身邊。

所以說,唐太宗能創下萬世功業,除了自己有才能,周圍有奇士,還與他善於聽取大臣們的不同意見有絕大的關係。

參考資料:

《舊唐書》後晉·劉昫等

《新唐書》宋·歐陽修

《資治通鑑》宋·司馬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