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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樂》背後的歷史:宋仁宗的盛世,盛名之下,其實難副

宋朝古裝歷史大劇《清平樂》以宋仁宗時期為背景。不論劇中,還是真實歷史上,宋仁宗不僅是宋朝,也是古代最仁慈的皇帝,他的仁慈“兼愛南北,不分上下”,對文武大臣,對普通百姓,對身邊侍從,甚至對敵人都“一視同仁”。

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被譽為宋朝盛世,後來有“慶曆、嘉祐之治”之稱,但扒開仁宗盛世的塗脂抹粉,宋仁宗在位期間出現的所謂盛世“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甚至可以說,宋仁宗在位期間是宋朝由盛轉衰的階段,這一時期,宋朝弊病叢生,綜合國力跌入谷底,而宋仁宗徒有仁名,卻無力挽救頹勢。

宋仁宗的前一任皇帝是宋真宗,宋真宗從宋太祖、宋太宗手裡繼承了大宋江山,並和遼國達成“澶淵之盟”,換來了和平發展的大好環境,促進了國內經濟發展和人口增,形勢一片大好。

“澶淵之盟”後,宋真宗開始飄了,他沉迷於“天書祥瑞”和“神道設教”,又是封禪泰山,又是祭祀后土,又是大興道觀,一頓胡亂折騰後,耗費數千萬貫,把宋朝幾十年積累下的財政揮霍一空,宋仁宗即位時宋朝已經是一番爛攤子。

後世對宋仁宗普遍評價很高,但都集中在他的“仁”上,這充分說明宋仁宗在治國理政、富國強兵方面並未取得顯著成就,他是一個好人,寬厚仁慈,卻不是一個真正的好皇帝,他缺乏積極進取之心,唯一一次主動勵精圖治,任用范仲淹進行“慶曆新政”,卻曇花一現,很快夭折,導致宋朝積重難返。

之所以說宋仁宗在位期間,宋朝由盛轉衰,主要是因為當時弊病叢生:

冗官、冗兵、冗費,合稱“三冗”,是造成北宋中期政治經濟危機的主要因素。

1、冗官,官員冗而無能,庸碌無為。

宋太祖建國之初,全國正式官員不過三五千人,但隨著時間推移和統治疆域的擴大,宋朝的官員數量不斷增加。據不完整統計,到宋真宗景德年間(1004-1007年),全國官員已有1萬多人,而到了宋仁宗皇祐年間(1049-1054年),這個數字已高達2萬人。

宋朝官員數量多,待遇優厚,耗費了鉅額經費,而造成“冗官”的根本因素是官員制度。

宋朝的官僚隊伍來源很多,有科舉、門蔭、留外入仕、軍功、納粟等,但最主要的是科舉、門蔭兩種。宋太宗大開科舉之門,科舉錄取人數空前,造成官員人數增加;門蔭則是高官權貴子弟的特權,他們可以依靠祖輩父輩的官爵,不經科舉直接入仕,是造成官員人數增加的另一大因素。

2、冗兵,軍隊多而不精,戰鬥力低下。

眾所周知,宋朝實行“崇文抑武”的基本國策,但宋朝軍隊數量始終居高不下,而且是愈來愈多。宋初軍隊數量只有22萬,到宋太祖開寶年間(968年-976年),出於統一戰爭需要,禁軍人數增長到38萬;到宋太宗晚年的至道年間(995-997年),禁軍人數劇增到67萬;再到宋真宗晚年的天禧年間(1017-1021年),禁軍又猛增到91萬。

到宋仁宗號稱盛世的慶曆年間(1041-1048年),宋朝禁軍人數已高達125萬,這個數字不僅空前,而且絕後。如此空前龐大的軍隊,耗費了絕的軍費開支,佔財政支出的60%還要多!

3、冗費,經費支出龐大,財政入不敷出。

有了冗官、冗兵,冗費是必然的。但除了官員薪酬、軍費支出,宋朝還有其他一系列,如各種舉辦各種祭祀慶典、修築各樣宮觀寺院、各種日常賞賜等等。龐大的經費支出讓宋朝財政捉襟見肘,甚至入不敷出,只能加緊剝削,壓榨百姓。

宋仁宗慶曆年間,時任三司使張方平主管財政,他曾上奏說“慶曆五年取諸路菸酒商稅歲課,比《景德會計錄》,皆增及三數

倍以上”。

也就是說,宋仁宗慶曆年間的商稅金額是宋真宗景德年間的三倍。

宋朝的土地制度很特殊,“不立田制,不抑兼併”,允許自由買賣土地,這項制度看似很先進,頗有自由主義風範,卻成為大官僚大地主階層兼併土地、逃避賦稅的工具。

很多中小地主和農戶生存能力比較脆弱,他們平時可以維持溫飽,一旦遇到天災人禍,糧食歉收,便無力維持生計,只得將土地出賣給大地主,由此導致土地兼併愈演愈烈,大量土地被集中到大地主手中。

大地主絕非良民,他們和地方官僚勾結在一起,採用各種手段隱瞞田產,逃避賦稅,甚至將本應由自己承擔的田賦轉嫁給中小地主和普通農民頭上,導致田賦嚴重不均,朝廷屢禁不止,史料稱“承平日久,勢官富姓,佔田無限,兼併冒偽,習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

中小地主和農民階層身受官府和大地主的雙重剝削壓迫,進一步激化了階級矛盾,很多人失去土地,無處謀生,淪為強盜,進而導致農民暴動和起義頻發。歐陽修曾上書說

“今盜賊一年多如一年,一夥強於一夥,天下禍患,豈不可憂?”

,充分說明宋仁宗年間的社會矛盾十分激化。

除了內政令人憂慮,宋仁宗在位期間的外患更加嚴重。

宋真宗時,宋朝和遼國達成“澶淵之盟”,雙方進入長期和平。但所謂“好戰必亡,忘戰必危”,宋朝君臣隨後陷入盛世繁榮中不可自拔,完全忘記了外患的威脅。

一方面,軍隊長期不打仗,訓練懈怠,紀律廢弛,到處都老弱病殘,戰鬥力極為低下;另一方面,對西北的党項缺乏足夠警惕,將五州之地拱手相讓,坐視党項壯大,終於養虎為患。

公元1038年,西夏李元昊自立為帝,宣佈與宋朝平起平坐。宋朝當然不肯容許昔日小弟如此囂張,於是施加軍事壓力,同時展開外交攻勢,但雙方始終談不攏,只好開戰,宋夏戰爭爆發。

宋朝坐擁120多萬禁軍,擁有最時髦的募兵制,個個都是職業軍人,怎麼看都能吊打人口只有幾百萬的區區西夏,但戰爭過程和結果卻讓人大跌眼鏡。1040年到1042年,宋夏戰爭打了三年,三年之內,宋軍連遭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場大敗,而且是一戰不及一戰,不得已達成慶曆和議。

按照慶曆和議約定,西夏向宋稱臣,但只是表面臣服,實際上完全是獨立王國,李元昊在國內仍稱皇帝;北宋每年給西夏歲幣絹15萬匹、銀7萬兩、茶葉3萬斤。這個時候,老對手遼國也來趁火打劫,以土地爭議為名,迫使宋朝增加對遼歲幣銀10萬兩、絹10萬匹,史稱“重熙增幣”。

綜觀宋仁宗在位期間,整個宋朝陷入嚴重的社會危機。一是“三冗”嚴重,財政入不敷出;二是土地兼併嚴重,階級矛盾突出,兵變起義頻發;三是軍事被動挨打,屢戰屢敗,外交處於下風,只能“花錢買和平”。

如此內憂外患的危局,哪有一點盛世模樣?盛名之下,其實難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