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時期，人才選拔的重要標準就是不拘一格地廣攬賢才。唐太宗選賢任能可謂不論親疏，不避怨仇，“連任官必以才，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在他的幕僚中，既有早年追隨他的秦府幕僚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等，也有他的政敵李建成的舊部魏徵、韋挺等既有原屬各個武裝集團的人物岑文字、戴胃、張玄素等，也有農民出身的將領秦叔寶、程知節等。李世民對他們不分親疏，不避仇嫌“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只要確有才能，忠誠於唐，都能委以重任。

李世民曾說

“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雖親不用如其有才，雖仇不棄。”所最著名的要算是對魏徵的任用。魏徵早年參加瓦崗軍，歸唐後原是輔佐太子建成，曾多次勸諫太子李建成殺掉李世民，以掃除障礙。玄武門之後，唐太宗曾質問魏徵，其他人都為魏徵的性命擔憂，但李世民寬宏大量，他察魏徵其人剛直機敏，忠貞無二，才華出眾，便以國事為重，不記前仇而委以重任，還提拔其為諫議大夫。以上這些並不能以此就斷定唐太宗取人是以才一為主，德為輔。

事實上，太宗認為人才’應該德才兼重，如若不能兩全，德行更為重要。因為貞觀三年，太宗已經認識到只是注重才能的缺點，以才‘選人，而不看其品行，過不了幾年就會產生種種劣跡，就算這個時候將其殺掉，也已經晚了，百姓已經深受其害，以才‘選人就暴露出了嚴重弊病。貞觀三年，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比見吏部擇人，惟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景行。數年之後，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己受其弊。如何可獲善人”針對太宗提出的問題，杜如晦從歷史經驗中找到對策，如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著鄉間，州郡貢之，然後入用，故當時號為多士。”

兩漢時期取士

都是選取那些在民間已經有好名聲的人才一，然後再進行錄用。貞觀六年，魏微對太宗說“若知其善，然後用之。設令此人不能濟事，只是才力不及，不為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強幹，為害極多。”仁啪。魏徵分析了這種情況，即便這些人只是有好名聲，但是沒有才能，也不會對百姓造成太大傷害，但是如果誤用了品行不好的人，反而會用他的聰明才幹來做壞事，那麼壞處則是更大的了。只有亂世之中，才一會不顧品行，只看才能。李世民還十分贊同魏徵的觀恢“亂世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才行懼兼，始可任用”。

亂世求才重才不重德只是權宜之計，真正治世之才‘還要才行俱佳。他認為太平社會中任用一個人，首先要看他品行是否端正次再看他的能力是否勝任。所以，他特別強呼叫人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堅持“舉行能之人”。他要求左右大臣“用人彌須慎擇，各級官員必須“才行兼備”。魏徵為皇帝提出了十二條衡量官員的標準太宗選撥人才，要求以德為先，對自己也是要求以德治國，認為德為君體。仁中明帝王應該如同山嶽一樣具有品德。只有實行德治才能流傳很久，只有心懷仁厚才能感化百姓。

結語

唐太宗最為著名的十八學士，個個有才，分別在儒學、文學、史學、音樂等不同方面，但都具有高尚的品德，勇於犯顏直諫，品行高尚。作為皇帝，太宗治理國家只能透過都督、刺史，特別是每個縣的縣令，才是和百姓接觸最多，距離最近的官員，如果這些縣令不能夠施行皇上的仁德，百姓可就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了，因此對於縣令們的選撥和考察可以算得上尤為重要，因此太宗曾將這些官員的名字“疏其名於屏風”可以在日常起居中時時看到。這同樣可以看到官員品德的重要性，以及太宗選人時對品行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