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因農民戰爭的爆發最終走上滅亡的道路，後來經歷了四年的楚漢戰爭，連年的戰亂，使各地百姓處於恐慌之中。農民在戰爭中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戰爭破壞了大量的土地房屋，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受戰爭的影響百姓的生活流離失所，在社會上形成大批流民。

西漢統一後，流民的人數較之前有所減少，但是西漢流民的問題依然很嚴峻。大量流民的存在直接影響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如果不及時採取措施安撫流民的措施，流民群體將成為社會上的一個隱患，嚴重時會影響著社會的安定和團結。所以漢初統治者重視流民問題並採取措施，休養生息，安撫流民。武帝在位期間，大興土木的同時又大規模的用兵征戰，“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加上武帝的多次巡遊天下消耗了大量的財富，使國庫空虛，加重農民的負擔，導致小農大量破產，流民潮再次出現。“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四十萬”，社會上出現大批流民，導致社會問題嚴重，為了緩和這些矛盾，統治者都會採取措施進行補救。

物資短缺是流民面臨的最大問題，因此，如何解決流民物資問題，安撫流民心情是統治者的考慮重點，通常情況下政府會採取下令地方政府賑濟的方式，具體包括振貸、開倉振糧等。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詔曰：“已詔吏虛倉廩，開府庫振救，賜寒者衣。”為緩燃眉之急，使流民得到及時的振濟這在一定程度了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政府的振濟活動並非長久之計，如何能幫助流民自食其力才是政府的下一步考慮重點。

所以政府採取安撫、遣返、振貸等措施幫助災民

度過難關

。流民脫離政府控制之外，在社會上形成流民潮流，這是統治者最不願意看到的情況。一是國家的賦稅徭役沒有著落，再次是擔心流民形成與中央相對抗的勢力。如何能在短時間內將流民得到合理的控制，形成理想的社會秩序成為統治者治理流民的核心政策。

所以統治者下詔鼓勵流民迴歸家鄉，重新擁有戶籍成為受國家管理的百姓。成帝曾下詔：“流民欲入關，輒籍內。”解決流民問題的關鍵還是給予流民土地，同時政府會振貸一定的土地和種子以此來從事農業活動，如漢宣帝地節三年（公元前67年）就曾經下詔：“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使流民可以恢復正常的農業生產活動中，政府振貸給他們最基本的生產生活要素，土地、種子及糧食，同時免除流民賦稅及徭役。漢宣帝時期採取振貸流民的政策得到一定的效果，農業產量較昭帝時期有明顯提高出現了“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的局面。宣帝的振貸流民詔可以

看做

西漢政府招撫流民的最高優待。

此外，政府還對妥善處理流民問題的官員進行獎勵。並將以控制戶口的多少作為考核地方官員的依據，漢宣帝時曾下詔嘉獎妥善安置流民的官吏。漢宣帝（地節）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佔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從漢宣帝的詔令中我們可以看出，膠東相王成妥善安置了流民，使流民迴歸到正常的生活中，從而使膠東地區的戶籍總人數也有所增加。因他的優秀作為，宣帝將王成官職的俸祿升至二千石，並賜他爵位為關內侯。漢元帝時期，南陽太守召信臣因管轄境內“百姓歸之，戶口倍增”，而使他官位不斷升遷。

綜上所述，西漢流民問題並不是獨立的社會問題，它與西漢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存在密切聯絡。縱觀西漢政治，流民問題始終是引起社會動盪的一個因素，社會動盪的直接影響就是形成更多的流民群體。西漢政府為解決流民問題所採取的措施是有目共睹的，控制的成效則取決於各朝具體的社會情況。農民安定，天下才可得到穩定。針對流民現象，西漢統治者採取振貸措施不論成效如何，都為後代治理流民問題提供了歷史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