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整頓的手段，歷朝歷代最為人熟悉的手段就是“文字”。

在宋哲宗朝，即出於士大夫之手、涉及前宗朝政事的各種文類為物件，包括史撰、行狀、章疏、案牘。哲宗親政以後的政治整肅，不限於肅清傳統意義上的政敵，更是對士大夫的議論、思想、立場的審查，因此對官僚隊伍思想整肅的力度，是此前的任何政治整頓所不能比的。

對北宋士大夫而言，其種種政治議論的背後，是宋代所謂“祖宗涵養士類”的傳統。宋太祖“不誅大臣、言官”誓約雖屬存疑，但該說反映的寬容精神是不能否認的。即使在蘇東坡、蔡確因寫詩而面臨重責時，範純仁尚以“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為解。長期以來，正因如此，才會有宋儒“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的器局。

形於文字的“論議”，正是宋代士大夫參與政治的重要方式，也成為宋代政治文化的主要特點。因此，對北宋中期以後計程車大夫而言，“文字”有著核心的意義，是其心血所寄，也代表了一種北宋立國以來日積月累所形成的政治文化傳統。

范仲淹的慶曆新政至王安石的熙豐變法時期，是“兩宋文化的高峰”，宋學中最著名的人物、重要的著作，都產生於此時。可以說，哲宗朝之前，是北宋議論最盛、文字最盛之時。

哲宗親政後針對“文字”的政治整頓，是由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發起的，他們對“文字”之於自身的意義深為洞悉，故其做法正切中了當時士大夫的要害。這種做法，不但保證了哲宗親政後的政策走向，也徹底改變了北宋“涵養士類”的傳統。

士大夫群體的面貌也發生了明顯變化，主要反映在其獨立性、責任感、主體意識的消亡，成為權勢之依附。士大夫從“敢說話、敢寫字”到“不敢說話、不敢寫字”，生怕任何口述或文字性記述成為日後政治仕途上的把柄。

在紹聖、元符時期的政治整頓中，宰相章惇、蔡卞是主導者，因為章、蔡掌握著當時對整個官僚隊伍的整頓之權，就擁有了別人所沒有的“威福人”或“禍福人”的能力，

他們用耗長的時間翻閱“人事記錄”——”某某人曾經說過的話、寫過的奏摺”，以此作為政治上分立門也的標準。也正是如此，士人逐漸多開始選擇投其門下。。

這種政治壓力在徽宗即位後仍然持續。經歷了哲宗親政以來此番政治洗禮計程車大夫，其氣象與他們的前輩已截然不同，也可以說正是從這時起，中國古代官場的政治風氣產生了深刻的變化。

王朝大廈將傾之時，最高政治舞臺上的“士類”，全無北宋中期士大夫那樣的擔當。這種士風墮落、人才凋零的狀況，在有的學者看來，關鍵在於士大夫階層的兩重性：

既在理念上追求高尚的人格，又在經濟上依附於皇權。皇權又極具個性，完全仰仗於當朝皇帝的性格特點，因此整頓的方法就應運而生。

在北宋歷史上，凡政策有所變動之時，政治整頓皆有不同程度發生。

如歷新政失敗，時人有“一時俊彥，舉網而盡“之嘆。王安石主政期間的變法活動，一切反對之人一律貶謫斥逐，典型的代表如蘇軾——僅僅因為一句詩的含沙射影一輩子的仕途就幾乎走向終點，且持續性持久，下一朝對其也始終保持警惕。

後面歷朝歷代痛批王安石，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因為王安石把黨同伐異上升到國家執行的制度層面，以至於統一思想成為一種強大的政治慣性，完全破壞了宋朝文人士大夫政治的立國之本。

王安石之學，實際目的固然是複雜的，既要排除異己、鞏固權勢，但還要終結紛爭，開創在政策執行上先王復古式的“百花齊放”形士大夫政治，從根本上來說，這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

但文飾上，還必須做到這樣高度學術化、形而上的旗幟，也就是思想統一旗號下的黨同伐異，因此文字就成為執政階級看重的關鍵，即至少在外在的形式上，整個士大夫階層要做到完整的統一。

因此，整頓必然從文字上抓起，燒書毀字、徹查文件成為宋、明、清之際政治整頓的重要手段，從歷史時期來看，也正是從宋哲宗一朝起，皇權愈發集中。

以至於當皇權達到巔峰的清朝，一朝皇帝往往會發動一場接一場的政治整頓，文字整頓成為文字獄，文字獄成為連坐，官場一片肅靜之時，思想必然高度統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