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前人相比，劉衡的“保富民”思想具有鮮明的個人特點和時代特徵，前人側重於從理論上探討“保富民”的必要性，劉衡除了理論上的論證外，還針對時弊提出了具體的措施，並在一定程度上觸及到問題的本質，即“保富民”主要是保護私人財產不受侵害，尤其禁止官員、衙役等公職人員濫用權力勒索富民。因此，在劉衡的法律思想中，保富與治吏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保富是治吏的出發點和指導原則，治吏是保富的前提和必要措施，二者相輔相成，只看到其中一面是不完整的。

在中國古代社會中，重農輕商、抑制兼併是歷朝奉行的基本國策，“保富民”的主張並不受重視，甚至影響提倡者的命運。劉衡大力提倡並作為自己為學做官的主要思想，除了前人的影響外，與其人生經歷也有極大關係。劉衡出生於書香門第，從其曾祖輩起，歷代皆有人考取功名。劉衡祖父是乾隆二十六年進士，歷任河南、貴州等地知縣，後遷雲南馬龍州知州；其父親則是居家授徒的貢生。

劉衡於嘉慶五年鄉試中副榜，充任國子監漢教習，嘉慶十三年俸滿歸家，以知縣候選，此時其祖父也從雲南辭官，退居林下。劉衡祖父長期任職於州縣，對官場弊端認識較深，對即將走上仕途的劉衡嚴格要求，希望他日後做官“勿作孽”。在其祖父和父親的督導下，劉衡熟讀了各種官箴書、律例、循吏能臣列傳，以及關於荒政、水利、保甲、彌盜、聽訟、理冤獄的著作，為日後做官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劉衡做官時採取的措施，許多就來自於其祖父的教導。如被劉衡認為是“保富民”最重要手段的“批駁呈詞、先審原告”，原本是南豐知縣實行的一項措施，其祖父極力稱讚，劉衡在後來做官實踐中仿效其法。劉衡候選等待了五年，期間除了讀書外，也出遊外省，觀察各地的風俗民情。

他常見棍蠹敲詐勒索，富民往往家破人亡，便立下剪除棍蠹的志向，併成為他日後做官孜孜以求的目標。家庭教育和遊學經歷對劉衡的價值觀和人生觀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為其“保富民”思想定下了基調。劉衡雖然接受的是儒家教育，“保富民”思想也出自儒家學說，但是他卻深受法家的影響。劉衡在家候選，自念將來有“牧民”之責，於是處處留心治理之術，對於一切學說都採取相容幷包的態度。

他廣泛涉獵各派學說理論，凡是關於吏治之道者，“雖小說家未嘗不寓目焉”。劉衡認為，州縣官治理地方，“有時不能不用權術”，因此，在眾派學說之中，他更傾向於法家，曾自謂：“予性鈍，故不能文，顧嗜法家言。”在他做官的實踐中，許多措施皆出自法家。比如“批駁呈詞、先審原告”的方法中，劉衡指出在接受訟詞時應詳細詰問告狀人，如果覺察細節有可疑之處，或懾以盛怒，恐嚇威脅，使其恐懼而吐露實情；或虛以遊詞，和顏悅色，與其拉家常，使其放鬆警惕，從而露出破綻。

這明顯不符合儒家忠厚待人的主張，而與法家“權術”的思想相近。在對待“刑罰”上，儒家主張教化為先，反對嚴刑峻法，而法家認為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教化並不能使人向善，嚴刑峻法才能使人不為惡。在這一問題上，劉衡的觀點與法家基本一致，主張以“刑罰”治民。如劉衡認為，官府差役“概系匪徒，不顧急公，只圖作弊，不可以理喻，不可以情動，不可以德化，不可以思結，所畏者法而已”。

不僅對衙役如此，對普通民眾也有類似的觀點。劉衡任職四川時，四川總督就民間訴訟日益繁多的問題下諮各地官員。劉衡回稟認為，要減少訴訟、維護社會秩序，就必須使民愛官，要使民愛官，則必須使其畏官，而民畏官就在於官員的“刑賞”。他說：“卑府愚以為欲民之愛官，必先使之畏官。畏之雲者非必坐堂皇而敲撲之也，其道首在於公，公則一準於理，理之所在，官之刑賞。”減少訴訟的最終落腳點是“刑賞”，可見其重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