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儒內法，兼之以道”，儒、道、法三大哲學思想在中國古代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對於它們的區別，可以用一句話總結：入世為儒，出世為道，治世用法。
表面上看來可以理解：儒、道的人生態度是相反的，前者主動積極、後者被動消極。因此，“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雙方看似是對立的；至於儒、法，則存在一個基本的共同點：都是積極入世，為了建設更美好的社會秩序出謀劃策。但雙方的分歧在於方式的區別：儒主張由內到外的主動性，法信奉由外至內的強力約束。
但在實際上，三者之間並沒有這麼涇渭分明，而且互相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
孔子被視為儒家學派的創立者，但他的觀點並不是完全原創。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他對當時禮崩樂壞、動盪不安的社會情況痛心疾首，因此對其中的原因進行了分析思考、並提出瞭解決這些問題的思路。
他的結論是這樣：之所以社會動盪，是因為周天子的制度被破壞了，也就是“禮樂廢，詩書缺”；而解決的辦法，就是要重拾周禮，尤其要明確宗法制、確定名分，即所謂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貴賤有等、上下有序，各人幹好自己該乾的事、守規矩，不越位、不僭禮；如果人人都這樣，那社會就變得和諧有序、人民從此安居樂業了。
簡而言之，孔子就是主張人們自覺自願地分等級、守規矩。那麼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呢？春秋時期各個諸侯國的暴力統治手段是不行的，必須透過注重德、禮來實現。
德就是道德，這一理念源自於《尚書》。這本著作中，記載了上古堯、舜、禹幾位聖君的事蹟，以及夏、商、週三代重大政治事件，重點刻畫了這些明主的高尚道德：堯、舜、禹都憑藉一心為民的品格受到萬民敬仰，由此也為後代帝王創立了榜樣；夏、商之所以滅亡，正是因為末代帝王荒淫無道、道德敗壞。因此，西周的傑出政治家周公旦，經常教導周成王要敬天保民、以德配天，以維護政權的長治久安。
什麼叫仁？“仁者愛人”，將對親人的愛擴充套件為對人類的愛，最終達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狀態。
此外，孔子還強調“克己復禮”，也就是要剋制自己的慾望，讓自己的言行符合禮制；即使自己有慾望時，也得考慮到別人的感受。
基於以上觀點，儒家要求君主、官員注意提升自我修養和行為規範，最終實現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者的和諧統一，構建起—套完整的儒家政治倫理。
而孔子以德治國的目標，是達成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而孟子、荀子，則是其後的儒家代表人物。
孟子身處戰國，那是一個人性暴露無遺的空前大爭大亂時代。孟子的最大理論，就是總結出性善論，即我們常說的“人之初，性本善”。依照這種前提，他主張依靠人天生的善，經過教育後培養出仁、義、禮、智四德。
同時，基於人性本善，孟子反對戰爭、主張仁政，統治者要關心百姓的疾苦、減輕人民負擔；他還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觀點，把對待人民的方式視為國家存亡興衰的關鍵。
但他的仁政目的還是為了統治者的利益：讓百姓具備生活的條件，然後再進行人倫道德教化，從而實現社會秩有序統治。
荀子也是戰國人，但他跟孟子完全相反，主張性惡論，“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人的天性是趨利避害、追求慾望的，但現實社會的物資有限，兩者的矛盾必然會誘發紛爭，這就形成了人性本惡。
因此，荀子秉持“人定勝天”的理念，主張透過教育對人性進行改造。他所指的教育，除了禮義道德外，還要加強外在強制力量，也就是刑法。“治之經，禮與刑”，他把禮與刑視為治國的根本，由此可見，他具備法家的觀點。這就是為什麼他培養出了兩位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斯、韓非。
下面先聊聊道家。
道家有個典型特徵：反對社會進步。創始人老子認為，理想中的社會是“小國寡民”的狀態，即人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而莊子則主張“絕聖棄知，大盜乃止”，也就是說，人們要徹底迴歸自然，回到最初的狀態，社會才會安穩。
以此為依據，道家主張“無為而治”，透過“自然”的無為達到治的境界。這裡的“自然”不是如今概念中的自然界，而是相當於事務的“本性”，即沒有人力干預的初始狀態。道家看來，天然遠勝於人為，無所作為、無心而為、任性而為等都是“無為”。
而要做到“無為”，必須“無智無慾”。慾望是造成社會混亂和罪惡的根源，所以統治者應該“少私寡慾”。但在同時，道家認為人天生帶有慾望，因此也肯定合理的“欲”，但絕不能不能貪慾、縱慾。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這就是道家“無為而治”的政治邏輯。
而這種理念的最好實踐，莫過於西漢初期的“休養生息”政策。“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事實證明，在常年的戰亂與紛爭後，統治階層順應民心、不亂指揮，反而是最好的治國方式。
由上可見，雖然都是為了實現穩定有序的社會狀態，儒、道主張的方式完全不同，前者推崇教化、灌輸理念，後者主張順應本性、無所作為。
孔子曾經問禮於老子，並贊對方如人中之龍；他甚至也肯定“無為而治”的概念，只不過他的無為，指的是“德化”的無為；儒、道都認為世間萬事萬物自有執行規律，但不同之處在於，前者主張認識規律、利用規律；後者則認為要順應規律，這才能讓規律充分發揮作用。
而法家則比較特殊。
首先，那些法家代表人物要麼研修過儒家學說，比如李悝、吳起都曾拜在“孔門十哲”之一的卜子夏門下學習，李斯、韓非子都曾是荀子的弟子；而同時又有一些人曾追隨道家學說，“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申不害、韓非子都曾學習道家理論。（韓非子確實博學）
可以這麼理解：法家汲取了儒、道的合理之處，卻又針對它們的短板發展出了自己的一套理論。
和儒家一樣，法家的目的也是為了維護政權穩定，也都主張明確等級、強化君主地位。但區別在於，儒家主張品德教化，靠自覺；法家信奉外力，主張利用賞罰威逼利誘。
其實法家的這一觀點跟荀子有些相似，主要的差異在於，荀子主張禮制為主、刑罰為輔；而法家只強調嚴刑峻法，對禮制那套毫無興趣。
商鞅有句經典的話：“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愛。”即：仁者能夠對別人仁慈，對方卻不會因此也變得仁慈；道義之人可以關愛他人，卻不能讓對方跟著學會關愛別人。因此，在他看來，儒家那套就是自欺欺人了。
而韓非同樣直接。儒家主張用賢者治國，這沒問題，但世界上有幾個賢人？相反，只要經過訓練，懂法令、執行法令的官員一抓一大把。對比之下，哪種方式更靠譜？
韓非還質疑仁政的有效性。“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君主愛民，極致也不過於父母愛兒子；但“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對於那些無可救藥的熊孩子，父母也只能束手無策。但是，面對再熊的孩子，一個官吏拿著繩子就能讓其服服帖帖。
此外，法家與道家也有一定的關聯。韓非將“道”引入政治領域，不過他的道，指的是君臣之道、人主之道。
三大學派都在歷史上得到實踐的機會。
戰國的大爭之世，方式直接、見效快的法家備受青睞，被各國爭相採用，變法最為徹底的秦國笑到了最後；秦朝因“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滅亡後，道家順應漢初的客觀需要獲得了實踐的機會，也造就了輝煌的文景之治；但隨著漢武帝的即位，有鑑於無為而治難以吻合帝國發展、擴張需求，一直備受排擠的儒家思想終於得到了出頭之日，經過董仲舒的改良，西漢確立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理念，也成了其後兩千年封建王朝的祖傳秘方。
但在實際上，歷朝歷代統治者實際採取的都是外儒內法、兼之以道而已；法家確實好用，但要注意吃相，所以對其進行了仁義、教化的包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