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年愈七旬的錢穆終於當選臺灣“中研院”院士，彼時的錢穆早已經聲名遠播，桃李遍天下，無論是學界聲望還是學術成就，都已經無需用院士的頭銜裝點，可是院士於他而言，始終是心中的一塊傷疤。

兩年前獲得提名的時候，錢穆就憤慨的表示：“1948年第一次選舉院士，當選者多到八十餘人，我難道不該預其數！”受到錢穆影響的李敖儘管對錢穆多持異議，但是在院士這件事上，卻為錢穆說了句公道話：“錢穆的理學怪說固不足論，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樸學成就卻更該先入選成院士。”

那麼是什麼原因造成錢穆多次落選呢？這一切都是因為他與胡適之間長達半個世紀的恩怨。

清末民初，變革牽扯到社會的各個層面，錢穆雖然成長於江南古鎮之中，卻對時局變化頗為敏感，完全不像是後人眼中“守舊”的形象。日俄戰爭之時，不到十歲的錢穆就想要從軍，他在回憶錄《師友雜憶》之中寫道：

>最所希望乃能出山海關，到東三省，與日本德國兵對壘，那是一件何等痛快之事。餘雖未嘗所願，但亦因此學會了騎馬。

他早年受到維新思想的影響，很小就閱讀了譚嗣同的《仁學》，而且沉浸其中。《仁學》書中有關於髮型的講述，一天清晨起床，熱血沸騰，直奔理髮店，讓理髮師減掉了長辮。此時還是清朝，剪掉辮子或讓人以為是革命黨，於是他只好將辮子縫在帽子上，避免麻煩，就在錢穆剪掉辮子的第二年，辛亥革命成功，錢穆得意的說，“人人皆不留長辮，而餘則已先一年去之。”

錢穆早年就學習英文，在他的家鄉以通英文為人所知，而且經常有人向他請教英文，後來余英時在香港新亞書院入學的時候，錢穆就叫余英時寫一篇英文的自我介紹，余英時當時也頗為驚訝。

不僅如此，錢穆還積極的閱讀當時翻譯過來的西方書籍，斯賓塞的《群學肄言》（今譯為社會學研究）、穆勒的《名學》（今譯為邏輯學體系）都是他曾熟讀的書籍，後來錢穆研究墨子等人，就得到了《名學》的幫助，錢穆雖然早年輟學，但是“轉益多師”，同時也證明了讀過的書總會有用的。

正是因為追趕當時的學術潮流，錢穆早年才成為了胡適的忠實信徒，甚至忠實到不可思議的程度。

胡適早年留學美國，先是就讀於康奈爾大學農學系，後轉到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師從約翰·杜威。

胡適受到杜威經驗主義的影響，反對傳統的灌輸和機械訓練、強調從實踐中學習的教育主張。回到北大之後，胡適聯合當時的眾多北大學者發起了新文化運動，並且提出了“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主張。一時之間，胡適已成為北大的學術領袖。

身處江南的錢穆時刻關注著北大的學術動向，而他本人在後來的回憶錄中也或多或少的流露出未曾上過大學的遺憾。

錢穆瞭解到胡適的經驗主義教育之後，立即在自己的學校進行了實行；胡適之後又寫了《中國國文的教授》，這一理想的國文教學參考書是胡適對教育的全新看法，在書末尾處。胡適寫道：

>我這篇《中國國文的教授》，完全是理想的。但是我希望現在和將來的中學教育肯給我一個試驗的機會······

錢穆在看了胡適這篇文章之後，很快又在小學裡付諸實踐。

胡適和錢穆第一次見面是在蘇州中學，當時胡適受邀到蘇州女子師範學校演講，後來又到蘇州中學演講。錢穆回憶當時的情景：

>餘早在前排坐定。典存偕適之（胡適）進會場，見餘即招至臺上三人同坐。

正如粉絲見到偶像一樣，錢穆初次見到胡適也是很激動的，否則不可能將自己坐在前排並且被招至臺上這種無關緊要的小事在半個世紀之後的回憶錄中記錄下來。從小事也可以看出，錢穆對於胡適的敬重是發自內心的。

見到偶像的機會難得，錢穆迫不及待的將自己正在撰寫先秦諸子遇到的問題向胡適請教。“適之無以對”，錢穆對這個答案略感失望。

胡適以一個西化的人，他在舉手投足之間的無意之舉，都引起了錢穆的猜測，有的甚至讓錢穆理解為對自己的不尊重。比如，胡適以未帶刮鬍刀為由堅決不在蘇州中學留宿，錢穆以為這是胡適作為學術領袖的一種傲慢；胡適雖然給錢穆留了自己的地址，並且說了些再次見面的客套話，可是胡適並沒有主動聯絡胡適，讓錢穆更加失望。

和胡適一樣，胡適的弟子傅斯年因為無意間慢待了一點陣圖書管理員，招致了記恨。人為何會失望和記恨呢？因為人本來很複雜，關心呵護是看重的體現，失望和恨也是看重的一種體現。

錢穆後來受到顧頡剛的賞識，從蘇州來到了北京，來到他夢寐以求的學術殿堂。顧頡剛身為胡適的首席大弟子，錢穆能夠被顧頡剛重視，胡適從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胡適“科學整理國故”的主張，將西方理論與傳統的乾嘉考據學結合在一起，並且宣揚考據學是中國最接近科學的研究方法。

而錢穆在各個方面都受到胡適的影響，在考據方面也不例外。無論是《劉向歆父子年譜》和《先秦諸子系年》，還是《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走的都是乾嘉考據學的路線，正是這些著作，才引起了胡適對錢穆的欣賞。

胡適在日記裡面談到《劉向歆父子年譜》，頗有誇獎之意：

>錢穆為一大著作，見解和體例都很好。

胡適在北大課堂上講述今古文問題的時候，就接受了錢穆在書中的見解，並且在講義之中呈現給了自己的學生。

錢穆似乎以為胡適對自己態度有所轉變，於是乎便邀請胡適為自己的新書《先秦諸子系年》寫序言，他在與胡適通訊之中態度非常誠懇：

>······幸先生終賜卒讀，並世治諸子，精考核，非先生無以定吾書，倘蒙賜以一序並未介紹於北平學術機構······，當不僅為穆一人之私幸也。

結果胡適並沒有給錢穆寫序言，而《先秦諸子系年》的出版也頗費周折。

錢穆對自己的學問頗為自負，他對胡適有一種“我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的感覺，可是胡適一而再、再而三，有意無意的對錢穆造成傷害，讓兩個人的關係處於緊張的狀態。

實際上，胡適沒有給錢穆寫序的主要原因是兩個人的認識不同：胡適在他的成名作《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中認為老子的年代早於孔子，而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認為老子晚於孔子，兩個人年代的前後順序直接影響到先秦思想體系的構建，甚至是中國古代思想的發展。

最重要的一點是：胡適認為錢穆始終在反對他的觀點。

胡適和錢穆關於老子和孔子的先後順序問題不止一次的辯論過，而且多次不歡而散，胡適在日記裡面有所提到，錢穆的《師友雜憶》裡面也有詳細記述。兩人相持不下便不再討論這個問題，胡適接著寫了一篇《新儒》的文章，兩人再次交流意見，但是成稿後，胡適依舊堅持老子在孔子之前。

分歧繼續加重，而錢穆也感到胡適以及胡適周圍人的排擠，於是原本脆弱的關係便直接撕裂了。

其中有一件事讓兩個人徹底走向決裂，那就是胡適解僱了蒙文通。

錢穆在北大來往的人物有限，但都是志同道合之人，包括陳寅恪、湯用彤、蒙文通、蕭公權、楊樹達等人。

蒙文通因為講課學生聽不懂而被解聘，錢穆據理力爭，仍舊無濟於事，最後蒙文通只好離開北大，趕赴天津一所中學授課。在北京期間，錢穆節衣縮食，買了五萬冊數書籍，別人問他為何買這麼多書籍，他開玩笑說：以後如果我像蒙文通一樣被解僱，也好擺舊書攤賴以謀生啊！雖是一句玩笑話，卻透漏出對胡適的不滿和諷刺。

抗戰爆發之後，北大和清華、南開在雲南昆明共同組成的臨時大學西南聯大，西南聯大期間，錢穆感慨中國文化的不自信，在陳夢家的提議下，以原來北大的中國通史講義為基礎寫出了《國史大綱》。

《國史大綱》在開篇就寫道：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

《國史大綱》不僅喚起了人們的自尊心，並且鼓勵了人們對於中國文化的自信。人們爭相傳抄國史大綱，緩解了當時人們內心的焦慮。而以胡適為代表的一派，沒有對時局做出迴應，面對《國史大綱》的橫空出世，專門做了反駁，傅斯年甚至說“向不讀錢某書之一字”。

抗戰勝利之後，西南聯大拆分為原來的北大、清華和南開，幾乎所有原北大教授都收到了聘書，唯獨錢穆沒有。而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大會，錢穆也沒有提名。錢穆輾轉昆明、無錫等地教書，最後去了香港。

晚年的錢穆對胡適頗有微詞，在書中多次批判胡適領導的新文化運動，對胡適也加以批判，他在《中國文學論叢》寫道：

>民國以來，學者販稗淺薄，妄目中國傳統文學為已死之貴族文學，而別求創造所謂民眾之新文藝······必盡變中國文化之傳統。此為蚍蜉撼大樹，“王楊盧駱當時體，不廢江河萬古流”······

而胡適晚年多次批評中國文化，還引起了和徐復觀先生的論戰。

斯人已逝，所有的恩怨也將煙消雲散，他們的分歧完全都是為了中國文化的未來，胡適不完全錯，錢穆也不完全對，但是兩個人讓思想更加多元，讓中國文化更具有包容性。

中國文化老了嗎？一百多年的他們就是針對這個問題展開了討論。一百多年過去了，我們再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錢穆的話依然有幫助：

>餘對國家民族前途素抱堅定之樂觀，只望國人能一回頭，則四千年來歷史文化傳統郎在目前。舍吾中華民族之意識，則一切皆無可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