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近代的中國，掌管天文官員的職責之重超乎我們的想象。如果去北京的故宮參觀，會看到舉行國家儀式的太和殿白色大理石的月臺上，對面左側（西）放著一個石制的升、右側（東）放著一個日晷。這表示王朝擁有控制度量衡和時間的許可權。王朝決定曆法，不僅將之普及全國，對前來朝貢的國家也要求其有義務使用中國的歷法。

為了制定曆法進行天體觀測的總責任人是欽天監監正。同時他還是何時舉行國家儀式的決定者。這是因為天體執行與國家運營有著密切的關係。

德國傳教士湯若望精通天文學。多爾袞因之前所使用的歷法錯誤繁多而採用湯若望改訂的時憲曆，並命令在年曆卷頭註明“西洋新法”四個大字，任命湯若望為天文臺負責人欽天監監正。就這樣湯若望與新建的清朝之間建立起關係，並且與年幼的皇帝福臨（順治帝）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傳教士的活動能夠在清朝初期獲得認可，湯若望功不可沒。

湯若望雖然意識到這一責任的重大，但因為他學習的是西方的科學，所以對把天體執行和人間兇吉聯絡起來的中國傳統思想持否定態度。於是只要有機會，他就會透過口頭或者寫文章宣揚自己學習的是根據沒有錯誤的科學的法則推算出來的天文學，與這種把凶日和吉日分開的迷信毫無關係。

而清朝在完善自己作為一統中國的體制的過程中，逐漸接受了儒家根深蒂固的天人相關的思想。清朝與湯若望等傳教士們總是在一些地方存在分歧。這一分歧終於以對傳教士最壞的形式出現了。

安徽有一位名叫楊光先的“愛國俠”。他宣稱基督教是毀滅清朝的邪教，根據西方天文學制定的歷法是錯誤的，主張應該恢復由前朝天文學家制定的歷法。楊光先並不是官僚，也沒有科舉的身份，原本沒有絲毫的影響力。但是當時正值年幼的玄燁皇帝即位不久，所以楊光先對基督教的彈劾被輔佐皇帝的官員之間的權力爭鬥所利用。康熙三年（1664），楊的申訴被採用，對傳教士的審問開始了。

此時已經74歲的湯若望因中風無法正常行動，說話也不利索。這場審問異常嚴酷，在南懷仁的翻譯下進行。傳教士們被抓到監獄裡，五名支援西洋曆法的天文官被處死，與傳教士交情不錯的官員也都被傳訊，事態變得非常嚴重。清朝任命楊光先為欽天監監正，命令他制定準確的歷法。康熙四年，湯若望被判死刑。史稱“康熙曆獄”。

曆獄後，楊光先被任命為欽天監監副，但他知道自己實際上並不懂得曆法，於是上疏請辭。清朝政府結果非但駁斥他的辭職要求，還將其提升為欽天監監正。楊光先被迫上任，只好編纂《不得已》一書以自明心志。楊光先推舉吳明烜為欽天監監副，實際負責立法推算，以回回曆取代西洋曆法。（注：楊光先本人是穆斯林）？

西曆1665年1月16日被預測將會發生日食。就在楊光先事件發生六個月前，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代替因中風無法進行觀測的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對日食發生的時間、大小進行了詳細的推算，並以湯若望的名義報告禮部。楊光先為了得出比傳教士更為接近現實的結果，讓穆斯林的天文學家重新推算。

在北京，天文臺設定在一座磚瓦建築的塔上，在那裡進行天體觀測。日食開始那天，南懷仁被帶到該處天文臺上。用帶上三道鎖的雙手做天文觀測前的最後準備。凜冽的北風中，身患重病的湯若望也被命令待在一旁。大批的官員得到皇帝旨意聚到一起，在他們的注視中，日食開始的時間一步步逼近。楊光先一方的天文官首先叫嚷說15分鐘後日食開始。但過了所說的時間後，太陽依然沒有任何變化。

兩位官員說“那麼現在到了湯若望瑪法（“瑪法”為滿族對湯若望的尊稱）的時間了”。說時遲那時快，在準備好的紙片上反射的太陽圖形上方，開始出現一些小小的爪子似的陰影。日食開始了。傳教士的推算比楊光先更為準確，在這一刻得到了證明。對傳教士們的行刑停止了。但湯若望卻由於獄中生活導致病情惡化，一年後去世。此次曆法之爭，西方曆法完勝，清朝公曆再次由南懷仁來制定。

回過頭，說一下楊光先之所以被後人記住，不僅僅在於他的傳世名言“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也不僅僅是他那些《群邪論》、《闢謬論》等等被收入《不得已》中的那些慷慨激昂、“義”正辭嚴的文字。更多的，是他在指責西洋人的時候，是非常真誠的。從自己所接受的知識基礎和價值觀出發，他從來不會懷疑自己的所作所為有不妥之處，維護天地綱常聖人之教免於西洋人物荼毒是天經地義的使命。即使他很清楚新法比舊曆有效，他也不會後悔、退縮，就象當年抱著必死之心彈劾大奸臣一樣。惟其如此，楊光先才具有標本意義。

正如魯迅先生所言：“楊光先的《不得已》是清初的著作，但看起來，他的思想是活著的，現在意見和他相近的人們正多得很。”這話是七十多年前說的，現在再看起來，也還沒有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