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的周紀二有一段關於孟子見魏惠王的一段，讀來頗有意思。魏惠王就是《孟子》中的梁惠王。

鄒人孟軻見魏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有以利吾國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義而已矣！。

魏惠王是楚國之外戰國第一個稱王者，可謂野心勃勃虎狼之君。著名的馬陵之戰就是發生在他的任期，魏國也由此遭受重創，失去霸主地位。孫臏和龐涓的故事正是以此為背景，龐涓兵敗後吐出一句“遂成豎子之名”，之後拔劍自刎，使人感慨。雖然是反面人物，這股傲氣倒是讓人欽佩的。

魏惠王

在這樣你死我活的亂世，受到重創而天天謀劃著強國之策的魏惠王，孟子曰：“何必曰利”，我忍俊不禁。怪不得一輩子周遊列國，遊說諸侯，最終仍是一無所成。孟子主張由道德高尚的聖人治國，推行仁政，與柏拉圖宣揚的哲學家治國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後來的事實證明，光靠理想化的理論，往往會走向意想不到的方向，甚至災難。治國，利是首位，這不單單是指經濟利益。用現代經濟學的專有名詞的話，應該叫效用。按邊沁的功利主義原則，社會效用最大化是治國應該追求的原則。

魏惠王想要聽到的是如何才能國富民強，如何才能壓制周邊虎視眈眈的齊、楚、秦這些列強，孟子卻大談特談仁義道德，魏惠王應是大失所望了。試想一個場景，假如你是一個公司老總，特地去找了一位知名管理學教授，諮詢如何才能提高公司業績，加強市場競爭力。當這位管理學大師長篇大論大談特談企業家的操守、對員工要如何如何仁厚的時候，你是否會閃現出抽他一大嘴巴的念頭？這些誰不懂呀！關鍵是要如何提高業績呀，這才是火燒眉頭的問題呀！公司都沒了，再對員工好有啥用呢？魏惠王還算仁厚，他沒有抽孟子的耳光，而是客客氣氣地說了一句：“善！”

之後，司馬光的筆鋒就轉到孟子向其老師請教的一幕。

孟子師子思，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

對這個解答孟子不太滿意，又說了一句：“君子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

子思就開始向他解釋仁義與利的關係，就是要辯證看待問題，其實仁義的本質也是利呀！但在我想來，孟子似乎沒聽明白，所以他見了魏惠王還是要堅定地說上說上一句“何必曰利”。

司馬光似乎也覺得孟子跟魏惠王的對話，有些迂腐，不切實際，所以加了子思的言論，以此為孟子這位亞聖洗白。但應該是想想還是覺得難圓其說，就自己擼上袖子親自上場了。在寫上經典的“臣光曰”之後，他直接亮出了自己的觀點。司馬光說，孟子和子思的想法是一樣的，但像魏惠王這樣的沒心沒肺的人是不可能聽得懂的，所以孟子才會只說仁義，不說利益的。

鬼才信！

如果孟子覺得魏惠王那麼不堪，跑大老遠去見他幹啥呢？

一大把年紀了，還折騰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