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明朝援朝東征一事，從決定出兵到戰後留守朝鮮，幫助朝鮮重建，說明明朝出兵援助朝鮮雖有固我藩籬的考慮，但從明神宗以及內閣大臣的出發點來看，明朝更重要的是出於保護藩屬國，實現“字小之義”，並且在寧夏之亂尚未平定，國內局勢非常緊張的情況下，耗費大量兵力、物力援朝。

而戰後朝鮮國王為了感激明朝的再造之恩，為援朝將士修築的祠廟，以至明朝滅亡六十年後，為崇祀萬曆東征時期決定，援朝出兵的明神宗設立的大報壇，有力的回擊了韓國學者的觀點。

在戰爭開始時，面對朝鮮的求援，明朝廟堂之上對於是否援助朝鮮有過爭論，主張援朝的，如石星、宋應昌、呂坤、周孔教等，主要從朝鮮的戰略位置上出發，認為援助朝鮮與中國是唇齒的關係，援朝是故我藩籬，其著眼點是明朝自身的防禦。

反對援朝的如王家屏、許弘綱、邢侗等，則是考慮到朝鮮非我國領土，同時也顧忌到國內緊張的局勢和兵餉匱乏。但不管是哪一方的意見，最終決策的仍然是皇帝。在帝制時代，皇帝的決策所反映的是其對於國家利益的考量，故而皇帝的決策，即是明廷出兵援朝的根本原因。

面對是否援朝的問題，大臣們各抒己見，明神宗堅決的支援了，以兵部尚書石星為首的主援建議，雖然明神宗決定援朝有保護中國邊疆的考慮，但在尚未廷議是否出兵之前，面對朝鮮國王的求援，明神宗在廷議之前已毫無疑慮的決定援朝，說明明朝援朝東征的根本原因在於保護藩屬國。

在和談失敗後，明神宗對於再次出兵援朝一事的態度同樣果斷，處置了之前主張和談的朝臣，說明明神宗援助朝鮮的決心以及無侵犯朝鮮的大義之心。對朝鮮國王的敕諭也再次表明了，明朝此次出兵是源於以大恤小之仁。

隨著戰爭的不斷持續，處於僵持的狀態，而國內財政日漸吃緊，有朝臣考慮國內形勢的嚴峻，建議撤兵。但是多數朝臣提出了反對，不建議撤兵，認為堅持出兵援朝不僅在於保護藩籬，更是彰顯中國的字小之義。而明神宗的反對撤兵的態度也十分清晰，並且下嚴旨：若有違反朕命必盡法處治。

萬曆二十七年閏四月以平倭詔告天下，自此，歷時七年的援朝東征結束。善後留守問題，刑部尚書蕭大亨和兵部等衙門考慮到將士久疲國外，軍心不穩。若仍駐紮朝鮮，會給朝鮮帶來恐慌，同時節省軍餉，建議早撤兵；戶部由於國內財政吃緊，也主張在援朝問題上逐漸減少財政支援。

但許多大臣為終“字小之仁”以及防止日本捲土重來建議留守，如邢玠、萬世德、桂有根、馮琦等。最終，明神宗擔憂日本再次侵襲朝鮮，堅持暫緩撤兵，萬全之後，再行撤退。

可以看出從戰爭開始時，出兵援朝的重要決策者明神宗的態度，再戰時大臣們的決心，到堅持不撤兵以成全字小之義，最後戰後留守幫助朝鮮重建，認為明朝決定出兵援朝絕不是石星一人之功，而是明神宗以及眾大臣面對國內嚴峻局勢的形勢，仍以大義之心，舍小利之慾，為保護藩屬國，在“字小之義”的藩屬關係的內在驅使之下，共同決定出兵援助朝鮮。

究其原因在於中朝兩國的朝貢關係，在明朝皇帝以及朝臣心目中的早已烙印化。從明神宗以及朝臣決定出兵援朝的根本理由以及決心，可以看出明朝士大夫對日本、以及朝鮮兩個國家的關係，表現出了截然不同的態度。

中國面對日本對朝鮮的侵略，果斷地採取了支援朝鮮反擊日本的決策。從前文史料中可以看出，在明神宗以及士大夫眼中，朝鮮與明朝有著非常牢固的宗屬關係。出兵援助朝鮮以及戰後留守，幫助朝鮮重建是出於對朝鮮的“字小”之仁，中國皇帝與朝臣，絲毫沒有佔領朝鮮的念頭。

明朝與朝鮮之所以能建立，並恪守牢固的宗藩關係，明朝為了維護藩屬國不受侵犯而堅決出兵，根本在於兩國在文化上的認同。從明初開始，明朝與朝鮮便確立了明確的宗藩關係，明太祖時期，朝鮮李氏王朝國王李成桂，從開國之初就表現出了對明朝的依附態度，朝鮮所秉持的，以春秋義理為核心的中華正統觀。

面對作為中華正統的明朝，朝鮮有很強的認同感，以小中華自居，大講慕華，恭行事大。同時，朝鮮以朱子學作為立國準則，以儒家思想治理國家，形成了中華觀。因此，朝鮮在文化上對中華文化的皈依和認同，使得一直受到程硃理學灌輸的明朝皇帝，與士大夫眼中的中朝關係自然是非常的親密。

援朝經略宋應昌對朝鮮依附中華文化的讚揚，就表現了萬曆朝臣對朝鮮的文化認同感，因此雙方強烈的文化認同感，牢固的宗藩關係是明朝在援朝東征的內在原因，在嚴峻的國內形勢，與宗主國應保護藩屬國的責任的天平兩端面前，明神宗與朝臣從大義出發傾向了出兵援助朝鮮。

此外，中國以保護藩籬為由援助朝鮮，同時也是考慮到朝鮮緊鄰中國，牢固的宗藩關係使得朝鮮間接地，成為保護中國東北部邊疆的屏障。日本若佔領朝鮮，很有可能會侵擾中國，為了保護中國的邊境，因此決定援朝。

但這一點也能從側面看出中國對日本的態度，是不信任的對立狀態。所以，萬曆時期明神宗及朝臣決定援朝東征，不但是維護明與朝鮮的宗藩關係，踐行“字小之義”，而且是明朝對一直在宗藩體系外的，日本挑戰的一種迴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