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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彩霞專欄」:貝聿銘:我是生在中國的,所以我還是中國人

「來源: |傳記片 ID:shfzjp」

文/潘彩霞

1980年,舊金山機場。值班人員正在檢查旅客行李,驗登機牌,輪到一位先生時,他怎麼也找不到登機牌。

這時,有人對檢查人員說:“你不認識他呀,他就是著名的建築師貝聿銘先生!”

真的是他!頓時,旅客們齊齊鼓掌。兩年前,美國國家美術館東館落成,短短時間,參觀者上百萬。

而設計者,正是美籍華人貝聿銘。入口處的牆壁上,他的名字全被摸黑了——人們說,他是東方人,摸他的名字會帶來好運。

美籍華人建築師貝聿銘

含著金鑰匙出生

貝氏,蘇州名門望族,以醫藥發家,到第十三世孫時,貝哉安和貝潤生兄弟倆,把貝氏家族的事業推上了一個新高度。

貝哉安開創了蘇州商業銀行業,成為金融巨頭;貝潤生則成為顏料大王和地產大亨,他買下了蘇州著名園林——獅子林,作為貝氏家族的後花園。

那是1917年,同年,貝哉安的長孫貝聿銘在廣州出生。“聿銘”,有光明的意思。

貝聿銘的父親叫貝祖詒,在美國讀完大學後,投身北京中國銀行會計部,後來被派往廣州。母親出身書香門第,不僅擅詩書,還是一位笛子演奏高手。

10歲時,貝聿銘被送到上海讀中學。那時的上海,代表時髦、奢華、開明與包容,是僅次於東京的遠東第二大城市。

電影院是貝聿銘消磨時間的主要去處。從好萊塢影片中,他開始瞭解美國文化,學唱英文歌,並能說一口流利的英文。

每年夏天,貝聿銘都會回到蘇州,在獅子林消遣。西裝革履,頭髮油亮、一絲不苟,他在獅子林的留影,正是影視劇中富家小開的形象。

貝聿銘在獅子林

不久,貝聿銘迎來人生第一次劫難,母親因病去世。臨終時,她叮囑貝聿銘:“照顧好弟妹,做他們的好榜樣。”

母親去世後,父親開始狠抓他的學習,並希望他學習金融。貝聿銘卻不願子承父業,“我父親的經驗使我明白,銀行家一直在承受壓力,他並不快樂。”

他的心裡,已經有了選擇——在上海讀書時,聽說正在興建的國際飯店要蓋26層,他每週六都跑去看,親眼看著那幢建築一點一點往上躥,那是他認為最神奇的事情。

多年後,他說:“它帶給我的興奮如同今日的年輕人看待登陸月球一樣。”

1935年8月,18歲的貝聿銘赴美留學,對即將到來的異域生活,他絲毫不擔心:“早在我能說英語之前,我的家庭已經使我能夠打入波士頓的上流社交圈了。”

貝聿銘(左一)與家人

他們想念祖國,有些傷感

美國第一站,貝聿銘選擇了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學院,那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母校。

遺憾的是,那幢大樓里人情冷淡,課程古板,要掌握古典設計的基礎知識,就必須勤奮地複製設計圖。

這把貝聿銘嚇壞了,他覺得自己是個畫渣,於是“落荒而逃”。兩星期後,轉入波士頓的麻省理工學院,改學工程。

因父親是國際銀行家,貝聿銘受到波士頓上層社會的熱情接待。這其中,就包括麻省理工學院院長威廉愛默生。

在貝聿銘畫的圖紙上,愛默生髮現了他的想象力,當貝聿銘坦承,自己缺乏繪畫技術、沒有信心成為建築師時,愛默生鼓勵他:“年輕人,別胡說,我還沒有碰到不會畫畫的中國人!”

聽從愛默生的勸告,貝聿銘重新學習建築。1940年,他以優異成績從麻省理工畢業。不料,抗戰阻斷了回國路,父親建議他,等情況好轉再回來。

為了謀生,他進入一家工程公司工作,那時,他與一位姑娘正在熱戀中。

姑娘名叫盧愛玲,就讀於衛斯理學院。她家境優渥,父親是一位出色的工程師。

貝聿銘與盧愛玲

初識據說很老套,貝聿銘去紐約中央車站接朋友,在金髮碧眼的人群中,一眼看到一位黃面板、黑頭髮的女孩,他忍不住上前搭訕:“要搭順風車嗎?”

“謝謝,我已經買了火車票了。”姑娘矜持地拒絕。

豈料天遂人願,火車因颶風而耽誤,一場緣分就此開始。

1942年,盧愛玲畢業後的第五天,他們舉行了結婚典禮。不久,夫婦倆一同進入哈佛攻讀研究生學位。

1946年,貝聿銘從哈佛畢業。國內,內戰即將爆發,父親又一次來信,勸他繼續等待時機。受導師之邀,他留在哈佛任助教。

在離哈佛不遠的公寓裡,貝聿銘和太太在小花園裡種滿了來自中國的四季豆,朋友們都能覺察到,“他們想念祖國,有些傷感”。

這年,第二個兒子出生,兩個兒子分別取名定中、建中,名字“很中國”。他們沒有刻意教孩子們說中文,“早晚要回中國,他們會學會的”。

不料,這成為孩子們終身的遺憾。

貝聿銘夫婦與孩子們

從聲名鵲起到眾矢之的

1948年,紐約一位知名房地產開發商向貝聿銘伸出橄欖枝。那時,與地產商合作,意味著“不入流”,只是“房屋建築師”,背叛了學術界和職業道德標準。

當貝聿銘決心學習房地產和商業時,哈佛的同事認為他是“職業自殺”。

儘管這樣,貝聿銘還是與地產商合作了12年,他把設計留在了華盛頓、蒙特利爾和費城,在美國建築界嶄露頭角。

然而,“房屋建築師”的標籤,讓他一次次失去那些在藝術上有挑戰的專案,也因此一直被美國建築師協會排除在外。貝聿銘於是決定自立門戶,成立了建築事務所。

因年輕、有潛力,他很快受到關注,七所大學建築學院的院長聯合推薦他接手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的專案。這一專案竣工後,獨特的風格和建築語言為他贏得了聲譽。

1963年,肯尼迪總統遇刺,一個月後,遺孀傑奎琳決定修建肯尼迪圖書館以示紀念,選擇建築師時,貝聿銘入圍候選人。

一起競爭的,除了現代主義建築大師密斯凡德羅,還有另一位響噹噹的人物路易斯康。

與另兩位的漫不經心和不修邊幅相比,貝聿銘就是彬彬有禮的東方貴族,令傑奎琳賞心悅目。

為了迎接她的到來,辦公室粉刷一新,事務所裡飄著悠揚的古典音樂,桌上還特意擺放了美麗的鮮花,以優雅著稱的總統夫人被折服了。

“你和我的丈夫很像。”從貝聿銘身上,傑奎琳看到了亡夫的影子。

傑奎琳與貝聿銘

1964年,像黑馬一樣,貝聿銘的名字登上各大報紙,一夜之間家喻戶曉。儘管那時,他並沒有太多耀眼的作品。

肯尼迪圖書館的效應,讓貝聿銘成為最受歡迎的年輕建築師之一,業務源源不斷。

就在一切都備受鼓舞時,貝聿銘卻遭受了一次重創——由貝聿銘事務所設計的漢考克大廈的立面遭到嚴重破壞,幾十塊雙層落地玻璃脫落,幾百扇窗被打壞。

建築界一片譁然,媒體幸災樂禍。

漢考克事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150人的事務所陷入困境。

從門庭若市到門可羅雀,貝聿銘一下子跌到谷底,他被懷疑有失職嫌疑,“成了建築界不受歡迎的人”。儘管,後來的調查報告表明,問題的癥結在於人造玻璃的缺陷。

幸運的是,銀行家父親的名聲幫助他找到了海外市場,公司得以維持下去。

從新加坡到中東,與王公貴族們打交道時,貝聿銘遊刃有餘,標誌性的笑容背後,是超乎尋常的冷靜。有人評價:“貝可以和他的建築一樣咄咄逼人。”

貝聿銘父親貝祖詒

讓建築自己說話

讓貝聿銘走出困境的,是美國國家美術館專案。美術館由梅隆家族捐獻,乘著私人飛機,他們考察了貝聿銘設計過的專案,最終,對他給予了完全的信任。

1978年6月1日,國家美術館東館開幕,卡特總統前來剪綵,他稱貝聿銘是“不可多得的傑出建築師”。這一專案,奠定了貝聿銘建築大師的地位。

隨著名氣越來越大,貝聿銘的東方背景被人們津津樂道。

美國國家美術館東館

1981年,法國總統決定改造羅浮宮。在前文化部長推薦下,貝聿銘獲得青睞。羅浮宮向來以排斥建築師聞名,何況還是個美籍華人。

當貝聿銘提出他的金字塔設計時,立刻引來一場“金字塔之役”,報紙評論說,“整項計劃荒謬透頂”“毫無疑問會讓巴黎蒙羞”;

民眾說:“金字塔是死亡的象徵,這一設計是對巴黎的侵略,更是對法國國家風格的嚴重威脅。”

一次會議上,委員們瘋狂地批評貝聿銘的設計,侮辱和咒罵讓翻譯聽得渾身發抖,甚至貝聿銘走在街上,都有婦女朝著他的腳吐口水。

“做事情最重要的是維持十足的信心,你必須對自己說,如果我相信某件事是對的,就不必在乎我是誰。”

整整兩年,貝聿銘用中國人特有的隱忍,承受著漫長生涯中最嚴峻的考驗。他在電視裡耐心地解釋:“金字塔不是死亡的象徵,它將是光明的,它將會發光。”

有禮但不妥協,迷人而又堅決,當推土機駛過拿破崙廣場時,最後一個反對的聲音終於沉默下來。

1989年,金字塔落成那天,人們歡呼雀躍,視它為驕傲,上流社會人士排成了長龍,爭著參加揭幕儀式。

站在一群仰慕者中,貝聿銘激動地說:“我等這一刻已經很久了!”

在新建成的金字塔裡,法國總統密特朗授予貝聿銘最高榮譽獎章,自此,金字塔取代了埃菲爾鐵塔,成為巴黎的新地標。

貝聿銘與他設計的玻璃金字塔

黑框圓眼鏡,招牌式的迷人微笑,永遠淡定從容,貝聿銘再次被崇拜,被景仰。

穿越於東西方兩種文化之間,他締造出無數經典作品,日本秀美美術館、香港中銀大廈、中國蘇州博物館……

在美國幾十年,貝聿銘從未放棄中國的傳統,他讀老子,蒐集宜興茶壺,享受中國美食,在任何場合,他最喜歡說的是:“我是生在中國的,所以我還是中國人。”

2019年5月,貝聿銘去世。而他留下的建築,仍在講述著他的傳奇。

貝聿銘

(本文經許可轉自公眾號《潘彩霞》,在此謝謝潘彩霞老師!)

版式編輯 ∣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