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在民國時代，那可以說是文壇巨匠，即使在今天的這個時代，他的文章與地位依然是無人捍動的。

時勢造英雄，時勢造人傑，其實家事兒也常常能催生出傑出的人物，魯迅先生就是如此，如果他的祖父周福清沒有弄得家道衰敗，魯迅先生的成長軌跡就是另外一番樣子。

當年周福清的一個舉動，給家族帶來了巨大災難，魯迅先生曾經在俄文版《阿Q正傳》出版前，寫過一篇序文，中間有這麼一段話：

在我幼小的時候，家裡還有四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但到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

那麼“變故”究竟是什麼呢？疼他愛他的祖父周福清又做了一件什麼重大的事情，最終導致家族敗落的呢？

周福清，想要光大家族

魯迅先生在族譜中的名字叫“周樟壽”，周氏家族是一個移民家族，經過歷代先人的努力，家族曾經積累下鉅額財富。周氏族譜《恆訓》中記載：

予族，至明萬曆時，家已小康，累世耕讀，至乾隆中，合有田萬餘畝，當鋪十餘所，稱大族焉。

嘖嘖，看到了吧，他們家僅僅土地就擁有萬餘畝，再加上十幾家當鋪，“大族”真是恰如其分，毫不誇張。這種財富級別，就是放在現代社會，也絕對是富豪級的。

面對經過一代一代祖先的打拼、積累起來的鉅額財富，凡是有雄心壯志、有抱負的子孫，誰都會想著“守好家業”，然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周福清就是這樣一位有極強進取心的人。他執掌周氏家族時，家族實力仍然是氣勢如虹，在本地的影響力不減當年。

但是這一切，都是緣於土地、當鋪這些財富的支撐，“士農工商”，在那個封建時代，任憑你財富頂上天，你的社會地位依然不是最高的，只有“士”才是社會頭等人。“貧不與富爭，富不與官鬥”，“入仕”，好處多多。

這是根深蒂固的傳統，更是無法改變的民族文化，從漢朝時代，就沒有動搖過，隨著朝代的更替，這種傳統與文化反倒是越來越具有影響力。

而隋代建立的科舉制度，給普天下的讀書人都創造了取功名的機會，

周福清少年時代就埋頭苦讀，發奮圖強，他暗暗發誓，一定要搏取到功名，弄個一官半職的，提升家族的社會地位。

周福清也確實實現了自己的願望，同治十年，周福清考中三甲第15名。過五關斬六將的周福清被皇帝欽點進入翰林院繼續進行深造。

這一年，周福清33歲，前途似乎是一片光明，人生不可限量啊，連他本人都充滿著鬥志與期望。

已入仕，命運出現大轉折

在翰林院深造的周福清，無數個夜晚都在憧憬著“加官進爵”，能“飛快高升”，用一個詞，就是”飛黃騰達“。俗話說，“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這話用在周福清身上再合適不過。由於他的期望太高，3年之後，當他被任命為江西金溪縣知縣時，他的內心非常失落，低到冰點水平。

其實知縣是一方父母官，權勢很大，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完全說了算，離皇帝遙遠，逍遙自在，因此，當時有人說“寧做知縣，不做軍機”。

周福清卻認為自己是高開低走，堂堂高素質人才，只被派個七品官兒，用現代的話，就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

帶著這份深深的失落，他去赴任，自然在任上就沒有那種銳意進取的心思，成天裡牢騷滿腹，人啊，一旦心裡充滿了怨氣，到達一定程度之時，就會像充氣過飽的球，“嘭”一聲炸了，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

當官任職，免不了要和同僚們打交道，迎來送往，即使只是限於工作範圍內，作為知縣，也要不可避免地和大家交流交流。

嘿嘿，可是咱們這位周知縣真是“目空一切”，他的一些上司與同僚並非是科舉出身，有的是擁有軍功，有的仗著祖先的蔭護，才得到了高位。無論如何，這些人都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的，相互尊重應該必不可少，起碼錶面上要過得去，但是周福清心裡十分瞧不起他們，如此一來，不可避免地弄出不少矛盾。

有一次，周福清向江西巡撫李文敏述職，這位上官也入不了周福清的“法眼”，在述職的過程中，因為談及一件政事兒，他越說越激動，越講越生氣，指責了李文敏，還蹦出一句話“皇上算什麼東西！”

“唉喲，我的天哪！”李文敏又氣又怕，急急忙忙把他趕出府門，心想：這廝是個禍水，只會捅婁子，千萬不能靠近，不能留著。

這件事兒，不能怪李文敏“小肚雞腸”，更不是他“小題大做”，“皇上算什麼東西”，這句話擱在現在，那就是嬉笑怒罵而已，風輕雲淡，可是放在那個年代，這句話卻是大逆不道！

被上官記恨著，周福清的官運也就到頭了。

三年一次的官員考核還遠未到期，周福清就被上官以“辦事顢頇”為由參了一本，官職被擼掉，打發他回老家去了。

事發之時，竟沒有一位同僚為他說話開脫“罪名”，可見他是把大家都得罪光了。

既然七品官職丟了，老老實實當個田舍翁多好，畢竟周家也不愁吃喝，還擁有鉅額財富，好好經營，幾輩子也吃不完。

可是這個周福清心氣未減，執著不改，他還是一心一意想做官。做官，對他來說，走科舉這條道是被堵死了，那就去“捐官”。

所謂“捐官”，就是“花錢買官位”，在清朝律法裡，這是允許的，不過一般是七品無實權的官，比如“內閣中書”（在軍機處抄寫文書的七品官兒）。

這樣一個小京官，並不是常常有空缺，而是需要排隊等機會。周福清用了七年的時間，前後變賣無數家產，東一榔頭，西一棒子地“捐”，好不容易再次換來了一身官服。

丟官職，五大家族找上門

付出那麼多財富，才得到這麼一個芝麻粒似的官位，可是這一次，周福清真是想好好幹一番事業，他發誓一定要管住自己的這張嘴。

然而，事與願違，僅僅過了半年，千里之外傳來家書，“母親去世”，周福清不得不放下一切，急匆匆返回家裡，主持喪事兒，接下來，就是要面對漫長的3年守孝期。

周福清非常清楚自己將要面臨的境遇：官職肯定不保！首先那是捐來的官兒，本來就不牢靠，當守孝期滿之後再回去，原來的上司換了，周圍的環境變了，也就甭想再返崗工作了。

回顧這麼多年的努力打拼，周福清不禁悲從中來，他覺得自己的命運不濟，老是走“背運”，有志難舒，有願難展。

更致命的是，經過自己的折騰，家族的田地縮減，財富縮水，家族實力受到重挫。環顧家族的上上下下，他更加憂心如焚，整個家族的老老少少，日漸充溢著一股“奢靡風氣”，他們只想著享受，卻沒有幾個上進的。

周福清本來想讓自己的長子周伯宜來支撐家族，但是周伯宜在考中秀才之後，連續多次參加科舉，均名落孫山，他的身體又出現“多病”的問題。

“家族的出路在哪裡？”周福清陷入痛苦之中，不知道如何扭轉乾坤。

正當周福清彷徨之時，當地頗有名望的“馬、顧、陳、孫、張”五大家族當家人，前來找他，對他極盡恭維，並張羅著請他吃飯。

平時鄉親們對周福清就一直很尊敬，儘管他對自己的“小京官”之位不滿意，但是大家就認為他是“京城的官”，無論官職大小，榮耀在那裡擺著呢，所以十里八鄉的大事小情，鄉親們經常找他來主持裁決。

這一次，五家人來找周福清，他認為大家肯定又是鄉事民情需要解決，他義不容辭，欣然赴宴。

豐盛的菜餚，醇香的美酒，在推杯換盞之中，酒過三巡，菜過五味，五家人說出“請客”的目的。

原來，這一年，朝廷要開“恩科”取士，對廣大學子們來說，這當然是好事兒，只不過應考的學子太多了，江西一地就有15000餘名學子應試，而錄取的名額只有區區100名！比今天的高考錄取率低多了。

“馬、顧、陳、孫、張”五家都有準備應試的學子，但是他們平時的學習成績都不咋地，當家人對此都沒有什麼信心。

他們來找周福清，可不是請教什麼“學習方法”，“應試方法”的，而是另有所圖：他們知道周福清是從北京來的，而主考這次江西省“恩科”鄉試的，就是京官殷如璋，他們肯定有交情，既然有交情就好說，正規的科考無法被錄取，五家願意每戶出二千兩銀洋，想“通關節”進行賄考。

五家人把來意說清之後，周福清先是大吃一驚，什麼？他們想讓自己去找殷如璋，想用“非常手段”去作弊，這還了得，這事兒如果敗露了，自己可就完蛋了，別說以後再進入仕途沒有絲毫希望，就是已經取得的功名，也全都會煙消雲散了。

但是五大家族來找自己，如果自己拒絕他們，駁了他們的面子，今後恐怕不再好同他們打交道，再說，如果這一次“通關節”能夠得手，自己的兒子周伯宜也可以透過這種方法謀個功名啊。

想到這裡，周福清在躊躇許久之後，還是鬆口答應了他們的請求。

細籌劃，陰差陽錯出紕漏

既然決定作弊，銀錢也準備好了，接下來的重點就是“如何接近主考官”。

周福清與眾人商議半天，決定先派人到京城去，仔細地打探殷如璋的啟程日期，只要這個日子打探清楚，後面就好說。

很快京城傳來殷如璋的具體出京時間，周福清又與五家當家人一起籌劃具體細節：按照清朝的法律規定，主考官去地方主持鄉試的，須在五日內到達，殷如璋肯定會走水路，水路走下來，三天就可以到達杭州（本次鄉試地點），到杭州的話，他肯定要在閶門碼頭登岸。

雖然《大清律》規定，主考官不能單獨行動，必須要與副主考一起出行，一路上也要吃住在一起，可是依照慣例，正副主考官一般會分乘兩艘船，這樣一來，就有機會接近殷如璋。

周福清在京城的時候，確實與殷如璋有些交情，周福清認為自己修書一封，直截了當地把話說清楚，事情就能辦成。

這樣的做法未免草率，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周福清竟在信中將目的直白地講出來：

馬、顧、陳、孫、張又小兒，均用宸忠茂育字樣；憑票發洋銀一萬元。

這份催命的書信（塞著一張銀票）寫完後，周福祥再次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沒有親自去，也沒有找一個辦事老練的人去送信，而是把這項艱鉅的任務，交給一個新來的僕人

陶阿順

去辦。

他之所以讓陶阿順去辦這件事兒，唯一的理由就是“此人老實”，其實“老實人”常常會壞事。

話說這個陶阿順按照周福清的安排，在指定的時間，守候在閶門碼頭，又根據事先獲得的訊息，辨出殷如璋的坐船。他找到把守的兵丁，好說歹說，把信遞了進去。

不巧的是，此時船內，主考官殷如璋正在餐後品茗，而副主考

周錫恩

也在這艘船上。信到殷如璋手中，他不動聲色地瞅了一眼，就隨意地放在桌上，沒有拆啟。

副主考周錫恩也是久經官場的老狐狸，此情此景，他心裡跟明鏡似的，這是有人向殷如璋“賄考”呢吧？

嘿嘿，周錫恩故意拖延時間，就是不想讓殷如璋拆信，他東拉西扯，纏著殷如璋從天文地理、歷史政治，又談到鄉土民情，大事件小事情，這一通“胡扯”，眼瞅著日頭偏西了。

殷如璋心裡那個急啊，盼著周錫恩早點離去，可是時間越盼越難熬，這邊殷如璋坐立不安，那邊送信的陶阿順還在船外面等著呢。

這位爺挺辛苦的，從午飯過後一直等到臨近傍晚了，還不見殷如璋出來，也沒有任何守衛的兵丁給他傳出一丁點訊息。

這個老實人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他怕這樣回去，空口無憑，老爺周福清不信任自己：你說把銀票和信送到了，可是你帶回來什麼訊息了？那封信不會被你燒了吧？那銀票不會被你吞了吧？

唉呀，陶阿順越想越害怕，越等越焦慮，急火攻心之下，他失去理智，衝著殷如璋的坐船就扯了一嗓子：

你們這些當官的，胃口可真大，一萬元銀洋，可不是小數目，怎麼你收了連句回話都沒有哇。

我的天，聽到這話，殷如璋渾身汗毛都豎起來了，周錫恩更是聽得清楚。怎麼辦？殷如璋也是高手啊，他馬上把放在桌上的那封信交到周錫恩手中。

請兄臺閱看，此信我可沒有拆啟。

同時，為了將自己趕緊摘乾淨，他馬上命令把守的兵丁將陶阿順抓起來，送交蘇州府，整個過程弄出很大的動靜。

碼頭上那鬧哄哄的，事情很快傳到城內，此時的周福清正在一家客棧裡等訊息，一聽大家說碼頭有兵丁在抓賄選的人，周福清嚇得撒腿就跑。他沒有跑回家，而是遠走上海，想到遠點的地方避避風頭。

找錯人，帶來牢獄之災

那個陶阿順被押至蘇州知府公堂，還未等知府費心思審理呢，他就老老實實地把事情的前因後果交待出來。

蘇州知府聽完供述，只是象徵性地對陶阿順進行了判決，說他是“精神有異”，精神不正常，擾亂公共秩序，判重刑。

周福清卻沒有受到任何處罰，為什麼呢？原來這位蘇州知府也是宦海沉浮十餘年，這種“賄考”、“通關節”的事兒，在這位父母官眼裡，那就不是個事兒，何必費心勞神地抓捕、判決啥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他就沒有打算對周福清實施抓捕。

可是，樹欲靜而風不止。這邊蘇州知府已經準備結案了，那邊在上海的周福清卻根本不知道，他連續幾天都生活在忐忑不安之中，就怕自己真被抓進去。思來想去，他又想到一個自以為聰明的方法：去找

陳秋舫

，這個人是他的遠房親戚，恰好給蘇州知府做師爺。

清代的師爺影響力很大，他們不僅能夠給官員出謀劃策，往往還能左右官員對案件的裁決。

周福清親自提著禮物來找陳秋舫，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全部講出來，並懇請陳秋舫幫他說幾句好話，看看能不能把自己的這件事兒抹掉。

周福清萬萬沒有想到，這個舉動徹底把自己斷送了。當年陳秋舫成婚後，曾經長時間在丈母孃家借住，生活安逸得很，有點樂不思蜀的模樣。作為上進青年的周福清，看不慣陳秋舫的做派，背地裡對人說過這樣的話：

躲在布裙之下，陳秋舫真是沒有出息的東西啊，何時得以出山啊？

話說得十分刻薄，住在哪裡，那是陳秋舫的事兒，人家老丈母孃都沒有說啥呢，你周福清何必多管閒事呢？

陳秋舫聽到傳話後，心裡十分不痛快，從此記恨上週福清，而周福清呢，發洩完胸中的不滿之後，他就把這事兒忘記了。

而陳秋舫一直在尋找機會，想報復周福清，偏偏這個時候，周福清自己送上門來，陳秋舫怎麼能錯過這個機會呢？

他收下禮品，假意答應幫助周福清辦妥這件事兒，暗中卻開始使絆子。

他對蘇州知府說，“此案的案犯系浙江府管轄，理應將案子發回浙江府重審”，隨後他又把一系列利害關係添油加醋講述出來，嚇得蘇州知府出了一身冷汗，連忙把案子發給浙江知府重新審理。

事情發展到這裡，已經沒有什麼迴旋的餘地，此後，周家變賣家產，想打點通融，終究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周福清被關進大牢，判處“斬監候”。“監候”是最令人鬧心的，因為你不知道啥時候上面的死刑命令就下來了。周家上下肯定不願意周福清被處斬，於是就不停地送財物打點，直到8年後，也就是光緒28年，周福清才被放出來。

近十年的牢獄之災，使周福清身體早就垮掉了，當他回到家裡時，又見到破敗衰頹的家業，今昔對比，折騰這麼多年，人生幾個回合下來，周家的光景居然是“老太太過年，一年不如一年”，到頭來，變成了破敗的模樣，他的心情嚴重抑鬱，不過才三年光景，周福清就撒手人寰了。

而周家後人再也無力支撐這個破敗的“大戶門面”，只能變賣剩餘祖產，分開過活，魯迅則跟著母親搬到鄉下農村，借住在外婆家。

“周福清賄考案”，成為周氏家族的命運轉折，周福清是一步錯，步步錯，錯來錯去，斷送了家業，也使十三歲的孫子周樟壽（魯迅先生）很早就看清人間百態，世態炎涼，就如同寫出鉅著《紅樓夢》的曹雪芹，從公子少爺墜落民間，成為平民少年，他們才知道真正的人間是啥模樣。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嗎？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魯迅語）

曾經的豪門大族，走向了沒落，人世間，一代文學巨匠卻橫空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