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星雨

1960年，國家正值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當影院的燈光暗下來，大銀幕上一句句打出時代背景的介紹，攀登者們所揹負的使命不言自明。

影片講述的是1960年至1975年的四次攀登經歷。時間跨度大、事件重複率高、“攀登者”這個稱呼對應群體的個性差異大等等，都削弱了它依照尋常敘述模式拍攝的可行性。而導演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在影片中刻畫了許多飽含張力的細節，不僅加強了影片的連續性，而且豐富了影片的內涵。

在敘事上，以一個物件——攝影機為線索連線全片：開頭方五洲為救曲松林而捨棄攝影機埋下伏筆，登頂成功後因沒有照片受到多重質疑，因而曲松林對攝影機一事耿耿於懷，直至李國樑遇險用生命保護攝影機……導演非常巧妙地運用了這個不起眼的物件，將其嵌入影片發展的各個階段，從而增強了整部片子的連貫性。同時，藉助留下照片對登頂珠峰成功被認可的重要性，賦予了攝影機登山責任、國家使命的重要內涵。

影片中的另一個意象——蓑羽鶴也具有相似的作用。影片開頭處用旁白解釋：每年冬天蓑羽鶴都要進行一次最具挑戰的遷徙——飛越珠穆朗瑪。遇到風暴它們會成千上萬地死去，可它們依然頑強，要飛越這世界上最高的山峰。至結尾登頂成功後又放出蓑羽鶴成群結隊北歸的畫面，這樣的前後呼應彌補了敘述事件繁多帶來的結構上不夠緊密的缺憾，且以不畏艱險的蓑羽鶴象徵百折不撓的攀登者，畫面非常大氣，也富有意味。

從主旋律上來說，《攀登者》表現的是前輩們在惡劣自然環境和國際領土爭議的雙重壓力下為了祖國領土完整排除萬難、執著登頂的不屈信念與愛國熱忱。然而整部片子的內涵顯然不止於此，影片中有許多臺詞都令人動容：例如趙政委那句，不管是我們今天的勝利，還是明天的強大，都不需要所有人的承認。這話不僅適用於當時腹背受敵的國際背景，也適用於國際環境風雲變幻的現在。又如李國樑請命擔任第二個視窗期隊長時說，我們這一代人也應當經歷些風雨和錘鍊，方能更好地接下上一代的重任。這句話背後包含的代代相因的傳承態度，我想，也是導演想要表達給年輕觀眾的……諸多富有深意的句子不僅體現出編劇對於臺詞的雕琢，更彰顯了電影內涵的豐富多元。

同時，影片中有意識地介入親情、友情、愛情等多種情感，將人還原到社會背景下，使那些攀登者們不再是為國而戰的信仰機器，而是一個個有複雜情感的“人”。例如1973年國家再次組建登山隊，方五洲在國家體委的通知“於三月十三日十點前到國家登山隊報到”與徐纓來信“我於三月十三日十一點到，盼見”之間的掙扎，透過這種處於翹首以盼的愛情與國家使命之間的抉擇，配合以演員精湛的藝術技巧，塑造出一個更為真實、更具感染力的鮮活人物：他有七情六慾，他渴望愛情，這樣的決定他會痛苦，但為了國家使命，他不會後悔。這樣的細節刻畫與表現也更加凸顯了國家使命的崇高意義。

因而竊以為《攀登者》作為一部新題材電影，是一次有意義的嘗試，它透過細節的張力實現了主題的延伸。

原載2019年10月13日《寧波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