剽竊研究思路是不是學術不端？

付向東教授與楊輝研究員的成果之爭還在調查中，真相如何，我們將靜待有關部門的調查結論。這裡，筆者想就此引申，說一說一個具有共性的問題：剽竊研究思路是不是學術不端？

很多人在這個問題上或許會有點迷惑。這一方面是因為實驗科學的特性。實驗科學的研究者很喜歡說一句話：“Idea is cheap， show me the data”（想法不值錢，資料才值錢）。平心而論，這話不是完全沒有道理。面對一個未知難題，誰都能想出不知道多少個天馬行空的解釋，真正難的是設計嚴格的實驗去驗證或者推翻這些想法。既然如此，我聽一個學術報告，收穫一個研究思路，然後趕緊動手驗證，這不是挺好的嗎？難道一個人提出一個思路，別人就永遠不能碰了嗎？

其實，科學史上這樣的公案還挺多。在生命科學領域，最著名的案例大概就是DNA雙螺旋的發現之爭。這一爭議學術界今天基本有了共識：女科學家羅莎琳·富蘭克林首先透過X射線衍射的方法研究了DNA分子的結構，而她的研究資料在自己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分享給了兩位競爭對手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沃森和克里克正是根據這些資料，很快提出了著名的DNA雙螺旋模型，並因此獲得諾貝爾獎。

另一方面，從法律規則上說，一個單純的想法，如果沒有正式申請專利或者變成具體的產品，或者是沒有留下明確的文字記錄，比如正式發表的論文，是很難被有效保護的。畢竟，想法本身看不見摸不著，要是不需要客觀證據，那誰都可以說自己曾經某年某月想過一個什麼東西，然後藉此要求利益，這豈不亂套了嗎？

於是有人就提出，既然研究發現基本一致，具體是誰提出的想法、有沒有剽竊研究思路，這事兒有那麼重要嗎？再進一步說，讓不同實驗室圍繞一個研究思路開展競爭，看看鹿死誰手，豈不是還能促進競爭、提高效率嗎？

筆者認為，這麼想就大錯特錯了。剽竊研究思路對科學探索的破壞力，一點也不遜於造假。

在人類諸多事業當中，科學探索是一種極端依賴交流、合作和分享的事業。在科學史上，除了極少數天才能夠完全獨立地做出一番成就，絕大多數時候，新的科學進展都離不開科學家之間密切地互動。很多時候，一個科學家的工作會建立在同行已經完成的工作的基礎上，也會成為其他同行繼續工作的基礎；很多時候，一個科學家的工作要持續接受同行的建議和評價，幫助他持續修正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向；而在更多時候，科學家們在咖啡廳、酒吧甚至是海灘上的閒聊，會直接催生很多新鮮的甚至是革命性的研究思路。比如，生命科學領域最重要的技術發明之一——重組DNA技術，是兩位美國科學家赫伯特·博爾和斯坦利·科恩在1972年夏威夷的一次學術會議中，邊啃三明治邊構思出來的。對研究思路、對研究想法的剽竊，是對這種交流、合作和分享的重大打擊。

不再分享未發表成果會影響科學發展嗎？

●放棄高效率的非正式互動，將會對科學探索的效率帶來破壞性的打擊。

想要說清楚這背後的道理，我們先要看看，科學家們之間到底是怎麼保持密切互動，彼此分享、交流和合作的。

在古代，交通和通訊不便，科學家主要依靠信件傳遞資訊。比如，達爾文就是收到了阿爾弗萊德·華萊士從遙遠的馬來群島寄來的信件，才知道這位年輕同行居然和自己一樣，獨立提出了物種進化的理論。這才把在櫃子裡鎖了十幾年的書稿拿了出來，和華萊士的論文一同發表。到了今天這個時代，科學界通行的交流媒介，就是學術論文。論文中記錄的研究思路、實驗資料、分析方法，都會成為人類科學探索事業的共同基礎。

但是學術論文這種方式太嚴肅、太正式，效率也太低了。從一個模糊的研究思路到具體的實驗資料，從初步的實驗資料到一個完整的研究專案，從一個研究專案到一篇深思熟慮的論文，整個過程動輒需要好幾年。換句話說，要是僅僅依靠論文作為交流媒介，科學家獲得一輪反饋的週期就得好幾年。這個節奏，未免也太讓人著急了。那怎麼辦呢？一個思路是改革科學出版行業，加快科研成果的發表速度。另一個辦法，就是各種非正式的交流活動。比如，很多學術會議會鼓勵科學家們分享尚未發表的研究成果；科學家們會經常訪問不同的研究機構，並且在小規模的學術講座上分享成果；再比如，科學家們經常會在學術會議期間一起喝喝酒、釣釣魚，同時討論研究思路……現在國內大大小小的微信群都是科學家們非正式討論的好工具。相比論文而言，這樣交流的效率就大大提升了。

但是，效率提高了，麻煩也來了——科學家的研究思路很容易被別人拿走、佔用、借鑑，甚至是剽竊。前文說過，實驗科學普遍有一種輕視想法、重視資料的傾向。一個非正式場合裡丟擲的想法又不太可能受到嚴格的保護，甚至就算被人剽竊，也很難找到實錘證據去指控。而反過來看，有價值的研究思路收益非常誘人。畢竟在探索未知世界的時候，充滿了失敗和意外，哪怕有人說一句“此路不通”都價值千金。以付楊之爭來說，甚至不需要大量具體的資料，一句簡單的“操縱PTBP1基因能夠治療帕金森氏症”，背後可能就是先行者好多年的辛苦測試，而後來者根據這句話也許就可以在短時間內重現類似的實驗發現。

約束薄弱，而誘惑驚人，這種事情當然就會有人做。實際上在生命科學領域，類似的事情屢見不鮮。經常有人提到，自己的研究思路寫在論文裡，被負責審稿的同行悄悄拿去；自己的研究計劃寫在經費申請裡，被負責評審經費的同行剽竊等等。在絕大多數時候，類似的指控基本不太可能找到證據，當事人也只好吐槽幾句完事。

類似行為很難避免，也很難處理，但其破壞力是很大的。道理很簡單：如果這樣的行為越來越頻繁，甚至是受到了某種程度地默許和鼓勵，那科學家們就越來越不敢在非正式場合分享自己的研究思路和研究進展了。在世界各地，我都看到了這樣的現象。即便在各種非正式場合，科學家們仍然會小心謹慎地幾乎只討論和分享已經發表或者即將發表的研究。這種變化是讓人不安的。這將導致科學家們實際上是主動或者被動地放棄高效率的非正式互動，將學術交流限制在正式學術論文發表這一種方式之下。這種變化將會對科學探索的效率帶來破壞性地打擊。就像我們無法想象扔掉手機，使用電報互問平安一樣，我們也無法接受一個科學家彼此緘口不言，把所有的想法和發現都藏到論文發表那一刻的世界。這就是為什麼我說剽竊想法和學術造假一樣，都是不可接受的行為。

看不見摸不著的研究思路該如何保護？

●科學探索本來就是一個建立在榮譽之上的系統。能夠保護想法和思路的，不是具體的規章制度，而是科學家天然帶有的榮譽感。

怎麼能防止剽竊思路呢？很難。想法看不見摸不著，很難憑制度設計來約束和阻止剽竊想法。但我要說的是，科學探索本來就是一個建立在榮譽之上的系統。能夠保護想法的，不是具體的規章制度，而是科學家天然帶有的榮譽感。

歸根結底，成為科學家，探索宇宙裡的未知問題，為人類拓展認知邊界，是一項相當寂寞的工作。只有那些出於純粹的好奇心，孜孜不倦地探索，成敗利鈍在所不惜的人，才會從中獲得樂趣。儘管科學家們也會因為這些工作收穫各種現實好處，比如頭銜、獎勵、歷史地位，但是鑑於科學探索的高度不確定性和大量的失敗，如果以收穫這些現實好處為目標，一個科學家大機率會過得非常沮喪。

現代社會，科學已經高度職業化，可以作為養家餬口的手段。但我想，榮譽感仍然是這個特殊職業的根基和命脈。作為科學家，我們堅持做真實和正確的研究，我們也首先相信同行的研究也同樣真實和正確。如果失去了這種榮譽感地加持，如果我們看到同行的研究首先要完全重複一遍才知道真假，那科學探索的效率得低到什麼程度！然而遺憾的是，不得不說，如今這種榮譽感在世界各國都有消退的跡象。

筆者認為，當下的中國科技界可能特別需要強調這種榮譽感。要知道，中國的科學研究正在快速崛起，努力實現從追趕到領先的轉變。在可見的未來，中國科學家要承擔起引領世界科學發展方向的責任。在追趕世界先進科學的時代，也許我們可以鼓勵拼搏、競爭、狼性的科研文化。但是，在引領世界科學創新的時代，在未知世界中摸索的先行者尤其需要保護。如果這部分先行者的科研想法很容易被拿走和佔領，我們又依靠誰去完成從0到1的原始創新呢？

總而言之，對於中國科學的發展而言，一次爭端中的誰勝誰負其實沒有那麼要緊。但是為了科學探索事業本身，我們需要科學家群體內部持續的交流、合作和分享，而這依賴於科學家之間高效率的非正式學術互動。這種非正式的互動不太可能被什麼具體制度所保護，只能建立在科學家榮譽感的基礎上。而如何建立和維護這種榮譽感，是中國科學界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說到底，想要創造中國科學的輝煌，我們至少需要保證，造假者不能堂而皇之地繼續享受造假的紅利，剽竊研究思路的人不能堂而皇之地繼續享受剽竊來的名聲。

（作者：王立銘，系浙江大學生命科學研究院教授。文章首發於微信公眾號“知識分子”，編輯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