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時代發展和科學進步，人們無論是物質文明還是精神文明都有長足進步，人的壽命也大大延長。年紀增長，身體會逐漸衰弱，更別說還有很多年輕人提前患上老年病。因此，醫生這一群體在社會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高。
但是在中國古代，醫人、醫術的一直備受貶低，從醫人數十分有限。自宋代開始，政府大力支援醫療事業，且印刷術的發展讓更多人能夠擁有閱讀醫書的機會，士人階層逐漸開始重視醫學。到了元朝，士人可以憑醫入仕。明朝時，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人們不僅可以以醫入仕，還有很多官員也利用自身條件積極研習醫術。
先代遺風，醫學成為明朝儒士必學之藝
明代士人研習醫學之風十分盛行，出現官員兼習醫術的情形。前有李時珍、孫一奎棄儒從醫；後有張景嶽、王綸官醫兼併。在明朝，這些先官後醫、醫官兼併的官員並非個例，很多士人身為官員階層，雖不以行醫為業，卻兼具醫術，既能醫己，也能治人。這種現象的產生背後有著深深的社會根源。
首先，明代儒士與前代一脈相承，早已將研習醫術視為自然，將之視為職業選擇的其中一項。在宋朝時，政府建立醫學，以政府法令的形式促進醫學的發展，文人衝破固有思想的藩籬，一改往日對醫學的鄙夷態度，大量的文人士大夫投身於岐黃之術的研習之中，併成為風尚。謝觀曾說：“自宋以後，醫乃一變為士大夫之業，非儒醫不足見重於世。”儒醫階層就此出現。
醫學的價值被肯定，明代計程車大夫和醫者紛紛發聲為醫道正名。劉伯溫就著有《經效醫方》等書，認為醫術是百姓立身立命的根本之一。大學士宋濂也對醫學持肯定態度，說醫者對廣大人民的生命負責，是非常重要的職業。兵部侍郎金正希則認為，“如欲學醫，必好學”，他肯定醫學的價值，在他看來這是博大精深的學問，非一般人能輕易掌握，若想通歧黃之術，必須下苦功夫才能有所得。
就官員自身而言者，他們大都通過了科舉試煉，其善通文字的學習能力自不必說，非常善於研究醫書。而醫學理論的掌握能更好的用於指導臨床實踐，對醫術的提高大有裨益，兩者相輔相成，成就了儒醫的名聲。士人業儒寒窗十數年，這種堅韌的精神本就十分難得，因此，醫術並非人人都能研習，儒士自身具有的文化素養是習醫的條件之一。
除此之外，印刷術的盛行對醫學的傳播起到了極其巨大的推動作用。古方琳琅滿目，醫學書籍種類繁多。張仲景《傷寒論》、劉純《醫經小學》、汪機《醫讀》、李中梓《醫宗必讀》等醫書，都被大量印刷出來，使得市面上關於醫學的書籍廣泛流行。況且，官僚階層有穩定的經濟收入，足以支撐個人的興趣追求，例如購買書籍、藏書、刊刻等行為，從而為其習得醫術提供便捷的途徑和來源。如官員高濂不僅是養生大家，他本身就是著名的藏書家，家中藏有大量的醫書古籍。
最後，醫生資源的匱乏也是明代官員習醫成風的重要原因。明太祖朱元璋在行軍打仗的過程中就十分重視醫政建設，明朝建立以後更是在中央和地方都設立了醫療系統。但是有醫院卻沒有足夠的醫生，明代沒有正規的醫學學校，也就不存在批准醫者行醫的稽核制度，自然也就不存在持證上崗之說，很多醫者都是濫竽充數的庸醫，導致了不少事故。正是這樣，反而更促使明代的儒士們關注並積極投身醫療行業。
以醫之名，懸壺濟世，明代官員醫術高超
很多人可能會認為，只有專職的醫生才會具有高超的醫術，但其實不然。明代是我國中醫藥發展的重要階段，很多醫學典籍晦澀難懂，明代的知識分子卻以此為趣，細心鑽研，以求透析醫理。有了足夠的醫學理論知識，才能更好的指導實踐、治癒疾病。秦昌遇在路上碰到一個正值壯年的男子，便斷言說他明年必死，果不其然，男子患病去世。工部侍郎張頤被人延請家中看病，其他醫生都說能治，只有張頤說治不了，直接離開了。還沒走出多遠，患者就暴斃而亡。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官員對於病理醫理十分了解，只通過望、聞，便能判斷病人是否病入膏肓。
明代官員不僅擅長看病，還很善於養生之道。在疾病顯現之前，調養生息防治疾病，叫做“治未病”，也就是透過養生來保持身體健康，杜絕疾病，防止一些急性病一出現就要了人的性命。明代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對養生之理趨之若鶩，明代的官員在學醫之時自然也會著重關注這一塊的內容。仁宗還是太子的時候，就經常向御醫詢問“攝生之要”，御醫回答說：“攝生之要，在養正氣。”所以，養生的途徑不僅僅在於醫藥，平時的起居、飲食才是養生的關鍵。
孔子創立儒家思想，其中的核心內容便是“仁”。對於“仁”的解釋，孔子說是“愛人”。其深意在於人們要保持慈愛、關懷之心。醫者慈心，明朝儒士既然有一身醫術，便從不吝惜於治病救人。明人羅本通邊說“儒與醫同仁而異用”，他精於醫術，治病多效，在國家出現危難時，他積極投身救治隊伍，施粥送藥，救活了無數百姓，且不計報酬，在災情過去之後，巡撫要嘉獎他，他也力辭不受。除他之外，還有一個叫做徐文龍的舉人，擔任杭州府同知一職時，他設立施藥局供貧苦之人取藥治病，惠世濟人。
此外，明朝官員習醫還可以更好的奉養父母，讓父母在年老之後能夠得到最好的照料。孝悌之心本就是儒家的核心要義之一，因此父母親屬身患疾病，怎麼能不讓人焦急？為親屬醫病，盡孝床前，解親病苦，是促使子女習醫的一大原因。在明代士人眼裡，父母親屬的身體狀況不能隨便委託他人，若父母有疾，應該躬親調治。所以掌握醫術是很有必要的事，作為官員更要以身示範。王肯堂便是明代因為母侍疾而攻習醫典的典型表率。在王肯堂為官之前，他的母親因患病生命垂危，請遍當地名醫，但對於母親的病情，每個醫者的說法都不盡相同。王肯堂深感當地醫生醫術低劣，便立志自己研學醫術，醫術很快精進。
只要功夫深，官員無論文武，皆善醫術
明代研習醫術的官員階層大部分是文官，因為明代士人從小學習的知識內容，既包括琴棋書畫，也包括射御書術和醫學、地理等，可見當時醫學已經成為社會上一門很受歡迎的學問，是儒士涉獵的內容之一，亦是職業選項之一。明代文人知識分子在研習科考內容之外，自主習醫是普遍存在的狀態。比如萬曆年間的舉人錢升，不僅學問廣博，還著有《藥鋪種花錄》。
在眾多兼具醫技的官員中，除卻文官，其中也有武將官員的存在。前文提及的人大多數是來自文官系統，殊不知善於書本的武將亦是其中翹楚。醫者李成章， “官六安衛千戶，善針灸”，亦長於騎射，治病尤效，兩京號稱“神針李”。萬表，庚辰年得中武舉，後官至南京中軍都督僉事，性喜讀書，其人“生平喜佛好施，尤好以醫藥救人” 著有《萬氏濟世良方》一書。其孫萬邦孚，字汝永，寧波人，少時為諸生，後又擔任衛指揮僉事，福建總兵等職，文武皆能，同樣是位官醫兼任者，後因疾病歸家，晚年則醉心醫學，並將其祖父的《萬氏濟世良方》重新整理、增補編輯，即後來的《萬氏家鈔方》。但武職能醫者相較於文職官員數量還是有限，較少具有儒學背景，具有較強文字能力的人相對較少。
官員會醫，意味著他們學習能力強，因此很多官員都是博學多能者，醫術只是他們兼具的其中一項技能。明朝的不少官員除了是能治病救人的醫學家，還因為其他的興趣愛好被冠以更多的頭銜。比如前文提到的官員高濂，他不僅是個養生大家，還精通音律，是明代著名的戲曲大家，有《玉簪記》《節孝記》等作品，《玉簪記》更是被譽為中國十大古典戲劇之一。擁有這樣德才雙絕的官員，對於明朝來說實在是一大幸事。
結語
官員是實現業儒士子入朝為官這至高人生理想的成功實踐者，即具有高素質文化的社會精英階層，他們加入醫療隊伍的研究之中，無形中提升了儒醫的社會地位。這類人群傾注心力研究醫學，更為注重針對醫學理論的昇華和提煉，使得明代醫學更為專業化、系統化、完整化、理論化。
這樣具有高素質的官僚階層加入醫療行業，大大提升明代醫人隊伍的知識構造，並且客觀上促進了明代中醫藥學的傳承與發展。
參考文獻：
《明史》
《醫學正傳》
《本草綱目》
《明太祖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