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年間，中國東南沿海最大的“假倭”勢力要算王直集團了。抗倭名臣胡宗憲說：“海上賊惟直機警難制，其餘皆鼠鼠輩，毋足慮。”
王直，按其母親的姓氏也稱汪直，是徽州府歙縣（今安徽省黃山市歙縣）人。
自明朝初年以來，明朝政府就實行“海禁”政策，禁止民間的海外貿易，一些中外不法商人，為了獲取暴利，不惜一切代價大肆走私，形成若干走私集團。王直為了擴大自己的生意規模，便加入了以許棟為首的海上走私集團，這個走私集團與倭寇、荷蘭走私集團相勾結，活躍於海上，王直“素有沉機勇略，人多服之”，逐漸成為其中的主要頭目之一。海上走私屬於嚴重違法行為，必然會受到官軍的打擊。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許棟走私集團被朱紈、盧鏜剿滅後，王直收拾殘部，另豎旗幟，組成了新的海盜走私集團，自己成為首領。為了抵抗官兵的圍剿，他糾集、吞併了包括倭寇、海盜、不法商人在內的各色人等，力量不斷壯大，成為當時首屈一指的走私集團首領。當時，廣東海域有一海寇名陳思盼，盤踞橫港，自成一支，與王直不相往來。王直便邀海盜柴德美髮家丁數百人剿滅陳思盼，又通報寧波府海道差官兵遙援。就在陳思盼生辰之時，王直出兵殺陳思盼，盡奪其財，俘獲陳思盼的侄子陳四，送官獻捷，以要重賞，且要求通市。在嚴厲的“海禁”政策下，將吏只饋贈他百石米，並未答應他的其他要求。王直憤憤不平，遂盤踞烈嶼，其黨羽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等，分領一支，四散劫掠，番船出入關無盤阻，而興販之徒紛錯於蘇杭，公然無忌。衛所官兵不僅不敢阻攔，而且有些官吏還獻紅袍玉帶以媚王直。比如把總張四維，因與柴德美相交甚厚，經常與王直往來，拜伏叩頭，甘為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挾上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法禁之壞，至此極矣。而王直自稱“淨海王”，據定海操江亭，緋袍玉帶，金頂五簷黃傘。頭目人等俱大帽袍帶，銀頂青傘，侍衛五十人，俱金甲銀盔，出鞘明刀。儼然如小朝廷。王直手下籠絡了若干海盜，其中有名的頭目有兩人，他們是徐海和陳東。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僧人，號明山和尚。此人狡詐，偽稱卜事甚中，稱天差平海大將軍。陳東是薩摩島主弟弟的書記。後來這兩個人由於各種原因與王直反目，另立門戶，各拉起一支“假倭”隊伍，相互勾結，形成了強大的倭寇勢力。他們對東南沿海的危害，不亞於王直，他們不僅燒殺搶掠，而且還要奪取浙江首府杭州城。江浙一帶歷來是我國富庶地區，也是向朝廷納稅的大省區，王直等倭寇的為害，雖然暫時不構成對朝廷統治的威脅，但對朝廷經濟的打擊是巨大的。
嘉靖三十年（1551年），王直令倭寇突入定海關，移泊金塘的烈港。參將俞大猷率水軍數千人圍之，王直突圍而逃，此後對朝廷怨恨更深。等官軍撤去，王直重歸烈港，在那裡建造巨船聯舫，方一百二十步，可容納二千人，其上建有樓櫓，柵木為城，開有四門，可馳馬往來。王直素常“據居薩摩洲之松浦津，僭號曰‘京’，自稱曰‘徽王’。部署官屬，鹹有名號，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每到侵擾沿海之時，即派遣倭寇出動。王直“僣竊叛逆，腰斬指揮，殺府知事，殺百戶，焚燒房屋，擄掠婦女財物，數月以來，沿海軍民被殺數萬，罪惡滔天，在所不赦”；“濱海郡縣延袤數千裡，鹹遭荼毒。而福清、黃岩、昌國、臨山、崇德、桐鄉諸城，皆為攻墮，焚燔廬舍，擄掠女子、財帛以鉅萬計。吏民死鋒鏑、填溝壑者，亦且數十萬計，比年如是，官軍莫敢嬰其鋒”。綜其種種行徑，明朝政府的三司對王直有這樣的評價：王直始以射利之心，違明禁而下海，繼忘中華之義，入番國以為奸。勾引倭夷，比年攻劫，海宇震動，東南繹騷。
王直的海上活動符合日本貴族的利益，因此受到一些日本大名（日本古時封建制度對領主的稱呼）的歡迎和支援。大名松浦隆信專門把自己治下的平戶島，作為王直海盜集團的根據地。平戶島位於日本九州島的西部，屬於現在的長崎。這樣，王直集團就和日本貴族、“真倭”密切交織在一起，成為東亞最強大的海上勢力，最盛時號稱有十萬之眾。在人們眼裡，王直與“真倭”沒有什麼兩樣。嘉靖三十一年，王直率領“真倭”和“假倭”共一萬餘人，乘坐大小船隻一千多艘，在舟山群島登陸，之後他們在臺州、溫州、寧海、紹興等地攻城略地，大肆屠殺官民，使這一帶變成人間地獄。王直先遣倭寇進襲溫州，破台州黃岩縣，繼而進攻海鹽，長驅至嘉興城外。官兵出城抵禦，戰於孟家堰，戰死者三千餘人。指揮李元律、千戶薛綱等均戰死。別路倭寇趁機犯海寧，僧兵出戰皆敗。土兵與倭寇戰於松陽，因不習水戰，墜河溺死者無算。官軍無計可施，王直便率軍攻破乍浦城，於是澉浦、金山、松江、上海、嘉定、青村、南匯、太倉、崑山、崇明各處及蘇州府，皆僅保孤城，城外悉遭焚劫。這次劫掠，倭寇或聚或散，往來靡定，如入無人之境，遍於川陸。凡東南沿海所經村落市井，昔稱人物阜繁，積聚殷富之地，現都“半為丘墟，暴骨如莽”直到此時，朝廷感到了事情的嚴重性，立即進行抗倭部署，於七月派出都御使王忬巡視浙江，兼轄福建濱海諸府。王忬到浙江後，重用左參將都指揮僉事俞大猷、湯克寬，並請準朝廷釋放因朱紈而下獄的指揮使盧鏜。同時在溫臺屬縣招募壯丁，補充各鎮堡兵力。俞大猷是福建晉江人，曾為汀漳守備，擢都指揮僉事。朱紈巡撫福建時，升俞大猷為備倭都指揮，後轉任廣東崖州參將。
嘉靖三十一年十月，朝廷鑑於倭寇猖獗，調俞大猷為寧、臺參將，歸王忬指揮。俞大猷在抗倭前線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王忬一上任，他就給王忬提出了建設性意見。他認為，“善御海寇者，船隻器械無一不備，兵長兵夫皆素練習，勝算定於未戰之先，使聞風而自不敢至耳。是何也？蓋海上之戰無他術，大船勝小船，大銃勝小銃，多船勝寡船，多銃勝寡銃而已”，建議王忬徵調福建福清建造的大船、龍溪建造的中小哨船，再從龍溪縣的月港、嵩嶼、長嶼、林尾、沙坂等澳（海邊彎曲可以停船的地方）招募兵夫，補充水軍。這些建議都被王忬採納，在後續御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嘉靖三十二年三月，倭寇大舉侵擾中國沿海，“假倭”打著倭寇的旗號，到處劫掠財物，屠殺平民。 沿海一帶的“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為倭奸細，為之嚮導”，溫州、台州、寧海、紹興、上海、川沙、嘉定、太倉、江陰等地受害嚴重，官軍雖然斬獲倭寇不少，但自身損失也很大。 嘉靖三十三年，倭寇再犯江蘇、浙江沿海，王忬已無御倭的有效措施，嘉靖皇帝接受了給事中王國禎、賀涇和御史溫景葵的建議，採取了三項重大措施以扭轉局勢： 第一，以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代替王忬出任浙江巡撫，任命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為都察院右副都御使，總督南直隸、浙江、山東、兩廣、福建等地軍務； 第二，同意調動浙江以外的“客兵”開赴浙閩沿海，加強抗倭力量； 第三，頒佈立功賞格，激勵將士奮勇殺敵。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四月，“假倭”徐海、葉麻等探知駐防嘉杭的官軍調往松江，嘉杭兵力空虛，便聚集寇眾數千人，傾巢出動，水陸並進，在嘉興府一帶大肆燒殺，他們把斬殺的屍首掛上城頭示威，聲言要先攻嘉興，再攻杭州。當時浙江巡撫李天寵留守杭州，沒有兵力可以調動，軍民均心生恐懼。浙江巡按御使胡宗憲恰巡臺、溫之間，說：“兵法攻謀為上，角力為下。”意思是說以謀略取勝為上策，以軍事對抗為下策。胡宗憲不主張一味地採用強攻，而是主張儘可能地用計謀取勝，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手裡無兵無將如何攻謀呢？胡宗憲是南直隸徽州府績溪（今安徽省績溪縣）人，曾經做過縣令，是個文官，但他善於運用兵法。在無兵可恃的情況下，胡宗憲竟然導演了一出運用計謀消滅海盜的好戲。胡宗憲吩咐手下，準備了一百多壇酒和五十包大米，他把大米全部拆包，在米中拌上毒藥，再按原樣封裝，然後把酒和米全部搬上兩艘小船，挑選幾名有勇有謀計程車兵帶上冠服、文牒，作出要犒賞部隊的樣子，將船劃到海上。葉麻的人很快發現了這兩艘小船，見船上裝載著犒賞官兵的物資，押運的人也不多，便率領船隊前往搶掠。葉麻派出的船隻到來時，兩艘小船上計程車兵假裝寡不敵眾，跳海浮水逃跑，葉麻的人便順利搶走了兩艘小船。回到營寨後，葉麻手下的頭目將酒和米分發眾人，他們興高采烈地開啟酒罈暢飲，個個喝得酩酊大醉，隨後，他們又將米下鍋做飯。當他們吃完飯時，均口鼻流血，有七八百人暴斃身亡。從此以後，徐海給部下下令，不準隨便吃老百姓的東西，以免中毒。可是不久雨季就來臨了，他們得不到食物，又困又餓，人員死者日益增多，又擔心官兵圍剿，不得不離開海岸，撤到海上。
嘉靖三十四年三月，兩廣土司兵到齊，趙文華催促張經出戰，張經堅持等湖廣永順、保靖的土司兵到後再全力進攻。趙文華見張經不聽招呼，加上平日裡張經牴觸嚴黨，便趁機陷害，秘密上章奏劾張經“糜餉殃民，畏賊失機”。 四月，湖廣兵抵達，張經部署攻剿倭寇事宜。 五月，柘林的倭寇突然出動，進犯嘉興，張經感到剿滅倭寇的時機已到，便派遣參將盧鏜統率水陸官軍以及廣西、湖廣的土司兵，出擊倭寇。 剿倭戰鬥迅即打響，保靖兵在石塘灣打敗倭寇，倭寇北竄平望，副總兵俞大猷聯合永順兵又將倭寇擊敗。 倭寇見勢不妙，向嘉興北部的王江涇逃竄。 官軍乘勢發動總攻，永順兵攻其前，保靖兵躡其後，參將湯克寬率領水軍由中路截擊。 倭寇在三路官軍攻擊下大敗，遭斬殺者一千九百多人，被焚溺而死的不計其數，殘倭三百餘人狼狽逃回柘林。 王江涇之戰是嘉靖御倭以來官軍取得的第一次大勝利，史稱“王江涇大捷”。 這次戰鬥得益於張經指揮部署得力，也得益於官軍與“客兵”的密切配合。 此後，殘餘倭寇又在蘇州的陸涇壩遭到蘇松兵備任環、總兵俞大猷的沉重打擊，遭斬三百八十餘級，被焚船隻三十餘艘，氣勢大損。 正當御倭戰鬥連嘗勝績之時，嘉靖皇帝卻作出了令人震驚的決定： 頒詔錦衣衛遣官校逮捕張經、李天寵、湯克寬。 原來，嘉靖皇帝接到趙文華的奏疏後，相信趙文華的讒言，決定懲治張經、李天寵和湯克寬。 可是，王江涇大捷的訊息也很快上報朝廷，嘉靖皇帝產生懷疑，便詢問嚴嵩，嚴嵩竟將王江涇大捷歸功於趙文華和胡宗憲，致使嘉靖皇帝作出了處斬張經和李天寵的決定。 這年十月，朝廷將張經和李天寵連帶敢於為他們直言的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以“縱寇”之罪斬於京西。 嘉靖皇帝忠奸不辨，功罪顛倒，同時斬殺三位忠良，“京師震駭”，“天下冤之”。 官兵的軍心士氣受到極大打擊。
嘉靖三十四年四月，胡宗憲曾向皇帝建議，王直是自己的安徽同鄉，自己比較瞭解對方的情況，不必用武力剿滅，用招撫之計就可蕩平這股勢力，“疏請以移諭日本，禁戢部夷為名，其實注意伺察直也”，皇帝同意了胡宗憲的建議。在這之前，朝廷為牽制王直，曾將王直的母親和妻子關進金華監獄，這次胡宗憲把她們放出來，接到杭州，給以豐厚的待遇，以此來感化王直。與此同時，胡宗憲“以海寇居島，出沒無常，莫得虛實。有生員蔣洲者，犯法拘獄，釋而遣之。又以陳可願、蔡時宜、潘一儒等為輔行”。臨行前，胡宗憲對蔣洲言道：“汪（王）直越在海外，難與角勝於舟楫之間，要須誘而出之，使虎失負隅之勢，乃可成擒耳。”又說：“汪（王）直南面稱孤，身不履戰陣，而時遣偏裨雜種侵軼我邊圉，是直常操其逸，而以勞疲中國也。要須宣佈皇靈，以攜其黨，使窮髮皆知向化，則直之勢自不能容，然後道之滅賊立功，以保親屬。此上策也。”
嘉靖三十四年十月，蔣洲、陳可願等以正使身份赴日，向日本政府宣讀中國皇帝諭旨，並面見王直。十一月，蔣洲和陳可願到達日本，向王直說明來意，說：“總督公總領官軍十萬，益以鎮溪麻寮大剌土兵數萬，艨艟雲屯，戈矛雨注，水陸戒嚴，號令齊一，而欲以區區小島與之抗衡，是何異於騁螳臂以當車轍也。”蔣洲還將王直母親、妻子的近況作了介紹，勸說其歸降，並告知他，一旦歸降，不僅過去犯下的罪行一筆勾銷，而且還可授以官爵，一家人團聚。王直此時日子並不好過，一方面，率領倭寇連年對中國沿海的侵擾遭到打擊，“真倭”傷亡慘重，有些日本海島，全島竟無一人歸還，當地日本人都埋怨王直；另一方面，接連受到明軍的打擊，搶劫的財物不夠所需，內部因分配財物不均產生了很多矛盾。這種情況讓王直非常焦心，於是蔣洲的說辭讓王直動了心，他表示願意歸順，同意先派自己的養子毛海峰跟隨副使陳可願回中國面見胡宗憲，協議條件，自己則等正使蔣洲宣諭完畢回國時，一同到中國歸順。這年年底，毛海峰帶領船隻回國停泊在舟山列港，胡宗憲奏請皇帝同意，贈給毛海峰若干金幣，並犒賞了他的人。
胡宗憲令毛海峰迴日本傳信，讓王直早日歸順。就在毛海峰與胡宗憲談判的時候，王直派人出海斬殺“真倭”數名，獻給胡宗憲，以觀察胡宗憲的態度。正當胡宗憲對王直的勸降取得初步成效的時候，嘉靖三十五年年初，胡宗憲被擢升為浙直閩總督，浙江巡撫一職由阮鶚接任。也恰在此時，徐海、陳東等海盜發動了對浙江沿海的又一輪侵擾。徐海自嘉靖三十四年正月率和泉、薩摩、肥前、肥後、津州、對馬等地的倭寇駐柘林後，不斷侵擾蘇州、常熟、崇明、湖州、嘉興等地，與官軍多次交手，受到沉重打擊，嘉靖三十五年退回柘林。陳東、葉麻先後來合，勢力有所加強，兵分四路：一路由海門入略維揚，東控京口；一路由松江入略上海；一路由定海關入略慈溪等縣，眾各數千人；徐海則自擁部下萬餘人直逼乍浦登岸，於四月十九日攻陷乍浦城。隨後又攻嘉興，掠烏鎮，殺遊擊將軍宗禮，並與陳東兵分兩路將桐鄉團團圍住。剛上任的浙江巡撫阮鶚被圍在桐鄉城中，他派人致書胡宗憲，向其求救。胡宗憲見海盜來勢洶洶，認為“兵寡賊眾，與其浪戰傷兵，雖勝猶負，不若離間其黨，以計擒之為得”。於是派出蔣洲、蔡時宜、朱尚禮等遊說眾寇：“願歸者聽資之以舟，願降者留封之以職。”並瞭解到此股“假倭”內部分為徐海幫，洪東岡與黃侃幫，陳東與葉麻、吳四幫等多個幫派，徐海為霸主，於是胡宗憲決定從徐海入手。他派出指揮夏正拿著毛海峰送來的與王直交涉歸順的信函，前往徐海營內，勸徐海歸降。徐海看到信函大驚道：“老船主也降了嗎？”夏正立刻回答說：王直已經派養子與朝廷接洽歸降，朝廷已經赦免了他。現在，新上任的胡總督威名遠揚，但他仰體朝廷恩德，與你推心置腹地商談歸降之事，如果你不抓住機會，一意孤行，必將被消滅。徐海聽到這些話，內心發生動搖，便說，這次劫掠沒有搶到多少財物，如果能給我一些貨物，我立刻撤圍。徐海這是在試探胡宗憲是否有誠意。夏正把這一情況彙報給胡宗憲，胡宗憲立刻派人給徐海送去了綢緞等物資，得知徐海生子，還派人送去厚禮以示祝賀。徐海見胡宗憲頗有誠意，便從桐鄉城撤圍了。
九月，朝廷將所俘“假倭”頭目、徐海的弟弟徐洪，還有追隨徐海的“真倭”頭目辛五郎，以及陳東、葉麻斬首於嘉興。就這樣，胡宗憲以計謀徹底消滅了徐海、陳東、葉麻等“假倭”勢力。
徐海等被殺之後，王直便成了明朝政府的頭號目標。此時，他的大本營已經由日本遷到了定海，率三千人駐於舟山島西部的岑港，處境更加艱難。一方面，胡宗憲調派參將戚繼光率兵佔據舟山附近各要口，給王直施加很大壓力；另一方面，王直失去了其他海盜的策應，孤立無援。在這種情況下，王直不得不投降。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王直在胡宗憲多番努力下打消了顧慮，前往杭州與胡宗憲相談。
胡宗憲本欲按照約定請朝廷給予王直以寬宥，但巡按御史王本固以恐釀成東南大禍為由表示反對，此時外界也有胡宗憲收受王直賄賂的傳言，胡宗憲不敢作強辯，便將王直交給王本固，王本固將王直投入監獄，與三司諸大夫商量說：“汪（王）直始以射利之心，違明禁而下海，繼忘中華之義，入番國以為奸，勾引倭夷，比年攻劫，海宇震動，東南繹騷。雖稱悔禍以來歸，仍欲挾倭而求市，上有幹乎國禁，下貽毒於生靈，惡貫滔天，神人共怒。問擬斬罪猶有餘辜。”最後朝廷決定處死王直。在獄中，王直拒不認罪，他上書為自己辯護，說他縱橫海上是為了做買賣，從來沒有勾結倭寇侵擾沿海。他懇請嘉靖皇帝赦免他，並建議開放浙江定海一帶的港口互市，這樣不僅可以獲得關稅，而且還可以恢復與日本之間已經中斷的朝貢貿易。如果這樣，紛擾天下的倭患就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從今人的角度看，王直的建議是對“海禁”政策的糾正，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在當時條件下，嘉靖皇帝根本就聽不進這樣的意見，所以毫不理會。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十二月，在監獄中關押了兩年的王直，在杭州被處斬。臨行前，他感嘆道：“死吾一人，恐苦兩浙百姓。”言外之意是說， 他的舊部是不會善罷甘休的。然而這一點王直說錯了。王直被殺後，雖然毛海峰率領王直舊部在短期內進行了瘋狂報復，但他們已經群龍無首，其勢力逐漸敗落。據《倭變事略》載：秋九月，舟山賊食盡，出巢大肆掠劫，各地戒嚴。冬十一月，舟山賊留屯久，莫能脫直，貢倭又促之歸，乃毀巢掠舟，移輜而遁。聞為颶風覆焉。王直投降了朝廷，可是朝廷卻決定處死王直，對於這樣一個結果，胡宗憲是事出無奈還是有意為之？關於這個問題，學術界尚有爭議：有人認為，王直的被殺，根本就是胡宗憲的一個陰謀，他從頭至尾對王直採用的都是騙術；也有人認為，王直的死與胡宗憲沒有關係，王直來到杭州的時候，胡宗憲真誠地以禮相待，並向朝廷建議赦免王直。但他的做法引起了朝廷部分官員的強烈不滿，導致他們紛紛上書譴責胡宗憲，說他受了王直的賄賂，才對王直如此寬容。胡宗憲在輿論壓力之下，不敢再堅持赦免王直，而是轉向同意處死王直，最終將王直交給王本固懲辦。然而無論誰對誰錯，胡宗憲使用謀略，以最小的代價換取了海防戰爭的勝利卻是事實，是應該被記入史冊的。在平寇實踐中，胡宗憲還重視梳理沿海的海防地理情況、倭患的形成與發展歷史，以及對付倭寇的策略等，還授意他的幕僚鄭若曾編寫完成了著名的軍事著作《籌海圖編》，於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刊印。這部著作對明朝後期的抗倭事業起過重大的指導作用，也是我們今天研究明代抗倭歷史的主要參考資料之一。
【摘自：《海上傳奇》馬駿傑/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新華文軒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