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道員設定沿襲明代，並在此基礎上加以改進，在法律層面上規定了“道”的行政等級位列“府”之上，直接受布政使司或按察使司的領導。

清初中期，道員的品級不定，有高有低，自乾隆十八年以後，定道員為正四品，此後形成定製。

不過御史發現，並非所有的道員都是正四品，從文獻的記載中來看，有清一代，只有一個道的設定最為特殊，他就是

“福建臺灣道”

。

福建臺灣道的前身

康熙二十二年，清廷收復臺灣後，有朝臣建議在臺灣設省，但康熙帝認為臺灣所轄不過一府四縣設省不合制度。但臺灣與福建畢竟又有一海之隔，故而在臺灣設府的同時，又設

“臺廈道”

統籌管理臺廈事務。

雍正五年，臺廈道分出

“臺灣道”

，並將衙署從之前的廈門移至臺南，這一時期臺灣道成了寶島最高的行政機構。

但是雍正帝似乎對臺灣的統治並不放心，生怕臺灣道權力過大會形成尾大不掉之勢。故而又派出御史前往監督，官方的稱謂為

“巡視臺灣監察御史”

。這就好比明代的巡撫與巡按之間的關係，是朝廷牽制地方勢力的一個有力舉措。

臺灣道屬於

“請旨缺”

，是需要皇帝欽點的。朝廷在人選上也是十分重視，規定不得由福建籍官員擔任，必須是從內地省份中選派，以杜絕地方勢力的形成。

乾隆中期，國家進入全盛階段，臺灣經過幾十年的治理也趨於穩定。乾隆三十二年，朝廷下旨將臺灣道升格，定為

“福建分巡臺灣兵備道”

簡稱“福建臺灣道”。

這裡有一個知識點需要講一下，清代的道員是有等差的，大體上分為三類：

一是無任何兼銜、兼職的普通道員，比如山西雁平道、直隸霸昌道、浙江金衢嚴道等；

二是有兼職的道員，比如河南陝汝道，兼水利、驛傳；直隸清河道，兼河務等；

三是既有兼職又有兼銜的，如直隸天津道，兼河務帶兵備銜；蘭州道兼屯田、茶馬，帶兵備銜。

衡量道員權力地位的象徵，就是看他兼不兼“兵備銜”，如果有此兼銜，那麼就意味著朝廷賦予了軍權，可以節制轄區內的綠營將官。

福建臺灣道正是有了“兵備銜”，才使得地位高於之前的臺廈道、臺灣道。自從乾隆朝升格以後，也裁撤了雍正時期所設的“臺灣監察御史”，使得福建臺灣道擁有了軍政大權。

福建臺灣道再次升格，定品級為正三品

清代共有92個道員，不管有無兼職、兼銜，品級一律都是正四品，唯一的特例就是福建臺灣道。

乾隆中期，福建臺灣道的權力已經超過了其他道員。這是因為當時駐紮臺灣的最高軍事機構是“臺灣鎮”，長官是正二品的總兵，而朝廷卻下旨，以正四品的福建臺灣道節制臺灣總兵，這也是清代道員節制總兵的唯一案例。

乾隆五十一年，臺灣發生了“林爽文起義”，此次民變幾乎動搖了臺灣的統治。乾隆帝平定叛亂後，下旨以福建臺灣道兼按察使銜，將其升格為省級大員。

道員本是外省中高階官員，與布政使、按察使尚有差距。乾隆也是鑑於福建臺灣道缺少對屬官的監察權，才在平定林爽文起義後授予其大權。

如此一來，福建臺灣道集行政、軍政、監察於一身，儼然就是地方大員。此次升格後，福建臺灣道與福建按察使平起平坐，地位明顯高於其他的道員。

不僅如此，福建臺灣道在嘉慶初年時，又兼任學政銜，這也是道員兼銜中的特例。

我們知道學政分管一省之教育，是需要皇帝欽定委派的。按例，學政在列銜時排在將軍、總督、巡撫之後，高於布政使、按察使，算是典型的一方大員。

福建臺灣道有了學政的兼銜，身家自然又不一樣了，可以說在轄區內他的權力已經與巡撫不相上下了。

有例為證，光緒十一年臺灣建省後，委任淮軍悍將劉銘傳為第一任臺灣巡撫。當時的福建臺灣道是湘軍集團成員劉璈。

劉銘傳上任後，與劉璈發生了矛盾並激化了最高權力之爭，結果劉璈受到彈劾，被革職籍沒家產。

劉璈不敵劉銘傳，並非是輸在官職上。說到這裡就有第二個知識點需要澄清一下。

清代的巡撫原品是從二品，因例兼兵部侍郎銜故而為正二品，全國各省巡撫都沿此例，唯獨臺灣巡撫是個例外。

臺灣巡撫的全稱是

“巡撫臺灣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

。但在官方文獻中都稱其為

“福建臺灣巡撫”

，不兼兵部侍郎銜。

這是因為臺灣建省的時候正值中法戰爭尾聲，此時臺灣的軍械糧餉都需要福建省調劑，故而在臺灣巡撫前面加上了“福建”二字，這就導致了臺灣巡撫的地位略低於福建巡撫，朝廷將其定為從二品也在情理之中。

前面說了，福建臺灣道屬於正三品，與臺灣巡撫相差無幾。劉璈是清末著名的好官，曾長期在左宗棠麾下效力。他之所以沒有鬥過劉銘傳，是因為當時的淮軍集團正盛，湘軍集團則日衰，有了李鴻章撐腰，劉璈自然不是對手。

自臺灣巡撫設立後，福建臺灣道也就淡出了歷史舞臺，但可以肯定的是，福建臺灣道從乾隆晚期以後，一直到光緒年間，一直都是清代品級最高、權力最大的道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