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新生：魏晉南北朝時期江蘇地域文化的演進

魏晉南北朝時期，今江蘇省域除了短暫的西晉統一時段外，一直屬於分裂、對峙的不同政權的統治。在特殊的政治格局、民族形勢、人口遷徙等背景下，東漢時代已經走向整合的江蘇地域文化，又進入了江南、淮南、淮北分途異向的演變歷程。其中的江南地域，經過僑吳士庶文化的長期融匯，南朝中後期形成了文化面貌煥然一新、文化成就如同滿天星斗的新江南文化；淮南、淮北的地域文化，也因時推移地越來越複雜、豐富與具有活力。

1、 人口遷徙與文化動力

魏晉南北朝時期，受分裂對峙的疆域形勢的控制，江蘇地域文化呈現淮北雜揉、淮南起伏、江南成長的不同面貌；而無論是雜揉的淮北文化、起伏的淮南文化還是成長的江南文化，都與作為文化的創造者、承載者的“人”密不可分。淮北較長期地納入北方政權與胡族政權的統治，才有了其底層的南方文化與表層的北方文化、基礎的漢文化與新興的胡文化的雜揉；淮南土著民戶的大量遷出與帶有軍事性的僑民的大量遷入，才有了其文化的起伏興衰與總體而言的文化發展動力的不足；又正是建業、建康作為六朝都城，人文薈萃，江南作為六朝京畿之區，大量北方官民湧入，才有了江南文化的超速成長與異常豐富。

整個的江南地域文化的成長與豐富，以及某種程度上淮南文化的起興、淮北文化的雜揉，當然有著土著人戶的貢獻，但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更加直顯的文化演變動力，來自不同地區與不同層次的遷來人口。這不僅孫吳如此，東晉南朝表現得尤為顯著。

先說孫吳。東漢興平二年（195），孫策南渡長江，開創江南基業，江淮間人多有隨之南遷者。建安四年（199），孫策襲取皖城（今安徽潛山縣），得到袁術留下的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遷於吳（今蘇州市）。次年孫策死後，廬江太守李術叛變，孫權再破皖城，並遷徙李術部曲三萬餘人於江南。建安八年、建安十三年，孫權兩次西征長江中游的江夏太守黃祖，虜掠數萬人口移往江南。建安十八年，曹操與孫權在濡須相持不下後北歸，“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次年，孫權又破曹魏皖城，將男女數萬口遷移江南。孫吳正式建國後，依靠軍事行動和採取“招降納叛”的辦法，也多次取得長江中游、漢水流域、淮南地區甚至遼東一帶的人口，其中人數最多的一次是五鳳二年（255），曹魏鎮守淮南的毋丘儉、文欽起兵反對專權的司馬氏，失敗之後，“淮南餘眾數萬口來奔”。值得一提的還有黃龍二年（230）孫權“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得夷洲數千人還”，這是見於記載最早的大陸與臺灣發生關係之始。大量人口遷入孫吳尤其是江南境內，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舉其明顯者言之，其一，江南的開發實際始於孫吳，而人口遷入是主要原因之一。其二，孫吳的立國也與外來人口的關係相當密切。

再說東晉南朝。自西晉永嘉之亂，經歷東晉以迄劉宋末年，凡160餘年間，漢族官民的南遷呈現洶湧澎湃之勢。譚其驤述其緣由雲：“西晉末，五胡崛起中原，晉室傾覆。元帝東渡立國於建康，收輯人心，又安江左，南方荊、揚、江、湘、交、廣之地，賴以得全。於是中原人民之不堪異族統治者，相率避難斯土。”此中原官民避難的“斯土”，廣及東部的河淮之間、江淮之間、長江以南，以及中部的江漢、西部的梁益。其中，江蘇省域的僑流人口特別集中與巨量。

遷徙人口數量之眾多、遷徙家族門第之顯盛、遷徙延續時間之長久，都堪稱空前的東晉南朝人口南遷，強力推進了江蘇特別是江南文化的發展與轉型。從比較的角度說，“中原地區與江南地區在經濟、政治與文化發展等方面的軒輊狀況，從此以後逐步發生了變化，在南北對比的天平上，雖然還沒有出現均等的狀況，至少天平的砝碼增加給江南的部分在日益超出增加給北方的部分” 。換言之，“蓋南方長江流域之日漸開發，北方黃河流域之日就衰落，比較純粹之華夏血統之南徙，胥由於此也” ；具體言及江南文化，則經歷僑吳士庶的融匯，到南朝中後期，終於形成了一種區別於此前的秦漢三國、開啟此後的隋唐時期的新江南文化。

二、僑吳士庶的融匯與新江南文化的形成

新江南文化的最終形成是在南朝的中後期。所謂新江南文化，是區別於孫吳、西晉的江南文化而言的。總體來說，長期分裂的政局，使得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江蘇省域特別是六朝的核心地域江南，文化、學術乃至心理逐漸“地域”色彩濃厚，“地域”獨立趨勢加強；而這種狀況，在孫吳、西晉與東晉南朝的表現又有明顯不同，即孫吳的江南本土化、西晉的江南本土化與北方化對抗、東晉南朝以漢魏及西晉的北方化的移植為基調的新的江南本土化；如此複雜的地域文化演變歷程，密切聯絡著江南政治地位的變化、外來人口的遷入以及相關的僑吳士庶文化的融匯。

自東漢末年以來，孫吳在東南地區的長期割據及其獨立建國，為江南吳姓士族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機遇、經濟環境與文化氛圍，江南的整體文化實力較之從前有了迅速的增長。

東晉南朝與十六國北朝移民性質、地位、目的、政策的種種不同，使得長期、普遍、廣泛設置於東晉南朝的僑州、僑郡、僑縣，在十六國北朝境內，總體上說，是不長期、不普遍、不廣泛的。當然，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因素外，諸如胡族先則以“外來者”的身份擁據傳統的漢族中原之地（這以十六國時期為典型）、繼則以既擁據傳統的漢族中原之地遂生長已為正統的意識（這以北朝時期為典型），於是透過僑置州郡縣表達正統觀念，便先則缺乏民族傳統的根據、繼則沒有文化心理的必要；又十六國諸多政權強制遷移人口的目的既在足食足兵、而北朝強制遷移人口的目的也多在實京實邊實內地，加之胡族為統治者、漢族為被統治者，則意在照顧僑流人口之郡望或鄉里觀念、給予賦役優免待遇、協調主客矛盾的僑州郡縣，就顯得多餘了；況且經過長期動亂，北方地區存在大片地曠人稀的區域，即便需要妥善安置流動人口，也可或納入既有郡縣，或為之新設實土政區，從而達到人地結合、成為國家編戶齊民、徵收租賦派發徭役的目的。

及至西晉滅吳，在江南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北方文化風尚變經為玄的雙重影響下，吳姓士族經歷著保持傳統與無奈新變之間的尷尬。一方面，為身家利益計，他們不得不北上求仕，也必然要學習北人的作派，如吳郡陸機、陸雲、顧榮，丹陽紀瞻等人入洛途中，都有習玄的舉動；甚至在江南本土，北方的習俗也開始流行，葛洪便指責吳人在書法、語音、哭喪、居喪等方面競相汰除舊俗，以“京洛之法”為上。這表明在北方強勢政治的征服下，作為“亡國之餘”的吳人，無可奈何地作出了一些習尚的調整。另一方面，西晉江南吳姓士族的主流心理與行為，還是維護著江南地域及其文化的尊嚴。此種心理及其表現出的行為，在西晉入洛吳士的言談舉止中顯露無遺。西晉江南地域的文化主體仍然因循著漢魏經史傳統，而明顯區別於北方地區經術衰微、崇尚玄談的新風。

江南文化的真正轉型是在東晉南朝。伴隨著五胡入主中原、北方進入十六國北朝胡族政權的統治，北方漢族文化南移，江南成為華夏正統所在；這新的華夏正統文化，又不同於原先西晉的北方文化，它是僑吳士庶文化在江南地域的融匯與新生。

東晉南朝江南地域的居民，可區別為土著吳姓與北方僑姓兩大來源，享有特權計程車族與沒有特權的庶族兩大等級；他們兩相組合，便是僑姓士族、僑姓庶族、吳姓士族、吳姓庶族四大群體。這四大群體起初各有自己的文化特徵。僑姓士族是魏晉北方精英文化的主要承繼者，家學門風普遍玄化，他們的渡江而南以及竭力保持其文化特徵，也就意味著此種北方文化比較完整地搬遷到了江南；吳姓士族如上所述，學術方面力圖固守漢魏經史傳統，語言、禮俗、書法等方面也與北方精英文化有所不同。又僑姓庶族文化以尚武好鬥為重要特徵，吳姓庶族文化則以“妖而浮”的吳歌等著稱。至於這四種文化的融匯，始於西晉永嘉元年（307）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司馬睿移鎮建鄴（282年改建業為建鄴），以僑姓為主並引用吳姓經營江南，一直持續到陳朝滅亡；其融匯的步驟，先是同一等級之間即僑吳士族之間與僑吳庶族之間的文化融匯，使得僑吳文化的差異逐漸演化為士庶文化的差異，再是士庶文化的融匯，最終形成一種體現江南社會整體特點的新江南文化。

三、新江南文化之特點

新江南文化之新，表現在諸多的方面。以語言論，唐長孺指出：“江南士族普遍學習洛陽話。……葛洪所謂‘既不能便良似，可恥可笑’的語言就是這種吳人口中的北語，隔了多少年之後，連僑人也受到同化，一樣的說那種不南不北的吳化洛陽語了”；推而論之，南朝士族說的是不南不北的吳化洛陽語，而南朝庶族說的是不南不北的北化吳語；又隨著南朝士族的衰落和庶族的興起，士族說的不南不北的吳化洛陽語進入了庶族社會，庶族說的不南不北的北化吳語進入了士族社會，這種相互滲透更促進了兩種不南不北的語言的融合。當然，融合的程度在江南的不同地域還是有差別的。

在僑姓與士族佔有優勢政治地位的建康一帶與佔有優勢人口數量的京口周圍，新語言是以洛陽話為基礎、雜有吳音的雅言，今南京、鎮江等地，於是逐漸轉變為間雜吳語的北方語言區；而在吳人為主、僑人散佈的三吳地區，則形成了兼具北方漢語的基本語法、豐富詞彙與原始吳語的婉轉發音、生動習語的新吳語，今天的江南吳語中保留了大量古代北方漢語的成分，以及其優雅和富於表現能力的特徵，正可追溯到東晉南朝時段。

再以音樂舞蹈論，《舊唐書·音樂志》：“清樂者，南朝舊樂也。永嘉之亂，五都淪覆，遺聲舊制，散落江左。宋、梁之間，南朝文物，號為最盛；人謠國俗，亦世有新聲。”也就是說，永嘉亂後大部分喪失於北方而小部分傳入江南的北方精英階層的樂舞，與江南的民間樂舞結合，形成了僑吳樂舞融合的“新聲”。至於其他方面，如學術風氣、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也都經歷了類似的熔舊出新、移易轉型；即以學術風氣為例，原先恪守經學、尋章摘句的特點，轉型成為浸潤玄風、闡發義理的風格。

西晉永嘉亂後加速轉型而形成於南朝中後期的新江南文化 ，繼承並發展與豐富了原先的北方文化與江南文化的精華，因此較之更加優勝；與同時的北朝胡漢融合下形成的新北方文化相比，新江南文化也更為精緻優雅，並被視為漢、魏、西晉北方文化的直系繼承者，而其回傳、反哺、補充新北方文化的結果，又使之成為隋唐北方文化的重要源頭與隋唐精英文化的基礎之一。

需要簡略提及的是，經過僑吳士庶的融匯而形成新江南文化的情形，在東晉南朝的今江蘇省域之淮南甚至淮北地域也有體現，這由上文的僑州郡縣表即可推知大概。簡而言之，若以江南為比較的標尺，則由江北而淮南而淮北，這種僑吳士庶文化的融匯，優雅色彩計程車族文化的比重越來越小，勇武色彩的庶族文化的比重越來越大，受新江南文化的輻射程度越來越低，受新北方文化的影響程度越來越高；再從文化面貌說，大體越往北，北方化、胡化越濃，軍事意味、粗獷意味越強。

如言淮北，《隋書·地理志》稱：“考其舊俗，人頗勁悍輕剽，其士子則挾任節氣，好尚賓遊”；言淮南，《隋書·地理志》稱“人性並躁勁，風氣果決，包藏禍害，視死如歸，戰而貴詐”。無疑，淮南、淮北諸如此類的情形，同樣聯絡著疆域形勢與統治民族的變化，遷移人口與社會群體的構成，以及各別地域軍事地位與政治地位的變遷、交通條件與經濟條件的影響等等複雜因素。

綜上所述，魏晉南北朝時期，在特殊的政治格局、民族形勢、人口遷徙等背景下，江蘇地域文化進入了江南、淮南、淮北分途異向的演變歷程。其中的江南地域，經過僑吳士庶文化的長期融匯，於南朝中後期形成了文化面貌煥然一新、文化成就如同滿天星斗的新江南文化；淮南、淮北的地域文化，也因時推移地越來越複雜、豐富與具有活力。

參考文獻：

胡阿祥：《魏晉南北朝時期江蘇地域文化之分途異向演變述論》，《學海》，201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