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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出身的朱元璋在元末農民起義的風暴中崛起，於公元1368年建大明帝國，元朝皇帝倉皇北奔，中國歷史又翻開了新的一頁。
就在這一年的9月，當高麗國王聽到了“大明舟師萬餘艘泊通州、入京城，元帝與皇后奔上都”的訊息之後，立即“令百官議通使大明”的問題，為承認新生大明政權作了必要的準備。
1、如何與元朝斷交？
恭愍王是高麗王朝第31代王，原名祺，蒙古名伯顏帖木兒，乃忠肅王之子、忠惠王母弟。生於高麗忠肅王17年庚午年（公元1330年、元天曆三年）5月。
忠肅王在位時被封為江陵大君。高麗忠惠王后二年（公元1341年、元至正元年）元順帝遣使召王祺入朝宿衛。
公元1343年（至正三年）高麗在元官員李芳、曹益清、奇轍等上書元中書省，極言忠惠王王禎荒淫無道，請立行省以安百姓。元順帝遣人縛忠惠王回京師大都（今北京），並將其流於揭陽縣（今廣東省揭陽縣）。
至正四年正月，忠惠王行至岳陽縣而卒，其長子昕（蒙古名八思麻朵兒只）年八歲襲位，是為忠穆王，而王祺被封為江陵府院大君，昕於至正八年卒、忠惠王庶子㫝於至正九年嗣位，是為忠定王，王祺仍留元朝宿衛。
是歲，王祺尚魯國公主。
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元順帝又以祺為國王，年僅14歲的王㫝在江華遜位，未幾遇鴆而卒。
至正二十五年王祺更名顓。恭愍之號乃後來明太祖所賜。
高麗於恭愍王五年鎮壓並清除了諸如奇氏之族這樣的親元勢力，並罷掉徵東行中書省理問所，加強了高麗的自主權，同時於這年6月停用至正年號，與元朝翻臉斷交。
元朝雖聲言發80萬兵來討，但旋即派遣與恭愍王有聯姻關係的魏王太子（即恭愍王的內兄弟）前來交涉，企圖調整雙方關係，但恭愍王僅許其隨從二人渡江談判有關事宜，而將太子拒於鴨綠江外。
不久，高麗又奪佔了元朝的雙城總管府之轄地，雖然元朝兩次派遣撒迪罕出使高麗，使元朝、高麗又恢復了交往，但恭愍王的所作所為終不能被元接受，於是在紅巾軍敗於高麗之後，元朝、高麗矛盾又突出起來，高麗所派遣之獻捷、賀正、謝恩、賀聖節等使皆被元朝扣留，高麗雖向元之御史臺呈遞了百官耆老之書，申述國王被讒之情，但元朝還是決定廢掉恭愍王而立德興君，為此雙方競動於戈。
然而，元朝政權在國內反元浪潮的衝擊下已變得搖搖欲墜，最後還是同高麗進行了妥協，於恭愍王十三年九月命恭愍王復位，冬10月下達詔書，內中肯定了恭愍王“克承前業、世篤勤勞”的事大精神以及抗擊紅巾軍的功助，並承認崔濡的“陰萌險譎”、搠思監的“為葭莩構”、樸不花的“為媒孽蒙聾”，表示收還塔思帖木兒（即德興君）的印綬。
此前恭愍王又處決了國內同德興君交通的護軍裴自富，要求元朝將崔濡（即崔帖木兒不花）檻送高麗，此後將崔濡處決。
至此，恭愍王已進一步消除了國內外高麗官員中的親元勢力，並與元朝恢復了正常關係。
2、明朝建立之初的東北亞形勢
洪武初期，蒙古貴族雖然喪失了君臨全國的統治地位，但其殘存勢力並不弱。元順帝北走塞外之後，仍稱元朝，史稱北元。從當時北元的兵力來看，足以對大明形成相當大的威脅。
在西北有河南王擴廓帖木兒（王保保）駐軍山西太原，擁10萬之眾，雖然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9月為明將徐達、常遇春等所敗，逃奔和林（今外蒙古鄂爾渾河上游東岸哈爾和林），但擁兵塞上，常常攻擾大明。
元順帝逃至上都（即開平府）後，在明軍的攻擊下又逃至應昌（今內蒙古達裡諾爾西南），不久死去，由太子愛猷識裡達臘（其母即高南女完者忽都皇后）繼位，稱畢裡克圖可汗。
洪武三年（1370年）明軍襲破應昌，愛猷識裡達臘北走和林，次年改年號為宣光，國號仍為大元，官僚機構依舊，所擁有的軍隊亦不在少數。
當元順帝北逃後，東北地區尚在元朝割據勢力的控制之下：
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和王哈喇不花屯兵得利贏城（今遼寧省瓦房店市北67裡得利寺山城），高家奴據守於平頂山（今遼陽城東100裡），洪保保駐守遼陽，遼陽行省丞相也先不花盤據於開元，他們各自擁有部眾，少則數千，多則萬餘。
更為強大的割據勢力乃是納哈出所部。
納哈出擁眾數十萬，以金山（今吉林省懷德）為中心，佔有大片領土。
另外，在南方雲南一帶還存在著故元梁王把匝刺瓦爾密之勢力，梁王依然奉元正朔，與大明對抗。
據《明史記事本末》載，當時蒙古：
“引弓之土不下百萬眾也，歸附之部落不下數千裡也，資裝鎧杖，尚賴而用也，駝馬牛羊，尚全而有也”。
除了北元對明朝造成的巨大威脅外，從中原地區來講，雖大勢已定，但連年戰爭所帶來的創傷急需醫治，殘破的經濟有待恢復。
明太祖面對國內統一大業尚未完成，經濟尚未振興的嚴峻局面，果斷地作出了明朝同周邊鄰國實行睦鄰友好外交政策的決定，首先向日本、高麗、安南、占城四國派出了使者，希望“與遐爾相安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
這種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對穩定國內局勢，鞏固新生政權的統治，加強與鄰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提高明朝的國際威望，無疑產生了重要作用。
3、明太祖主動遣使訪問高麗
明太祖在登上皇位的第一年（公元1368年、恭愍王十七年）11月向高麗派出了大明建立後的第一個使者契（xiè）斯。此人是契（xiè）遜（曾任元朝宣政院斷事官）之弟，至正十八年（1358）紅巾軍克上都，契遜東奔高麗，契斯依然留在元朝，而後任職於大明，其官為符璽郎（亦稱符寶郎），是管理皇帝印璽和符節的官員。
契氏兄弟各事其主，應是中、朝古代關係史中的一段佳話。
朱元璋派遣契斯出使高麗，亦有他的一片良苦用心。契斯肩負重要使命，於第二年夏4月壬辰到達高麗。
契斯帶來了明太祖的璽書和40匹紗羅緞匹。忠愍王王顓率領百官出迎於崇仁門外。
璽書主要是向高麗通報“天命”元亡而明興的中國局勢，並表示建交友好的願望，不見咄咄逼人的氣勢，卻微露大明皇帝的誠懇謙虛的態度。
5月乙末，契斯向恭愍王獻上兩隻羊以表示個人對高麗王的尊敬友好的態度。
史書未載契斯與契氏兄弟（此時契遜已去世多年）是否見過面，但以情理推之，契長壽等與其叔父契斯見面還是不言而喻的。
當契斯完成外交使命後，便告辭回國，恭愍王向契斯饋贈鞍馬、衣服，但契斯並不接受這些禮物，而高麗的宰樞向契斯贈送人參、藥物之類的東西，契斯也沒有接受。
於是，恭愍王“命文臣賦詩以贈”，契斯滿意而歸。
高麗對明使的到來，自然是很高興的。就在契斯離去不久，便停止了元順帝的至正年號，這就表明高麗與北元斷絕了正式的外交關係。
由此說明，明太祖的對高麗外交初獲成效，取得高麗的信賴和支援，無論是對外關係方面還是對完成國內統一大業，尤其是對明朝接管東北地區來說，都是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的。
高麗為了同明朝建立友好關係，亦不失時機地於洪武二年5月甲辰向大明派出了使者禮部尚書洪尚載、監門衛上護軍李夏生“如金陵賀登極”，並表示謝恩。
4、朱元璋冊封高麗王
由於種種原因，流落在中國大陸的高麗人是不少的，又由於戰亂頻繁，留居中國的高麗人也隨著形勢的變化，其中原居大都（今北京）以及河北北部的某些高麗人，流往南方。
明太祖朱元璋得知這種情況之後，為專門送還高麗流民，在契斯尚未回國之時，便於洪武二年4月第2次向高麗派出使者，內臣金麗淵帶著明太祖的璽書於6月丙寅到達高麗。
大概在金麗淵使高麗之後不久，高麗遣使如明“貢方物，且請封”，明太祖於洪武二年8月再遣符寶郎契斯帶著詔書和金印、誥文前往高麗進行封賜。大概在當年就到達了高麗。
明太祖的詔書曰：
自有元之失馭，兵爭夷夏者，列茗星陳，至於擅土宇，異聲教，豈殊於瓜分；虐黔黎，專生殺，不異於五季，若此者將及二紀。治在人思，眷從天至。朕本布衣，君位中國，撫諸夷於八極，各相安於彼此，他無肆於邊陲，未嘗妄興於九伐。
爾高麗天造東夷，地設險遠，朕意不生釁隙，使各安生，何數請隸而辭意益堅。群臣皆言當納所請。是以一視同仁，不分化外，允其虔懇，命承前壽，儀從本俗，法守舊章。鳴呼」盡夷夏之鹹安，必上天之昭鑑，既從朕命，勿萌釁端，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誥文曰：
諮爾高麗國王王顓：世守朝鮮，紹前王之令緒，恪遵華夏，為東土之名藩。當四方之既平，嘗專使而往報，即陳表貢，備悉忠誠。良由素習於文風，斯克謹修於臣職。允宜嘉尚，是用褒崇。今遣使賚印，仍封爾為高麗國王。凡儀制服用，許從本俗。於戲！保民社而襲封，式遵典禮；傳子孫於永世，作鎮邊陲。其服訓辭，益餒幅履。今賜《大統歷》一本，錦鱗絨緞十匹，至可領也。
同時，還分別賜太妃與王妃金緞、色緞、線羅各四匹，賜相國辛盹、待中李春富、李仁任色緞各四匹、線羅各四匹、紗各四匹。
高麗王接受封賜之後，不久便始行“洪武”年號，並派遣三司左使姜師贊如京師，“謝冊命及璽書，並納前元所降金印”。
自此高麗已正式納入中國傳統的冊封體制，在外交上，大明完全取代了元朝所居宗主國的地位，中國同高麗的宗藩關係由元朝、高麗而轉移到大明、高麗。
但是，我們不難看出，元、麗之間的宗藩關係是在蒙古人用武力征服的基礎上建立的，而明朝、高麗關係一開始就是在相互友好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5、朱元璋的五條建議
洪武二年，安南（今越南）、占城（今越南南部）、高麗皆已納入明朝的冊封體制。
對此，朱元璋是頗為滿意的。
洪武二年，高麗曾派成唯得、金雨甲、張子溫等如金陵分別賀聖節（天壽節）、皇太子千秋節、賀正（元旦），並請祭服制度。
明太祖命工部“制賜之”，並詳細向高麗使者詢問了許多情況，針對高麗使節所反映的情況，明太祖在讓成唯得等帶回的璽書中誠懇地向高麗提出了一些建議，歸納之，有下列5個方面：
其一、建議高麗國王應“修仁義禮樂以化民俗”，主張以王道治國，勸告高麗國王勿要以佛道作治國之本。他認為，“佛之道，三皇五帝之時未聞有也，而是時天下大治；後世務釋氏而能保其國者，未之見矣，梁武之事，可為明鑑”。
其二、建議高麗國王要加強武備，設險守國。他認為，如果抵禦像倭寇或某些強暴勢力，“非雄武之將，勇猛之兵，不可遠戰於封之外”；如果進行守衛國家，“非深溝高壘，內有儲蓄，外有援兵，不能以挫銳而擒敵”。
其三、建議高麗國王要重視農業生產。對高麗因為倭寇所擾而“去海五十里或三十里，民始有寧居者”表示關切，指出“民以食為天，今濱海之地不耕，則民食艱”。
其四、建議高麗國王“當崇祀典”。明太祖指出，古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認為祭祀神靈也是治理好國家的一件大事，強調：“聞王之國，犧牲不育，何以供境內山川城隍之祀！”
其五、建議高麗國王設定“聽政之所”。他認為“凡國則有出政令之所，今王有居室而無廳事，則無以示尊嚴於天下”。
這次高麗使節回國，帶回了明太祖所賜恭愍王冠服、樂器及陪臣冠服、洪武三年大統歷和賜國王之《六經》、《通鑑》、《漢書》等，還帶回了皇后賜高麗王妃的冠服。
明太祖的建議皆為誠懇之說，全是治國之道，雖然恭愍王的重視程度並不是太大，但對高麗的政治、文化影響還是不可忽視的。
6、監管明朝政治犯
在元朝時，高麗收納、監管過元朝流放於高麗的罪犯，大明建立之後，明太祖亦師法前朝，將某些政治犯交由高麗監管，首批送往高麗的政治犯是明升、陳理二人及其家人。
明升是明玉珍之子，公元1366年明玉珍死後，繼父位為割據四川重慶的夏國皇帝。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明軍取四川，滅掉夏國，明升降明。“升僭立六年，父子據蜀十一年而亡。明封升為歸義侯，召彭氏（升母）入宮，後遷升於高麗”。
陳理是陳友諒之子，後亦降明，太祖封其為順德侯。
陳理、明升起初皆賜居京師，但“居常鬱鬱不樂，頗出怨言”，明太祖聞之，曰：
“此意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為小人蠱惑，不能保始終，宜處遠方則釁隙無自生，可始終保全矣。”
於是決定將明、陳二家遷徙於高麗，洪武五年就派遣延大麻失裡及孫內侍護送赴高麗，並賜高麗王綵緞紗羅48匹。
陳理、明升及其家屬共27人。入高麗後，恭愍王在報平廳接見了二人。
當時陳理年僅22歲，明升僅18歲。次年2月辛卯，明升娶高麗總郎尹熙宗女，恭愍王賜米40石，布1000匹。
7、參加明朝科舉考試
朝鮮人參加中國科舉考試最早始於唐代，直到元代行之而不斷。有人計算，元代高麗人列名中國科舉者，有金祿等21名。
大明建立後，為承續中國正統，於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又重開科舉，並派遣侍儀舍人卜謙赴高麗領布科舉程試。
在所列條目中，有“高麗、安南、占城等國如有經明行修之士，各就本國鄉試，貢赴京師會試，不拘額選取”的規定。
高麗為了加強對明的友好關係，進一步學習中國傳統文化，於這年9月辛丑派“舉子樸實、金濤、柳伯濡”跟隨賀正使工部尚書權鈞如京師赴考，“濤中制科”。
金濤，字長源，高麗延安府（今黃海南道延安）人。少遊於牧隱李穡之門，治春秋學。原在恭愍王朝已登科舉任官，以文章節行名當世。
高麗為響應大明之重開科舉，派李仁復和李穡為考試官，錄取李崇仁、權近、金濤等五人，以充貢士，其中李、權二人以年未滿25而不派赴中國。
藩國學子進入中國，先入國子監就讀，然後參加考試。
洪武四年科考之後，金濤中三甲第五名，是當年唯一中進士的外國學子，樸實與柳伯濡則名落孫山。
大明皇帝朱元璋旋即下令“授東昌府安丘縣（今山東省安丘西南）丞，濤辭以不解華語且親老，願還本國，詔許之”。
恭愍王對金濤中進士一事非常重視，當得知金濤要回國的訊息時，他對左右大臣說：
“我國之人登制科者固罕，況此人既登科又蒙敕授，名揚一時，使天下知我國有人，恨不早知其來而禮迎之。”
於是就提升為右司諫藝文應教，累遷成均司藝，恭愍王手書“金濤長源蘿葍山人”八字賜之。
在金濤參加科考之後，明太祖曾令高麗選送二三百儒生赴中國任官，但此事被高麗婉言拒絕；高麗旋請准許遣子弟入國子監就讀，未得明太祖明確答覆而被擱置。
洪武六年冬10月，高麗又派學子金潛、宋文中、曹信跟從賀正使周英贊等如京師赴考，不幸的是在靈光慈恩島船敗，周、金、曹皆溺死，禹文烈及宋文忠生還，宋再赴京師，但試期已過，明太祖下令，命宋文忠“可免再試，發回本國擢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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