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時西夏雖進入了全盛時期，但是正所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太平盛世的背後正醞釀著一場篡權分國的政治鬥爭。以任得敬為首的後黨與以仁宗為首的帝黨之間展開了一場生死較量，表面上看這是一場圍繞著皇權進行的權力之爭，實質上仍是西夏社會落後勢力與封建進步勢力之間的鬥爭。

說到任得敬，其實他是個漢人，原任宋朝西安州道判，夏大德三年，夏崇宗李乾順攻打西安州時，他戰敗投降於西夏。任得敬是一個很有野心的人，為了自己的仕途，他將自己17歲的女兒獻給崇宗李乾順。李乾順對任氏十分寵愛，與曹氏並立為妃。後來，任得敬賄賂朝中大臣，使李乾順立任氏為皇后。

李乾順死後，李仁孝就立任氏、曹氏為兩宮太后。任敬德的勢力隨著其女地位的變升而壯大。李仁孝繼位後不久，西夏國都興慶府和夏州境內發生了強烈的地震，由於地震持續時間長、震級高，興慶府和夏州兩地“地裂，湧出黑沙，阜高數丈，廣若長堤，林木皆沒，陷民居數千”。災難造成數以萬計的人和牲畜死亡。

李仁孝雖採取了輕徭薄賦、修復民舍的措施，但是仍然不能改變老百姓衣不蔽體、流離失所的悲慘境遇，物價上漲和嚴重的饑荒襲捲了整個西夏。災民們開始集結造反，多的上萬人，少的也有上千人，他們殺富濟貧、攻打州縣，使西夏政權陷入困境。

李仁孝剛剛繼位，面對這一棘手的情況，他一邊下令各州賑濟災民，一邊派兵鎮壓農民起義。西平都統軍任得敬受命鎮壓起義。在任得敬的大肆屠殺下，起義被鎮壓，起義軍的領袖哆訛被殺。任得敬因鎮壓饑民起義有功被授予“翔慶軍都統”，封爵“西平公”。

隨著官制的提升，任敬德的政治野心也越來越大，他已不滿足於只做朝外的官，曾上書朝廷，請求入朝為官，但遭到朝中的御史大夫熱辣公濟和濮王仁忠等大臣們的極力反對。

夏人慶五年十一月，中書令濮王嵬名仁忠卒，任得敬見有機可乘，便行賄於晉王嵬名察哥，察哥向仁宗提出請召任德敬入朝，仁宗答應，並任命任德敬為尚書令。藉著與晉王的關係，任德敬在仁宗面前日漸得寵。天盛二年，任德敬升為中書令。天盛八年，晉王嵬名察哥卒，任得敬被任命為西夏國相，從此，西夏的國政大權逐漸落入任得敬手中。

任得敬採用一系列陰謀手段竊取西夏國政大權之後，並沒有滿足，反而更加貪婪。天盛九年

六月，任得敬任用其弟任得聰為殿前太尉，任得恭為興慶府尹，直接控制了皇宮與都城的行政大權，其他大臣們對此都是敢怒不敢言。大權在握之後，任得敬開始在各方面顯示自己的權高位重，出入儼然一個帝王的排場。

他在朝中排除異己、廣結私黨；在治國方略方面，公然與仁宗李仁孝唱反調。由於仁宗興辦學校、科舉取士選拔的措施妨礙了任得敬網羅親信，獨霸朝政，他曾上書於仁宗，要求廢除學校和科舉取士。李仁孝主張以儒治國，而任得敬則代表的是西夏國內崇尚武力的舊貴族的勢力，他的治國理念與以仁宗為首的夏國新興地主階級以儒治國的思想格格不入。

他主動發動了對西夏金邊境上的莊浪族的戰爭，以此來表明他欲以武力征服天下的理念。與此同時，他開始迫不及待地進行篡權分國的準備工作，公開徵發民夫10萬人營建靈州城，並在他所駐的翔慶軍監軍司修建宮殿，夢想著能與仁宗李仁孝平分天下。

李仁孝對任得敬的政治野心已有所覺察，為了扼制任得敬的私黨勢力，仁宗在設學校、實行科舉的基礎上又設立了翰林院，將一批具有真才實學、廉潔正直的學子任命為翰林院學士。仁宗還將梁元輔、王僉等一大批蕃漢治國人才安置在西夏朝廷的重要官職上。

然而，任得敬倚仗自己是太后的父親，又身居要職，手握重兵，全然沒有把仁宗放在眼裡。他甚至向仁宗提出分國的要求：自己分據靈、夏一帶，李仁孝去瓜、沙一帶為王。面對任得敬的公然挑釁，仁宗求助於金國，他派人赴金國以為任得敬請封為名，向金國通報任得敬的篡權分國陰謀。

金世宗聽了此事說：

“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於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任得敬得知金國拒絕冊封，有了懼怕之心，於夏乾祐元年八月，與他的弟弟任得仁、任得聰等密謀宮廷政變。但是政變被仁宗覺察。

仁宗在金兵的幫助下，採取果斷措施，將任得敬及其同黨一網打盡。至此，在西夏仁宗時期醞釀了近12年的政治危機，以党項新興貴族地主階級的勝利而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