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人都吃什麼”的話題，身為“80後”的中國籃協主席姚明，相信就有難忘的記憶。
1984年，這位未來的“美職籃巨星”，還是個4歲的“小吃貨”。飯量奇大無比：每天要吃兩個雞蛋喝兩瓶牛奶，而且“吃飯離不開魚”。到了稍大一點，飯量更漲得跟“個頭”一樣快，“一頓能吃四塊大排”。雖然以姚明自己的話說“我們家並不窮”，可如此飯量，依然叫當時姚明父母天天發愁。為這“伙食問題”，後來區體校還給姚明每月發了一百元“營養補貼”。多年以後的姚明也感慨說：“我小時候對營養的需求甚至成了家裡的負擔。”
可見，即使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上海，工薪家庭想“上點營養”，錢包都是不富裕。
當然，有些先富起來的城市，那是經常“上營養”。比如作為改革開放“視窗”的廣州：1986年廣州市平均每人每年消費豬肉約26公斤、植物油6。6公斤、牛羊肉4。08公斤。當時的廣州市民，對“吃”更是越發講究，比如1986年中秋節時，廣州市場上以品質優良著稱的“清平雞”，每公斤漲到20元錢，卻依然在節日期間大火，一天賣出1700只。還有每公斤2元的“優質多維營養米”，是年9月一個月裡賣出1800噸……
這種“營養水平”，在今天看似乎不算啥，放在當時，卻堪稱鶴立雞群：1986年的廣州市，市民每人每月基本收入是109元，而在同一年，全國城鎮居民每月的平均收入才76元。廣州居民每月的豬肉消費，比全國平均水平多8公斤，牛羊肉消費多1公斤，家禽消費多9公斤。1987年來廣州“體驗生活”的著名影星楊在葆，走訪了一些廣州工人家庭後，也發出一聲由衷感慨：“相比其他地方，就好像天天在過年。”
放在全國其他城市，“伙食水平”可就差一些了。在《京華時報》2008年的採訪裡，北京市民陳林回憶了1980年時家裡的伙食，當時全家每天的伙食費不到一塊錢，每個星期能吃到一頓豬肉和兩次雞蛋。這在當時的北京，已經算是“高伙食標準”。
1981年，學者章徽考入大學，當時大學食堂裡，素菜多是兩毛錢一份，帶點肉就要三毛錢，一份紅燒大排要四毛錢。看上去價格便宜，但當時中國人民銀行的職員，月工資也只有46元。沾點葷腥？那是十分不易。而放在全國其他城市，作家魚在洋小說《陽光下的迷惘》裡那一句“午飯，又是白白的麵條還有大塊的白菜”，更是許多家庭餐桌的真實寫照。
許多現代年輕人熟悉的快餐，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那更是不折不扣的大餐：1987年11月12日，中國大陸境內第一家肯德基在北京前門開業。當時的北京市民人均收入約89元，而肯德基的一塊普通原味雞，售價就是2。5元，幾乎相當於北京人大半天的工資。但即使這樣，開業當天店裡五百個座位瞬間座無虛席，許多市民在門外雪花裡，排了兩個小時隊在等到位子。之後的好些年裡，北京新人辦婚禮，首選都常是肯德基。一場熱熱鬧鬧的婚宴後，就連肯德基的包裝盒都要被新人帶回家，成為多少北京家庭的“結婚紀念”。
以《經濟觀察報》的感慨，那時候“不少家庭要攢上一個月的收入來嘗一嘗肯德基”，如此價位，自然意義重大。
而比起“吃肉”來，八十年代中國人的另一個“吃飯問題”，就是“吃菜難”。由於地域與季節的限制，哪怕在北京，冬天可供應的蔬菜依然非常少。還是在2008年《京華時報》對北京市民陳林的採訪裡，那時“冬季的北京，桌上的主角永遠是大白菜、土豆、蘿蔔、白薯。”這種“餐桌風景”，當時也遍及冬天的北方城鄉。“冬天儲備大白菜”更是多少“80後”的童年記憶。
比如“童年大王”鄭淵潔創作於上世紀80年代的代表作《309暗室》裡，那一句“每當爸爸媽媽看到自己的孩子守著一座金城吃熬白菜而毫無怨言時，他們就確信皮皮魯和魯西西是兩座金山”。說的是皮皮魯魯西西的童話奇遇，卻也是多少孩子們“吃熬白菜”的生活。
不過，比起城市裡的餐桌來，放在縣城以及農村，“上營養”就更不容易。作家劉紹棠那篇被編入教科書的散文《榆錢兒》裡，描述了自己家鄉通縣農村，在上世紀80年代初的生活變化。文中那一句“1982年更有酒肉了”，曾叫多少“學生黨”們上著課流口水。但其實在那時，縣鄉地區的家庭想“有點酒肉”，也並不容易。
比如1983年，未來的著名作家阿來，還是四川省馬爾康縣中學的一名教師。暑假時接到了一個“自治州筆會”的邀請，還不懂啥叫筆會的他，一聽說這次筆會可以“每天交八毛錢管三頓有肉的飯”，立刻毫不猶豫交錢參加，因為“那會三頓有肉就很不簡單了”。然後，就這麼在筆會上靈感大發，寫下了處女作《振響你心靈的翅膀》，走上了文學之路……
縣裡尚且如此，農村當然更可以想。
雖然中國各地農村的收入水平不同，但一直到1986年時，中國農村的人均年收入也只有462元。華北地區的農民收入575元，最高的華東地區也只有610元。比起城鎮收入來，還是要差不少，想要“吃好”，當然也更不容易。
以上世紀80年代末，中國人民大學學者劉成玉的統計，1981年到1987年，當時中國農村人均消費的肉食數量，只有城市人均消費量的百分之五十二，鮮蛋消費量只有百分之二十六，食用油消費量是百分之六十六，魚蝦消費量更只有百分之四十。城鄉的差異，反映在餐桌上十分明顯。
但對於當時的農村來說，這樣的水準，已經是在大踏步前進。1988年，學者李慷在湖南省常德市桃源縣蹲點，親眼見識了改革開放十年來農民生活的變化：以當地南竹村支書的話說“肉比過去吃的多了”。改革開放前，村裡農民每年也就殺30來頭豬。到1988年春秋時，村民們竟一口氣殺了160頭豬，每家能做100斤左右的燻肉，一口氣能再吃大半年。甚至“肉吃多了，水菜也少吃少種了，農民嘴巴也刁了。”
這位書記的描述，也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廣大農村地區“餐飲生活”的縮影：農民們每年節衣縮食，通常都是到過年時才“放開了吃”。同樣是以學者劉成玉的估算，許多地區農民在春節20天的肉食消費量，竟佔到全年肉食消費量的近一半。這看似“枯燥”的數字，卻是那個時期，無比熱鬧的農村春節，是多少生在農村的“80後”朋友們，記憶裡揮之不去的“年味”。
不過，雖說“上營養”不容易，上世紀八十年代，也確實是中國人的飲食結構，在大幅度改變的時代。每年的飲食消費裡，肉菜蛋的消費比重都在增長。即使是“吃的不如城裡”的農村，1987年中國城鎮的人均牛羊肉消費，比1981年增加了2公斤，而1989年的中國農村，農民人均消費的肉食，也比1981年增加了5公斤。
同樣是關於“吃”，上世紀80年代末，更有一件關乎千家萬戶餐桌的大事：
1988起正式啟動的“菜籃子工程”。不到五年時間，中國就建起了八千多個農副產品市場和八萬多個城鄉集貿市場，昔日“單調”的集市上，雞鴨魚以及各類蔬菜突然多了起來。昔日的“冬季三寶”大白菜、土豆、蘿蔔，冬天“只吃熬白菜”的日子，都在漸漸遠去。中國人，就這樣越吃越好，甚至1987年“廣州天天過年”的生活，也漸漸變成大多數國人的日常……
那些曾經難忘的“八十年代伙食”，那“越吃越好”的歷程，就是改革開放的中國，一個無比生動的註腳——越吃越好的中國人，一定會越來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