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潮突襲而來，“城中村”、在建工地等防寒防凍重點區域以具象畫面呈現於市、區、街鎮各級城運中心的大屏上，成為上海這座超大城市識別風險的敏銳觸角。

“數智”賦能，也延迭出新思考——城市治理能否從事後快速處置，轉變為事前精準推演，由此實現防患於未然？昨天，在主題為“推動數字化轉型，賦能高質量發展”的上海2022參事國是論壇上，這一話題成為與會專家學者和業內人士的聚焦點。

有專家認為，基層社群有應用場景、有會用數字工具的年輕社工，但有時面臨無“數”可用的情況。迴應基層實戰中的求“數”若渴，關鍵在於加強公共資料的分類授權開放，同時培育完善多層級、多樣性資料要素市場。由此，讓資料用出價值、用得其所。譬如，在突發事件中，透過數字應用精準推演各類隱患，把握超大城市“生命體徵”，精準研判風險、提出預案。

率先探索“三權分置”，解決“資料確權”

在城市全面數字化轉型的當下，加大預測性分析、指導性分析是大勢所趨。這不僅需要精準推演可能發生的風險，還要提前給出可選擇比較的預案，智慧輔助城市精細化治理決策。 ▼下轉第六版

（上接第四版）

上海資料集團有限公司總裁朱宗堯發現，在“兩張網”實踐探索中，目前90%的資料仍集中於描述性分析。大多資料分析仍停留於“過去時”，城市管理者因此只能盡力縮短風險處置的時間。而預測性、指導性分析，則不僅要看過去，更要橫向看他者、縱向看未來，這對“資料原料”提出了更高要求——即跳脫單一來源，全面挖掘海量資料，吸引更多社會力量參與。

朱宗堯認為，想要激勵市場主體開放自有資料，首要前提是解決好“資料確權”。長期以來，關於資料所有權的爭端尚無明確定論。平臺購物、打車出行，這類資料究竟歸屬個人還是平臺？學界、業界對此觀點不一。在相關地方立法的支撐下，上海率先探索新模式——“三權分置”。簡單來說，就是資料資源持有權、資料加工使用權、資料產品經營權分置的產權執行機制。“其體現了分類分級的理念，是實踐中資料確權的可行路徑。”與會專家表示。

一方面撬動社會參與，另一方面也需加大政府公共資料開放層級和力度，更好賦能城市治理。“不缺工具，缺原料”，一句話描摹出年輕基層社工的求“數”若渴。不少基層社工反饋，雖然目前資料開放量逐年增加，但質量還有待提高，“開放的資料往往價值不大，有價值的資料又因各種原因很難開放”。

建設好資料市場，期待湧現更多“數商”

邁入數智時代，可選擇的多樣預案，不僅面向城市管理者，更要體貼服務於市民群眾。

上海資料交易所總經理湯奇峰以隨申行智慧交通科技公司舉例說明。該公司旗下沒有一輛公交車，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有形資產”。但藉由打通不同交通出行企業的資料庫，並進行深度加工分析，該公司推出了“一碼通”，集成了公交、軌道交通、輪渡、計程車等全交通要素。市民也可一鍵展碼、一路通行，生活更便捷高效。

這些資料還能互相疊加，形成不同的新資料產品和服務。譬如，本月在上海資料交易所掛牌的“城市智慧泊車”資料產品，就是隨申行在掌握公共停車場資訊的基礎上，透過深度清洗和衍生加工計算研發出的。

湯奇峰認為，在資料時代，湧現出了一批像隨申行一樣的“數商”。他們雖無實體支撐，卻透過資訊科技加工，形成了一批惠民利民的高價值資料商品與服務，生動詮釋了資料時代之於城市生活的積極意義。

“大量資料的價值尚未充分挖掘，目前資料應用僅處於初級階段”，不少專家學者認為，想要更好地用“數智”解碼超大城市“生命體徵”，還需加快構建起多層次、多樣化的資料要素市場，加快資料流動和產品創新，以更豐富的資料產品服務，為超大城市風險預判、方案供給提供有力抓手。有專家坦言，資料要素市場的構建，除技術發力外，還需更多企業主動作為。當下，部分平臺型企業資料交易意願不強，手握核心資料的運營建設類企業也因資料安全顧慮重重。下一步，需嫁接起更多安全的“資料管道”，讓高敏感、高價值的資料在交付環節實現“可用不可見”，讓政府、企業、個人等主體願用、愛用。（王嘉旖）

【來源：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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