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明末清初時期，西方傳教士作為最主要的傳播媒介，率先拉開了歷史上“西學東漸”的序幕。
新航路的開闢：西方文化輸入的起始時間
在達·伽馬（Vasco da Gama）開闢連線東西方的新航線之前，由於二者相距遙遠，不僅有著高山、戈壁以及大海此類難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又有強大一時的奧斯曼帝國阻隔了兩地的陸路交通，因此這一時期的西方人對於中國及中國人的瞭解基本侷限於馬可·波羅所作的《馬可·波羅遊記》一書。然而，隨著十五世紀末期（1498年）直航亞歐的新航路被開闢，西方人的潛意識裡從此對世界地理有了一個較為全新的認識，而與此同時為了探索東方文明古國的奧秘以及追求經濟上的刺激，大批的探險家和商人們不惜遠涉重洋叩響中國那尊古老而又厚重的大門。當然，在這其中也包含了那些虔誠的傳教士們。
史乘記載，最先來華的傳教士是西班牙人方濟各·沙勿略（S·Francis Xavierius）。作為首批傳教士中的一員，方濟各·沙勿略懷揣著教會賦予的使命來到位於東方的印度、日本等地傳教，然而轉輾來到距離廣州30餘里的上川島，最終不幸病死於此。
或許冥冥之中真就存在著某種難以剖解的定律，就在方濟各·沙勿略去世的同一年，一位義大利籍的嬰兒降臨人世，他便是後來在清朝初期科學及天文學等前沿領域叱吒一時的利瑪竇（Matteo Ricci）先生。
傳教士：“寶劍”與“學術”之間的抉擇
繼方濟各·沙勿略來華傳教失敗後，又有一批西方傳教士啟程並踏上了中國的土地，如巴萊多（Melchior Nunez Barreto）、培萊恩（Franciscus Perez）以及範禮安（Alexander Valignani）等人。遺憾的是，儘管這些人的運氣比方濟各·沙勿略略好一點（沒落得個客死異國他鄉的下場），但終究還是沒能逃脫被統治者拒之門外的宿命。熟悉這段歷史的讀者應該清楚，明末清初時期的東南沿海地區由於正處於對外禁海階段，導致在此期間對西方文化的輸入有著一定的阻滯作用。而另一方面，中國作為一個擁有著極其悠久的歷史以及璀璨文明的古國，長時間的自信致使其在外來文化的衝擊面前多少存在點蔑視心裡，故而產生對西方文化發自內心的本能抵禦，這一阻滯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講是要遠大於禁海政策的。
但也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的中國人對“十字架”抱以不認同和不接受的態度僅是阻礙傳教士傳教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則是在中央集權機制下的封建王朝，如若未得到上層統治者的應允，在很大程度上是很難將傳教工作進行下去的，甚至傳教士們連自己的人身安全都無法得到相關保障。因此，這一時期也曾有不少人提出過對中國的勸化工作訴諸於武力，如相關資料記載：
倘中國皇帝過於執拗，故意禁阻傳教工作，儘可借軍隊之力，取消其治國權。
與“武力傳教”相反的主張是“學術傳教”，這也是方濟各·沙勿略多年在東方傳教工作的經驗總結。所謂“學術傳教”，說白了便是先要讓中國人對西方和西方文化產生髮自內心的好感和渴望，再圍繞著這些好感和渴望展開下一步的傳教工作。資料記載：“傳教必是獲華人之尊敬，最善之語，莫若漸以學術收攬人心，人心即附，信仰必定隨之”指的便是這個意思。
也或許這些主張“學術傳教”的傳教士們看清了當時以“華夷秩序”為主導的東方局勢，他們心裡十分明白，中國是一個能夠轉移遠東局勢的國家，若能以某種恰當的方法將中國勸化，其它周圍鄰國也必定受中國的影響，自動接受勸化，而簡單直接的“武力”斷然不會是一種恰當的方式。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歐洲教會陷入了一種尷尬的處境，即：究竟是哪以“武力”還是以“學術”作為入華傳教的基本策略。
打個不是很恰當的比方：16世紀，在“一手拿聖經，一手拿寶劍”和“一手拿聖經，一手拿學術”之間，歐洲教會必須要做出最後的抉擇。
最終，他們在二者之間選擇了後者，決定用科學知識作為來華傳教的手段。
身份：由“西僧”到“西儒”的轉變
事實上，來華的傳教士們最早是以“西僧”自稱的。
由於當時中國的地方官員（傳教士最早接觸的是地方官員）並不清楚傳教士與和尚之間的區別，因此將來華傳教的傳教士們一度視為中國的和尚，並贈與其僧服。而作為無任何來華經驗的傳教士們因對彼時中國文化的瞭解十分匱乏，以至於誤認為以僧人的身份可以快速適應中國的環境，並得到當地人們的尊敬，從而能夠相對輕易地開展勸化工作。因此，這一時期來華的傳教士們多以“西僧”自稱。
然而，令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僧人”的身份似乎並不會引起上層統治者對他們產生由衷的敬意，反而那些透過傳統的科舉考試進入國家統治機構且身穿儒服計程車大夫們在當時的大環境下更容易受到人們尊敬，也享有更高的社會地位和特殊權益。基於如此，為了儘快融入中國社會，他們的身份開始由僧人逐漸過渡為通曉儒學計程車大夫。因而，這一時期的傳教士們又以“西儒”自稱。
當然，想要在中國這一複雜的環境下完成“西僧”至“西儒”身份的轉變，傳教士們還有一段路要走。為了以最快的速度走完這一段路，他們採取了一系列符合中國本土士大夫氣質和特色的措施，如穿著儒服、研究儒學、尊崇孔子等等。
事實證明，這些傳教士們最終順利地完成了由“西僧”到“西儒”身份的轉變。
“學術傳教”：結交上層統治者的“墊腳石”
透過學習和研究儒家文化等應中國社會背景需要的方式開展傳教工作的同時，這些傳教士們還採取了積極的“吸引”策略，即以西方較為先進的科學技術、人文思想去吸引當時中國計程車大夫階層，以便增強這一時期的人們對西方國家及其文化的認知，從而進一步展開傳教工作。
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傳教士們也逐漸發現相較於純粹的宗教理論，西方的科學技術在中國更加受到人們的青睞，如天學、數學、地理學及火器製造等方面。眾所周知，彼時的中國在科學技術領域雖有所發展，但祖宗留下來的“四大發明”顯然已不足以滿足這一時期國家的各方面需求，因此，當這些西方傳來的“高科技”被傳教士們一一展現在人們的眼前時，充滿需求的眼光便會慕名而來，而在此期間向人們的腦海中輸入“十字架”的思想也就再適合不過了。在這裡邊除了包含普通計程車大夫階層外，還有那些渴望得到火器製造技術及天學研究技術的統治者們。舉個最明顯的例子：清朝初期的一場“曆法之爭”，讓湯若望一舉成為清代欽天監舉足輕重的人物。
結交上層統治者的成功，從某種意義上講便是這些傳教士們在華開展傳教工作的第一步的成功，此舉不僅奠定了“十字架”在中國日後的地位，同時也間接印證了當初以方濟各·沙勿略等人為首主張“學術傳教”策略的成功。
結語：
時至境遷，不可否認的是儘管明末清初時期西方傳教士們打著“學術”的幌子來華傳教，但從促進中西方文化交流和中國科技進步的角度上來看，它所帶來的積極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正如英國著名科學技術史專家在其著作《中國科學技術》當中所講的那樣：
在文化交流史上沒有一件和17世紀傳教士那樣一批歐洲人的入化相比，因為他們充滿了宗教熱情，同時又精通隨歐洲文藝復興和資本主義興起而發展起來的科學……即使說他們把歐洲的科學和數學帶到中國只是為了傳教目的，但由於當時東西兩大文明仍相互隔絕，這種交流作為兩大文明之間文化聯絡的最高範例，仍是永垂不朽。
然而，令人真正遺憾的是，這些由傳教士不遠萬里傳來的西學知識並沒有完全引起清朝統治者的重視，甚至一度被當作為刺激封建統治秩序的“奇技淫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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