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宋代，國外許多漢學家、史學家都極為推崇，稱之為“中國最偉大的時代”（費正清）、“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國家”（史景遷）、“最令人激動的時代”（墨菲）、“當時最先進的國家”（謝和耐）等等。這些老外的讚美之辭，令我們這些大宋後人深感鼓舞與驕傲。可是我們也要冷靜地反思一下，何以在多數國人眼中，宋朝的形象並非如此。千古流傳的《楊家將》、《岳家將》都有一種悲壯的旋律，陸游、辛棄疾的詩詞，總帶著望不到盡頭的無奈。

為什麼中西視角有如此大的不同呢？

在國際上湧現了一批又一批研究宋史頗有建樹的漢學家，包括日本的宮崎市定，斯波義信，西方的謝和耐等，他們能夠以較中立的民族立場來審視宋朝，更多選取文化進步與商業發展的視角。

的確，在少了很多民族情緒干擾的情況下，他們並沒有把很多精力投放在邊疆與民族上，而是細緻入微的考究其諸如宋朝的制鐵，釀酒，土地制度的沿襲與變革，坊郭戶的藝術情趣和生活品味，甚而關心起宋代與近代的相關性與相似性。

再者，我國的學人由於五四以來形成的激進歷史觀和文化觀，機械的把中國政治史的發展過程概述成為專制的一步步加深的過程，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客觀的。在宋朝來說，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雖然確實在不斷強化和完善，但是與此同時也形成了不少力求限制君主權力的施政程式，官僚士大夫在與皇帝不斷打交道，搞政治博弈的時候，逐漸織成了一張約束君主權力的羅網，使得君主的施政和賞罰不斷走向透明化和程式化。

這些點都充分的被海外漢學家所關注和研究，他們也許不能像我國學者一樣打通古今脈絡，從更宏大的視野來解讀宋朝，可卻能在某個要點上合理的使用和發揮西方學術理論，取得比我國學者更加有價值的研究成果。

和受到儒學影響的中國史學家不同，美國人非常看重中國史學家不看重的經濟和科學，恰好宋朝的經貿是十分發達的。活字印刷，指南針，航海術在兩宋都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是以美國人當然推崇這樣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