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文化的現代化思考/每週三更新/博芒特（撰文）|
書接上文：與權力抗爭還是服從？這就是東西方教育起源的最大差異
4、先選擇‘’活下去‘’
前文中所說的，中國的教育系統是非常獨特的。中西方在上古時期的狀態是很類似的，無論是蘇格拉底伊壁鳩魯還是孔子老子，都產生了透過樸素的觀察和簡單的辯證來探索世界本質的嘗試。但是西方後來發展出了現代教育體系，而中國的教育體系和官僚系統融為了一體，不能簡單的把原因歸於秦時焚書坑儒以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和科舉，但中國古代的政治體制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本身的研究是汗牛充棟的，在我們的研究中並不需要展開，不妨讓我來粗暴地總結一下，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演變是不斷強化集權的過程，是不斷降低決策成本的過程，是不斷強化決策的執行而弱化決策的制定的過程。這些總結在學術本身是不夠嚴謹的，但足以支撐我們眼下的研究了。
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簡單可以一分為二，即所謂先秦和秦以後。宋人歐陽修曾言，‘’秦既誹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
所謂秦制，有兩個最大的特徵，第一，是弱化血統統治，強調從平民中選拔官僚作為政權的骨幹力量和政治基礎。第二，形成皇權與民權對立的二元論，將官僚集團用作從國民中攫取資源的渠道。
首先，這樣的政治制度並非中國古代特有，但是古代中國乃至近現代，對於這種政治制度的依賴是最強的。西方也曾經出現過這樣的體系，但是很快就被拋棄了。這裡面我們可以用自然資源選擇論或者地理決定論來解釋，但是這都不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內容，總之，我們的歷史選擇了這樣的制度。
秦制的萌芽成型，與西周封建體制的衰落崩潰大略同步。它的基本理念，至晚可以追溯到《管子》。這本書記載了這樣一種政治理念：
‘’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 故塞民之羨，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 大意是：財富的流通渠道必須單一，必須由政府控制，也就是‘’利出一孔‘’，不能讓民眾有多餘的錢，不能讓他們有其他發財的渠道。政府做到了‘’利出一孔‘’，就可以‘’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恩賜與剝奪、貧困與富有，全由政府、君王決定，民眾才會視官府為日月，愛君王如父母。根據秦政治制度的特點，既然皇權與民權成為了對立的二元論，那麼皇權為了弱化民權，就必須致力於消滅一切有能量的人與組織（包括控制人的自由意志，消滅官僚集團內部的‘’朋黨化‘’），追求一種散沙化與原子化的扁平社會結構。將‘’民‘’的狀態維持在矇昧和麻木，成為一種工具，是對皇權最有利的狀態。
但真正決定了秦制的誕生的，是商鞅和他的商鞅變法。秦國致力於消滅諸侯。秦的民眾存在的目的，就是提供人力物力。按《商君書》的說法，要讓這種添磚加瓦暢通無阻，首要就是消滅‘’六蝨‘’。
‘’六蝨‘’的概念，見於《商君書。靳令》，具體是指這六種東西：禮樂、詩書、修善孝悌、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國貧而務戰，毒輸於敵，無六蝨，必強。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有六蝨，必弱。‘’（《商君書。靳令》）
大意是：國家貧窮多搞擴張戰爭是有益的，既可以損害敵國，也可以保證本國沒有‘’六蝨‘’，國家必強；反之，如果國家富足卻不對外擴張，民眾生活安逸了，就會追求詩書禮樂，就會講究孝悌貞廉，就會倡導仁義反對戰爭，‘’六蝨‘’全跑了出來，國家必弱。
商鞅的變法邏輯裡，還有一條叫做‘’國富而貧治‘’。原話是這樣說的：
‘’民貧則力富，力富則淫，淫則有蝨。故民富而不用，則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則農不偷。農不偷，六蝨無萌。故國富而貧治，重強。‘’（《商君書·弱民》）
大意是：民眾貧窮，就會有求富的上進心（力富）；富有之後，就會有多餘的想法，追求多餘的東西（淫），然後國家就有‘’蝨‘’，就不能強盛。所以，民眾富裕了沒地方消耗，就該設計制度，促使他們拿出實打實的糧食來換取爵位。他們重新陷入貧窮，就不會怠惰農業耕作，精力全在農業耕作上，就不會有多餘的想法，追求多餘的東西，‘’六蝨‘’就不會產生。這種讓國家富有、讓民眾保持貧窮的治國方法，可以讓國家強上加強。
也就是說，商鞅主張將民眾控制在最低限度的溫飽線上。
上面這段話裡的‘’蝨‘’，前文已經說過，指的是禮樂、詩書、修善孝悌、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這六種基礎文明。至於‘’淫‘’，《商君書·外內篇》中有一段解釋：
‘’奚為淫道？為辯智者貴、遊宦者任，文學私名顯之謂也。‘’
‘’淫‘’的本意是多餘的東西。按商鞅的理解，‘’淫道‘’包括了靠辯智得到富貴、靠遊宦進入體制、靠文學獲取個人名聲。也就是說，只有靠軍功和耕作來獲取社會地位是正道，其他靠智慧、靠人脈資源、靠學識來提升階層的做法，都屬於邪道，都對國家有害
將國家與民眾對立起來，強調國家的富強必須建立在民眾的愚昧與貧窮之上，這是商鞅變法的核心理論。民眾越弱、越愚昧，國家就越強、越穩定，這是商鞅變法的核心邏輯。
‘’民愚則易治也。‘’（《商君書·定分》）
——民眾越愚昧，越容易治理；
‘’（民）樸則弱，淫則強；弱則軌，淫則越志；弱則有用，越志則強‘’（ 《商君書·弱民）
——‘’樸‘’是‘’淫‘’的反義，沒有知識、沒有人脈、沒有溫飽之外的追求之意。
這句話的意思是：民眾甘於‘’樸‘’就弱，追求‘’淫‘’就強；民眾弱，就安分守己，民眾強，就會逾越本分對抗政府（越志）。
商鞅之後，將弱民、貧民、愚民之道進一步具體化、使之具有強烈可操作性的人，是韓非子。與商鞅一樣，韓非子也是反智的。他曾說過這樣一段話：
‘’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痤則寖益。剔首、？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修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併力疾鬥，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人，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韓非子。顯學》）
大意是：民智這東西，跟嬰兒的心一樣靠不住。給嬰兒剃頭剖創，是為嬰兒好，但被慈母抱在懷裡的嬰兒，並不知道自己受的這一點點小苦，將給他帶來很大的好處，所以啼哭不休。陛下勒令民眾去墾荒，他們認為太殘酷；制定重刑峻法，他們覺得太嚴厲；徵收賦稅錢糧，他們認為太貪婪；要他們都去服兵役，他們覺得太暴虐。這些政策，都是為民眾好，但民眾全都不領情、不高興。以前的大禹、子產，也有過類似的遭遇。所以，民智這東西‘’不足用‘’，沒有價值，沒有尊重的必要。
在《忠孝》篇裡，韓非子還發過這樣一番感慨：
‘’古者黔首悗密蠢愚，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儇詗智慧，欲自用，不聽上。‘’大意是：上古之民好糊弄，鼓動幾句就去流血流汗；今天的民眾有了‘’智慧‘’，只會為自己的利益盤算，不肯聽從官府的命令。
如果說商鞅只是提供了一種觀點，那麼韓非子進一步強化了執行層面的具體方法。在《五蠹》、《六反》等篇章裡，韓非子建議，應該對民眾實施改造。具體的改造方法如下：
先秦諸子講學
首先，有五種人需要被清除。
這五種人是：學者（約相當於儒家）、言古者（約相當於縱橫家）、帶劍者（約相當於遊俠）、商工之民（商人和從事各種技藝的人）和患御者（約相當於食客或者權力掮客）。
這些人或聚眾講學，或遊走各方，他們有知識、也有資源，還懂得體制的運作邏輯，對秦制國家是有害的。韓非子把他們合稱‘’五蠹‘’，五種會蛀蝕樹心的蟲子。
經典的門客故事
其次，有六種人需要被教育。這六種人是：畏死遠難之人、學道立方之人、遊居厚養之人、語曲牟知之人、行劍攻殺之人、活賊匿奸之人。
若僅從‘’畏死遠難‘’這些形容詞來看，上述六種人似乎確實算不得好人。但要注意的是，‘’畏死遠難‘’這些字眼，只是韓非子個人的價值判斷。似乎是為了讓執政者可以更便利地分辨出這六種人，韓非子在文章中，還留下了普通民眾對這六種人的價值判斷。他們依次是：貴生之士（珍惜自己性命的人）、文學之士（追求學問的人）、有能之士（大略相當於能出門遠遊謀生的人）、辯智之士（大略相當於能用智力口才謀生的人）、磏勇之士（大約相當於能提劍殺人者）、任譽之士（相當於敢違逆朝廷禁令收容犯人者）。
基本上，在秦之後，除了漢初實行修養生息政策，短暫的對秦的政治理念進行矯正，在漢中期以後，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是朝著這一個方向急速狂奔的。
這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和我們現代文明的審視眼光的是截然相反的，但是如果我們要考慮到，人類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才產生生產力的飛躍，在此之前，人類的生產力是遠遠無法滿足人類生存的需求的。秦的政治體制，雖然本身的目的是強化皇權，但是客觀上也的確有降低決策成本提高決策效率降低整個社會執行成本的作用。我們通常會說中國幅員遼闊地大物博，但是世界上古代中國所處的地理位置，是一個礦產非常匱乏，原生農作物種類單一，且生長條件並非頂級的地理位置。如果我們假設不存在回溯的上帝視角，單單從決策的路徑上，面對未知的未來，西方選擇了透過激進的發展科學道路，而古代中國選擇了保守的降低社會成本道路——這並非皇權的選擇，而是整個族群的選擇，這對於整個族群的生存來說，都是可以理解的。這種選擇，保證了我們的民族的超強生存能力。
但是從現代化的角度來說，古代中國選擇的道路，是和科學的產生和現代化的程序南轅北轍的。
作者博芒特，古早《日本近代史》系列和《教科書批判》系列的作者，炸號重生。博芒特，一個Ph。D。，一個不可知論者，一個想要意識到觀察者可能到來卻發現時間來不及的塌縮態Alien，塌縮之後質量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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