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謠》（王堯著，譯林出版社2021年3月版）的發表，為讀者和當代中國小說帶來一個內涵頗為豐富的“王厚平”文學形象。這個文學形象具有小說人物、敘事者和作者三種身份/屬性。小說多重文字結構和第一人稱敘事視角，是形成這種複雜文學形象的主要原因。

在傳統的現實主義創作中，性格形象是藝術表現的中心，它往往由作家透過典型環境塑造，而情感和心理描寫只是塑造形象的一種表現方式。《民謠》表達了作者對現實主義的一種新理解，它在藝術形象、結構內容、小說語言等方面，為作者的新“小說革命”做出了文字上的實踐。這個文學形象以“我”的方式出現，既是一位早熟、情感豐富、嚮往革命的少年，也是一位成熟理性的中年敘述者，同時又是被賦予真實情感和經歷故事的作者。書中運用“意識流”等現代小說技巧，使人物與意象、環境融為一體，大大擴充套件了作家的情感表現張力；讓物理時空與心理時空相互交錯，建構起雙重時空的四維文字環境，讀者由此進入沉浸式的閱讀場景。

王厚平身上的情感是複雜多重的，“他”有過理想和堅定，有過迷茫和焦慮，有過成熟和篤定。“他”的身上流淌著故鄉清澈的河水，閃爍著記憶斑駁的陽光，也散發著歷史中“麥子的黴味”。村莊和小鎮的疊影畫出“他”性格的底色，傳統與現代的碰撞匯成“他”思想的河流，“他”帶著歷史與記憶走過半生，終於譜寫出一曲悠遠動人的民謠。

小說借鑑《莊子》的結構，主要分為三部分——四卷主體、《雜篇》和《外篇》。主體部分運用小說語言敘述少年的家族史、革命史；《雜篇》摘錄具有20世紀70年代語言特徵的15篇文章，用敘述者當下的語言進行註釋。《外篇》用另一種語言對小說卷三中“圍湖造田”的故事進行敘述。小說人物、敘述者和作者由此建構起多重身份的文學形象，讓讀者在走入小說結構的同時，亦走進王厚平形象的多重幻影之中。如果說文字結構是人物形象建立的基礎，那麼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就是王厚平形象獲得多重身份的直接原因。“我”的視角和身份在蒙太奇般的電影語言中不斷頻閃、切換，串聯起不同的故事片段。“我”是現在時的，正在收集著一切關於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感覺，“我”把異質的時空和意象溝通搭建，構築起一個“心理環境”下的典型人物形象。

小說四卷主體內容圍繞少年王厚平參與江南大隊編撰隊史這一核心事件展開，由此引發主人公對於外公革命史和奶奶家族史的追溯。少年王厚平自幼投身革命生活，他渴望入團和入黨，想在大隊寫隊史的工作中不斷歷練自己，為革命事業作出一番貢獻。1972年，他參與到學大慶和學大寨的現代化程序中，但是當石油勘探隊帶著現代文明的號角進入村莊，少年思想上的矛盾也隨之出現：此時的王厚平回憶起奶奶箱子裡的老物件，發覺這些“腐朽”的東西也曾代表著舊時代的現代文明；而外公反對“圍湖造田”的聲音，又讓少年看到革命者身上也會有某種傳統與守舊。

在小說前四卷中，作者還特別書寫了少年王厚平在成長過程中經歷的兩種閱讀：一種是大隊生活中閱讀到的許多革命書籍；另一種是在李先生、舅爹、表姐影響下閱讀的傳統典籍和現當代文學經典，這是啟蒙少年全新世界觀的開始。這兩種截然不同的閱讀經歷，深刻影響著少年王厚平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同時也見證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知識分子的閱讀史和成長史。

《民謠》敘述者以40多歲的中年人形象出現，反映了一位20世紀50年代末出生的知識分子，對於家族變遷史、重大歷史事件和現代化程序看法的心理轉變與深刻反思。敘述者在小說前四卷運用回憶散文兼自傳特點的抒情性語言進行書寫，讓讀者看到了一位敘述者眼光“重審”下的少年形象。敘述者在小說《雜篇》部分的努力，在於為十五篇充滿“時代話語”的文章所作的註釋。在《外篇》部分，敘述者只出現於開篇介紹之中，它是對《民謠》主體內容的補充和說明。而對於小說作者來說，《外篇》恰恰是一種“真實的虛構”。

王厚平文學形象立體可感的原因在於，作者將自身情感特徵、人物經歷無所保留地灌注到虛構人物的創作中，化虛構為“真實”。早在《民謠》完成之前，作者就已從事數十年的學術創作與散文書寫。2020年，他在《雨花》雜誌“時代與肖像”專欄刊登系列散文12篇。這些回憶性質的散文描繪了作者故鄉的“眾生相”。其中，外公、奶奶、李先生、表姐、朵兒和“我”的形象都在小說中被重新還原，而王厚平這一人物形象也被承載著作者的真實經歷，無論是幼名王厚平的直接賦予，還是成長經歷毫無保留地再現，都讓我們再次看到一個奔跑在陽光下的、用疼痛來記憶的少年。

如果說散文創作只是作者回憶的碎落片段，那麼《民謠》就是將這些碎片串聯在一起的“地圖”。正如作者在創作談中所說：“有一天，當你覺得你可以把現實這個龐然大物挪開時，記憶就在龐然大物的縫隙裡生長出來。”可見，王厚平文學形象的誕生，就是不斷生長的記憶和作者重新記憶後的自己。

王厚平文學形象可以劃分為虛構人物和作者兩種屬性/身份，而在虛構人物內部，又可根據人物在小說中發揮的不同功能，分為故事人物和敘述者兩種屬性/身份。這一文學形象（符號）結構類似於法國學者羅蘭·巴特所提出的“神話學”中的“兩種符號學系統”。少年王厚平是小說中的故事人物，構成形象中的第一層能指，而成年後的小說人物擔任著故事敘述者的身份，構成第一層所指。以上這一對能指與所指共同構成虛構人物王厚平，併成為文學形象下的第二重能指，而作者王厚平（王堯）由於建構起虛構人物，成為第二重所指。以上這一對能指與所指，共同構成了虛實相生、完整的王厚平形象。

《雜篇》將第一層能指與所指的關係很好地展現出來：“初中升高中考試，作文題是‘讀書務農，無上光榮’，我在作文中真誠地說，我想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個態度和小說裡的‘我’不太一樣。”作文中的“我”是故事人物中的少年，是成年後的“我”的能指，正是這一層能指與所指關係構成了虛構人物王厚平的思想轉變。虛構人物王厚平在文學形象的第二層關係中佔據了主要部分，但是作者形象的融入不可或缺，它為文學形象注入真實可感的靈魂，併為小說書寫虛構人物能力之外的細節。因此，作為所指的作者與作為能指的虛構人物共同完成小說的敘事任務，促成王厚平文學形象完整性格內涵的形成。

在王厚平這一文學形象中，每種身份/屬性都是不同的“你”和另一個“我”。他們獨立地分屬在幾個平行世界：少年王厚平在小說中屬於特殊年代，成年王厚平在小說中屬於當下的時代，而作者王厚平（王堯）則屬於文字之外的現實世界。同時，不同形象身份之間在思想上經歷著不斷碰撞。少年王厚平相信革命鬥爭的絕對正確性，但已漸漸萌發出“人性論”的思想；敘述者王厚平在對歷史批判性的思考時與少年的自己進行思想對話。作者則隱匿在小說文字之外，透過虛構人物不同身份之間的思想碰撞，來完成自己心中不同思想的對話。

此外，作者也在文字之外與小說人物進行著思想上的對話。“我讀自己的初稿時，最初的感覺那個少年好像是我，再看又不是。我和他模糊了，我已經不知道是他影響了我，還是我影響了他。”虛構人物王厚平既承載著作者的思想，又在作者創作的過程中“站立”起來，與其不斷對話。虛構人物與作者之間正是透過彼此獨立思想的碰撞，完成了對於《民謠》深刻思想主題的傳達。

身份視角的轉換帶來時空的轉換，而時空的轉換帶來不同思想間的碰撞。正如本雅明所說：“再記憶的任務是‘拯救失敗的東西’，救贖不是與未來的切面的關係，而是當下去完成曾經被我們加以拒絕的東西的可能性。”《民謠》或許從不是一場“王厚平”面向未來的寫作，而是他希望藉著“再記憶”，對“當下的過去”進行重構。救贖或許從來就不是面向未來的，而是透過書寫來挽回那些不再重來的歷史與自己。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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