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臺諫制度”其實應當算是較為完善的一種監察、諫言系統，不過到了秦檜這種人的手中，反而淪為了排除異己、打擊報復的一種有力武器，甚至連威脅到自己的黨羽也不放過。而其所採用的方式，便是透過臺諫官員以“莫須有”的罪名進行對其進行誣告，然後想方設法的坐實，從而實現自己的目的。

在宋朝之前，“臺”官和“諫”官是各有所司的，通常以負責監察糾彈的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等稱為臺官，而將負責諫言的諫議大夫、拾遺、補闕、司諫、正言等稱為諫官。而到了宋朝之後，臺諫開始合一，兩者事權混為一談，諫官也有權對百官進行監察。

《宋史》有載“宋之立國，元氣在臺諫”，朝廷決議政事，臺諫擁有否決權；君主又過失，臺諫可以予以制止；百官犯錯，臺諫可以予以批評彈劾。可以說，宋朝的臺諫制度適用於選拔官員、議論政事、監察百官各個方面，而且對君權和相權都擁有獨立的監察權力。可以說，這是一套極為完善的監察、諫言系統。

而宋朝的文武官員，一直以來也都嚴格遵循著這套“臺諫制度”。凡是被彈劾的官員，不論官職多大，都會主動“停職待參”，如果真的查出問題，那麼不論問題大小，這些官員均會“自請軍州”，也就是主動申請降職，調到偏遠地區任職。反之，一旦發現被彈劾官員沒有問題，那麼臺諫官員同樣也會“自請軍州”，降職到偏遠地區。這可以說是雙方都遵守的一種遊戲規則。

同樣因為如此，這些臺諫官員一旦被權奸佞臣所掌控，那麼帶來的危害也是顯而易見的，這套完備的監察系統便會迅速淪為他們打擊政敵、排除異己的工具。

《宋史·秦檜傳》中便對秦檜利用臺諫制度打擊異己進行了記載，如果對手有把柄在自己手中，那自然好說，而對於“無罪可狀”之人，便會強加罪名，

“不過曰謗訕，曰指斥，曰怨望，曰立黨沽名，甚則曰有無君心”

，總之是沒有條件也要創造條件的將對方扳倒。

張浚便曾被秦檜利用臺諫制度進行過打擊，岳飛死後，張浚獨掌樞密院，秦檜害怕對方威脅到自己，於是唆使黨羽江邈“論其罪”，以“圖謀篡奪皇位”的罪名對其進行彈劾，宋高宗趙構雖然出面擔保張浚“無謀反之事”，使得秦檜並沒有得逞，但仍然不太放心將軍權交給武將掌握，於是趁機將張浚罷免，秦檜雖然沒有成功將張浚置於死地，但還是達到了排除異己的目的，“由是中外大權，盡歸秦檜”。（《三朝北盟會編》）

而在利用臺諫制度打擊異己方面，秦檜甚至連自己的黨羽也不放過，原因便是對方威脅到了自己的權力。範同曾是秦檜的黨羽，正是透過秦檜的舉薦他才能夠成為參知政事（副相），然而範同擔任參知政事之後，範同開始“或自奏事，檜忌之”，眼見曾經的黨羽開始逐漸威脅到自己，於是秦檜便指使万俟卨彈劾範同，言其在收兵權之事上“貪天功以為己有”，於是範同“遂罷與祠”。秦檜仍不滿意，於是万俟卨又繼續彈劾，最終導致範同被“謫居筠州”。（《宋史·範同傳》）

而万俟卨自己也沒有逃過秦檜的毒手，在其擔任參知政事後，開始與秦檜逐漸交惡，於是秦檜便指使言官李文會、詹大方接連上奏彈劾万俟卨，万俟卨被迫請辭，宋高宗則令其出守外地。秦檜對此仍不滿意，於是指使給事中楊願繼續歷數万俟卨之罪，万俟卨最終被罷職，不久後被貶到歸州（今湖北秭歸）居住。

秦檜利用臺諫制度打擊政敵的事情簡直多不勝數，原本用來監察百官、糾正時弊的良性制度，制度本來無可厚非，主要還得看使用之人，這種制度一旦落入秦檜這樣的奸佞手中，造成的危害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