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的出土文物裡，要論哪些文物充滿著“震撼的現場觀感”？那必須有“唐朝大鐵牛”。

1989年8月，山西永濟城西15公里的“蒲津渡”遺址上，經過考古人員歷經一年的艱苦打撈，位於黃河古道東岸的四尊“黃河大鐵牛”，終於震撼出土。一併出土的，還有四個“鐵人”與兩座“鐵山”以及一組“七星鐵柱”。其中每一尊“大鐵牛”長三米三高一米五，“鐵人”每尊高一米七五。這麼一群鑄造於盛唐開元時代，歷經一千二百年考驗的“鐵傢伙”，出土時就引發轟動效應，僅發掘現場就有上萬人圍觀。

而後，這些“鐵傢伙”經過一系列保護搶救，被露天安置在“蒲津渡”遺址上，成為今天當地的重要文物景點，更是目前為止中國發現的工藝水平最高、歷史最為悠久的鐵器文物。其生動的風姿和高精尖的古代冶煉技術，至今不知收了多少後人的膝蓋。“黃河大鐵牛出土時一點沒生鏽”的說法，也從此生動流傳，惹來一陣陣嘖嘖驚歎。

但其實，當這些沉睡在泥沙裡的“黃河大鐵牛”重見天日時，現場人們看到的，是這些“鐵牛”“鐵人”鏽跡斑斑的模樣。後來這些“鐵傢伙”們圈粉無數的動人原貌，主要得力於文物工作者們的搶救保護。但比“生不生鏽”更重要的，卻是他們的“重量級”價值——搭橋。

出土“黃河大鐵牛”的山西“蒲津渡”遺址，曾是古代中國北方的黃金渡口，黃河上的第一座浮橋，正是春秋年間（公元前541）年秦公子針在蒲津搭建的黃河浮橋，但蒲津渡急速的水流，讓這類浮橋，也只是適用一時。到了隋唐時代，蒲州（永濟前身）的地位直線飆升，一躍成為大唐“三都”之一。作為連線蒲州與“兩都”的要衝，蒲津渡也需要一座永久而堅固的橋。

而在盛唐開元年間之前，作為要道的“蒲津渡”，雖然也動用了上千艘艦船搭成浮橋。但在黃河高速水流下，這座橋不但不牢靠，每年維修的費用更是巨大，甚至“數至二萬”。關鍵是錢花了還常打水漂：當時比黃河巨浪更恐怖的，是每年初春黃河上初融的冰川，堅硬的冰大塊往往乘著黃河巨浪呼嘯而下，苦心維修好的浮橋往往“艦破橋裂”，甚至被活生生砸斷。開元十二年，忍夠了的唐玄宗終於拍板：得造新橋！用鐵牛！

於是，一系列的“鐵傢伙”，就成了抗擊黃河冰川巨浪的大招：搭建浮橋的艦船，全數改成用總計5400米長鐵鏈相連。東西兩岸各有“鐵人策之”的四尊大鐵牛，還有三十六根鐵柱和四座鐵山，“其牛並鐵柱入地丈餘”。從此後，這伏臥黃河兩岸的鐵牛，就好比鋼鐵打造的臂膀，將蒲津渡浮橋牢牢扛住，任他驚濤駭浪還是恐怖冰川，統統霸氣打回去。這樣一座創造性的“鐵浮橋”，被橋樑學家唐寰澄譽為“世界橋樑史上唯我獨尊的無價之寶”。這樣的“創舉”，在之後的幾百年裡，叫多災多難的蒲津渡變成了通途，更成了中國浮橋建築的嶄新一筆，從盛唐開始，以“鐵傢伙”搭建浮橋成了潮流。黃河長江沿線上，多少有樣學樣的“鐵浮橋”，在宋元明清各朝代裡不斷湧現，以不同形式的“鐵傢伙”，在一個個曾經恐怖的“江口”“渡口”上，搭起暢通無阻的道路，默默改寫中國古代交通史。

而與之相對應，卻是黃河大鐵牛的浮沉命運：從盛唐年間開始，“黃河大鐵牛”扛起的蒲津橋，熬過了數百年的驚濤駭浪。卻在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再度毀於洪水。幸虧僧人懷丙用兩艘載滿泥土的大船拴住鐵牛，利用浮力原理把西岸的三隻鐵牛拉了上來。這段典故，還被改寫成了小學語文課本里的《撈鐵牛》課文，影響了一代代中國孩子。

但自此以後，蒲津橋又扛住了多次黃河大水，卻終於在蒙金戰爭裡毀於戰火，結束了其“黃金通道”的歷史。但元明年間時，中國曆代王朝也曾利用這幾隻鐵牛多次造橋，成就了蒲津關的繁榮地位。直到清代時黃河改道，蒲津渡這才逐漸荒廢，只空餘了岸邊這一堆“鐵傢伙”，在歲月的侵蝕下鏽跡斑斑。1911年，在經歷了一次次泥沙衝擊後，這些曾經書寫輝煌的“鐵牛”“鐵人”“鐵山”終於徹底消失，直到近八十年後重見天日……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已出土的四尊鐵牛，只是東岸的鐵牛，西岸的鐵牛究竟在哪？這依然是個考古學界還在苦苦搜尋的問題。但相信，鐵牛的“團圓”，會在不遠的將來。

而即使是這已經出土的四尊鐵牛等“鐵傢伙”，帶給後人的，不止是其震撼的觀感，更有深藏在其身後的，多少中國歷史“硬核”的資訊。

首先一個資訊，就來自“鐵牛”的造型：“鐵牛”“鐵人”的形態栩栩如生，其造型風格有別於中國傳統雕塑，吸收了外來的寫實技法，護衛“鐵牛”的“鐵人”，更包括了漢藏維吾爾等各族造型。獨特的藝術工藝，恰見證了盛唐王朝海納百川的胸懷。

更“硬核”的，還有“鐵牛”代表的冶煉技術。如此大規模的“鐵傢伙”，每一隻鐵牛都是實心澆築，採用的是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油蠟制模”技術，一次澆注的鐵水就要數十噸。整個的冶煉工程，要用掉鐵錫三十六萬公斤，佔大唐鐵錫產量的近三分之一。如此大工程，更需要諸多的熔鐵爐和鼓風機依次不斷澆注，這不止需要頂級的技術工藝和大量人力物力，更意味著極度嚴密的產業協作。

可以說，這個工程，見證了大唐一次幾乎“傾國之力”的投入，這是一個王朝開創盛世的決心，更生動證明了盛唐的強大——當時擁有這種冶煉技術，能夠完成如此利國利民工程的，唯有大唐一家。核心技術的強國價值，一如默默守護蒲津渡千百年的“唐朝大鐵牛”。

比起這樣的輝煌記憶來，“唐朝大鐵牛”的浮沉，更印證了黃河地理水文千百年的變遷。從唐宋年間的黃金渡口，到元明清年間一次次“大水”“改道”的多災多難。“鐵牛”曾經書寫過“人定勝天”的輝煌，也曾經扛不住大自然的折騰。但無論河道水文變化，無論災荒打擊，這塊土地上的中華文明，卻能夠在一次次災難後浴火重生。看懂鐵牛，也就看懂了中華民族的胸懷、堅韌、智慧，湧起發自內心的深深敬意。

參考資料：譚德睿《黃河鐵牛》、茅以升《中國古橋技術史》、黃國強《論唐開元鐵牛的文物價值》、王澤慶，秦蘭親《唐代黃河鐵牛》、泰克斯特《世界冶金髮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