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牧時代（188－214）：富庶下的暗流湧動
天府殷富
漢末北方混戰多年，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南方一度遠離戰火，因而經濟形勢相對較好。其中，益州的富庶又為人所共知。劉備的三位謀士諸葛亮、龐統和法正，皆從戰略的角度，令劉備覬覦益州的財富。
首先來看諸葛亮。諸葛亮在《草廬對》中明確指出：“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天府”亦即天帝之府庫，無所不有。此詞最早見於《戰國策》蘇秦說秦惠王，所謂“沃野千里”與“天府”，本來是說富庶的關中平原。而將天府首用於蜀中者，蓋即諸葛亮。可見在諸葛亮眼中，奪取益州，除了“險塞”的地利以外，更重要的是益州富庶的經濟條件。
諸葛亮在規劃荊益之時，荊州尚在劉表手中。劉表“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後漢書·劉表傳》）荊州相對安定，加之劉備英雄尚無用武處，因而對劉備來說，益州雖富，此時卻未必誘人。
待赤壁戰後，劉備自領荊州牧，又向孫權求督荊州。然荊州經歷戰火，荒廢殘破，無論是從地緣政治考慮，還是從財政收入考慮，益州都成為劉備眼中的一塊肥肉。恰在此時，龐統為劉備精細規劃了奪取益州之事。龐統認為：“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藉以定大事。”（《三國志·蜀書·龐統傳》裴注引《九州春秋》）簡而言之，益州凡所應有，無所不有。
《續漢志·郡國志五》所載東漢永和五年（140年）戶籍人口顯示，益州確有134萬戶，（個別資料根據葛劍雄《中國人口史》第一卷修正）如果龐統所言“戶口百萬”是指“戶”的話，那麼可能並非誇張。（不過亦有主張此處“戶口”指的是“口”者，如高敏主編《中國經濟通史·魏晉南北朝卷》）而“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的描述，則無疑與諸葛亮的“天府之土”異曲同工。
除了荊州的一龍一鳳，益州劉璋屬下的法正也持此論。張松、法正合謀，使劉璋邀請劉備入蜀抵禦張魯，暗中卻準備迎劉備入蜀取代劉璋。法正見劉備時，也說“資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三國志·蜀書·法正傳》）由此可見，憑益州的財富而成王霸之業，已經是當時有識之士的共識。
不過耳聽為虛，眼見為實。建安十六年（211年），劉備正式起兵入蜀，與劉璋在涪城大會百餘日。這次，劉備真正見識了“天府之土”的真實實力。
時劉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曜日，往就與會”，（《三國志·蜀書·劉璋傳》）派頭十足；且出手非常闊綽，“以米二十萬斛、騎千匹、車千乘、繒絮錦帛，以資送劉備”，（《三國志·蜀書·劉璋傳》裴注引《吳書》）又“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先主並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恐怕自從反曹失敗、離開徐州後，劉備久無緣享此待遇。
劉璋不會想到，自己只會進一步刺激劉備奪取益州的野心。建安十七年（212年），亦即入蜀次年，劉備便起兵南向。益州從事鄭度建議劉璋將“其倉廩野谷，一皆燒除”，（《三國志·蜀書·法正傳》）對劉備實施堅壁清野，再依靠益州雄厚的物質基礎拖垮劉備。然而劉璋不願“動民以避敵”，遂對鄭度黜而不用。
兩年後，劉備進圍益州之治成都。當時成都“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谷帛支一年，吏民鹹欲死戰”。（《三國志·蜀書·劉璋傳》）只是由於劉璋宅心仁厚，不願因為堅守而傷民，故才出城納款。否則以成都的財力，劉備恐要再吃些苦頭才能將成都攻克。
劉璋的益州州府究竟有多富裕，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窺探。
劉備定蜀後，對屬下進行了大規模封賞。“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谷帛。”（《三國志·蜀書·先主傳》）“益州既平，賜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三國志·蜀書·張飛傳》）
我們不妨來計算一下，劉備這一筆賞賜的花費。
東漢金銀比價大約在1：3或1：5，我們取1：5。1000斤白銀，大概相當於200斤黃金，與500斤黃金加在一起，折算下來是700斤黃金。東漢前期1斤黃金大概價值6000到1萬錢，我們保守取6000錢。700斤黃金，至少也要價值420萬錢（實際等值銅幣數量只會更高）。
東漢後期，一匹絲織品的價格在四五百錢，我們取500錢，1000匹就是50萬錢。（以上金、銀、錢價比，見黃冕堂《中國曆代物價問題考述》P2－3，絲織品價格參見該書P78－82）
這樣綜合算下來，500斤黃金、1000斤白銀、5000萬錢、1000匹錦，總共價值5470萬錢。同等賞賜共頒賜給諸葛亮、法正、張飛、關羽四人，總共就是近2。2億錢，這還只是四大功臣，尚不包括“分賜將士”“頒賜各有差”的部分。
當然，這些只是估值，考慮到戰亂、物價變動等，這個數字必然與實際情況有出入。但是亦可從側面反映出，劉璋的益州州府，確實如諸葛亮、龐統、法正等人所說，財力雄厚。
暗流湧動
漢末的益州為何會如此殷富呢？
首先，在東漢時期，益州有良好的經濟基礎。益州，尤其是其核心區蜀地，是新興的經濟區。古代常以人口作為衡量經濟情況的指標，我們以漢順帝永和五年（140年）的人口資料為例。（本《續漢志·郡國志》，據葛劍雄《中國人口史》第一卷P494－499修正資料）
先看戶數。益州以134萬餘戶，名列天下諸州第二，僅次於荊州；其中蜀地五郡（蜀郡、廣漢、犍為、蜀郡屬國、廣漢屬國）近73萬戶，位列荊、益、豫、揚、冀、兗六州之後，屬於中等州水平，甚至超過了青州、司隸、徐州等北方人口大州。而巴郡和蜀郡，在諸郡戶數排名中，名列第四、五。
再看口數。益州以558萬餘人名列諸州第四；其中蜀地五郡295萬餘人，亦在八州之後，仍是中等州水平。蜀郡以135萬人為天下第六的人口大郡。
以縣均人口計，蜀郡11縣，平均每縣12萬餘人，在全國排名第三。
隨著南方經濟的發展，人口還在繼續迅速增長。如永興二年（154年）巴郡太守但望上疏稱該郡有近47萬戶，187萬餘口。（《華陽國志·巴志》）而14年前，《郡國志》記載的巴郡人口還是31萬餘戶，不到109萬口。短短的14年間，巴郡人口數增加了72。7%。如果僅僅出於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長，是絕對不可能的。益州經濟的增長吸引了移民的到來，而移民的到來又進一步促進了經濟的增長。
當然，益州也存在地廣人稀的問題。以蜀郡為例，人口密度為41。66人/平方公里。與北方陳國、齊國這樣動輒在一二百人的郡國相比，蜀郡還是一個新興的地區。
不管怎麼說，在東漢中期，以蜀郡為核心的益州（尤其是益州北部的蜀、漢、巴地區），其經濟發展相當出色，而且潛力十足。這為漢末二牧時代的益州，提供了極好的物質基礎。
除了基礎，劉焉劉璋父子在益州的統治，相對安定寬鬆，這為益州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較好的政治環境。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透過蜀中的貨幣流通情況來窺見一斑。
東漢建國伊始，光武帝劉秀便鑄造五銖錢，此種五銖重3－4克，人稱“建武五銖”。後來漢朝經濟形勢每況愈下，新鑄五銖錢也越來越輕。到漢桓帝以後，社會上出現了大量的剪鑿錢，也就是將完整的五銖錢鑿去外郭，這樣內圈、外郭各自作為一枚錢幣使用。這種剪鑿錢一般重1克，說明當時新鑄五銖錢的購買力也就是1－2克左右，這與東漢初相比已經貶值三四倍。（東漢後期五銖錢樣，可參見《中國錢幣大辭典·秦漢編》）
漢靈帝曾試圖拯救瀕臨崩潰的經濟體系，發行過一種“四出五銖”。四出五銖重2。7－4。6克間，外郭俱在，鑄造精良，是一種相對足值的五銖錢。但是，日益動盪和腐敗的政治環境，使這種努力成為徒勞。特別是在中平六年（189年）雒陽接連發生變亂，直至董卓挾持漢廷西遷長安，改鑄0。5克的劣質小錢後，東漢的經濟體系徹底瓦解。
就在北方一片焦土之時，劉焉、劉璋父子先後統治的益州，卻是另一番景象。大約從劉焉晚年開始，益州開始鑄造發行一種小五銖錢，後世稱為“蜀五銖”。此類錢幣鑄工精整，一般重量亦在2。1－3。7克左右，尤以2。5－2。8克者居多。相比於建武五銖和四出五銖，蜀五銖還是存在輕微的貶值；但已經比漢末減重的五銖錢優質很多，特別與是同時期北方的董卓小錢相比，這種蜀五銖簡直是難得的良幣。蜀五銖堪稱穩定，但總的來說似乎也略見貶值的趨勢，比如湖北鄂州武昌城護城壕就曾出土過1。84克的蜀五銖。（見江建等《六朝武昌城護城壕出土錢幣及相關問題探討》）
當然，人口也好，蜀五銖也罷，只能說明益州富庶，但還不足以解釋益州州府為何如此富有。
東漢以來，豪強經濟發展迅速，國家對民間控制力持續削弱。如此一來，好處是民間經濟發展迅速，社會較之以前更充滿活力；而消極的一面也很明顯，國家控制的編戶齊民有限，財政收入亦有限，對於國家層面的宏觀行為多所不利。在古代帝制社會，國富不一定民富；同理，民富也不一定國富。
比照東漢社會，蜀中富庶，並不意味著益州州府富庶。因而，劉焉入蜀，欲加強州府權力，必然要對益州民間財富動手。由此，也便產生了劉焉父子代表的州府，依靠東州人打壓益州人的事情發生。劉焉曾“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鹹、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犍為太守任岐及賈龍由此反攻焉，焉擊殺岐、龍”。（《三國志·蜀書·劉焉傳》）
與此同時，“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益州州府“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劉璋接掌益州後，因“性寬柔，無威略”，導致“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最終激起益州人趙韙叛亂，賴東州人“鹹同心並力助璋，皆殊死戰”，才將趙韙鎮壓下去。（《三國志·蜀書·劉璋傳》裴注引《英雄記》）這是自劉焉入蜀至季漢滅亡，七十餘年間，益州豪強最大規模的叛亂。
此間兵戈相向，必伴隨著經濟資源的爭奪。這其中既有東州人對益州人的侵奪，亦有州府借東州人之手對益州人的侵奪。益州州府的財富積累，大抵在劉焉時期和劉璋初期完成。
隨著賈龍、趙韙的敗亡，益州豪強的勢力大為折損。州府、東州人同益州人的關係也出現了微妙的變化。劉璋性格“寬柔”，既無爭霸天下的野心，也無大興土木的驕奢淫逸。如此，劉璋便既沒有操作州府機器，繼續向益州豪強汲取資源的能力（即所謂“政令多闕”）；也沒有搜刮財富的動機。觀日後劉備圍攻成都，劉璋投降前夕所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三國志·蜀書·劉璋傳》）劉璋本人雖然能力有限，但確實是一個厚道人。
一個厚道人統治下的益州州府，放緩了資源汲取，這樣與益州人的矛盾自然有所緩和；而東州人無法透過益州州府進一步擴大自己的利益（雖然他們一直在“侵暴舊民”），自然與州府的矛盾逐步升溫。
於是，在益州內，出現了非常奇怪的現象。益州人作為益州州府打壓的物件，對劉璋表示出最大的容忍；而東州人作為益州州府依靠的核心力量，卻準備拋棄劉璋。
既然如此，益州表面上的太平穩定，就無法掩蓋住各方勢力的暗流湧動。打破寧靜，也只是時間問題。而蜀五銖的減重，估計就發生在這一時期。